筹安会策动“请愿君主”及各界反应

“袁世凯要做皇帝”,这是不久前革命党人所作的预言，许多人还半信半疑，但局势的发展比预想的还要快。
1915年夏季的北京，政局动荡不定。“二十一条”交涉刚刚结束，“共和不适于中国国情”之类的流言便不胫而走，哄传一时，而且很快传播到海内外。无风不起浪。社会上的流言，实际上是袁世凯为发动帝制运动而制造出来的。当时，各省将军、巡按使及师旅长等要人，被召陆续进京觐见。袁垂询政情时常常问：“外间均谓共和不宜于中国，汝意以为如何？”各文武官吏除少数吐露拥护共和之意外，大都迎合袁意，表示非改变国体不可。奉天陆军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觐见时，还“痛陈国家安危系于我大总统一人”^[1]。袁氏不仅未加责备，而且一再赐以贵重衣物。
江苏将军冯国璋在北洋将领中辈分最老，进京后，段芝贵等人推他向袁世凯劝进。冯于6月22日觐见袁世凯时说：“外间传说大总统欲改帝制，请预为秘示，以便在地方上着手布置。”袁答道：“你我多年在一起，难道不懂得我的心事？我想谣言之来，不外有两个原因：第一，许多人都说我国骤行共和制，国人程度不够，要我多负点责任；第二，新约法规定大总统有颁赏爵位之权，遂有人认为改革国体之先声，但满蒙回族都可受爵，汉人中有功民国者岂可丧失此种权利？这些都是无风生浪的议论。”他又说：“你我都是自家人，我的心事不妨向你说明，我现在的地位与皇帝有何区别？所贵乎为皇帝者，无非为子孙计耳。我的大儿身有残疾，二儿想做名士，三儿未达时务，其余则都年幼，岂能付以天下之重？何况帝王家从无善果，我即为子孙计，亦不能贻害他们。”冯说：“是啊，南方人言啧啧，都是不明了总统的心迹，不过将来中国转弱为强，到天与人归的时候，大总统虽谦让为怀，恐怕推也推不掉。”袁勃然变色道：“什么话！我有一个孩子在伦敦求学，我已叫他在那里购置薄产，倘有人再逼我，我把那里做我的菟裘，从此不问国事。”^[2]袁世凯喜用权术，所言所行，真假难辨，以致与他长期相处的心腹大将也不是都能猜到他的心思。
冯国璋本来不赞成袁世凯帝制自为，入京后不得已而劝进，听到袁不肯做皇帝的谈话后，立即转告梁启超。前此，梁启超见“国体问题已类骑虎”,于1915年4月请假南下省亲时，曾给袁世凯写过一封信，说：“我大总统何苦以千金之躯，为众矢之鹄，舍磐石之安，就虎尾之危，灰葵藿之心，长萑苻之志。启超诚愿我大总统以一身开中国将来新英雄之纪元，不愿我大总统以一身作过去奸雄之结局。”他恳切要求袁“稍捐复古之念，力为作新之谋”^[3]。袁世凯没有给他满意的答复。他由南方回京，与冯国璋一路北上，试图探听帝制的准确消息。他得到袁对冯的讲话后，便认为袁政府将改行帝制的事或许近期不会发生。
但为时未久，8月3日，袁政府机关报《亚细亚日报》发表了宪法顾问古德诺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共和与君主论》,东京报纸(8月11日)和伦敦《泰晤士报》(9月9日)都先后转载了。古德诺曾于1914年2月发表过《总统制与内阁制之比较》一文，极力主张改行总统制，建立“稳固强硬之政府”。他对炮制袁记新约法“颇有赞助”,因此获得二等嘉禾章。当年夏天，他回美国，在《美国政治科学杂志》上连续发表了《中华民国的议会》、《在中国的改革》等文章，竭力为袁世凯的独裁辩护。当袁要称帝的消息传到美国时，他于1915年7月赶到北京，帮助袁世凯。总统府立即要求他给袁准备一个文件，论述民主和君主政体哪一种最适合中国的国情。古德诺按照他一贯的观点，很快地完成了《共和与君主论》一文，鼓吹实行君主制。他说：“中国数千年以来，狃于君主独裁之统治，学校阙如，大多数之人民智识不甚高尚，而政府之动作，彼辈绝不与闻，故无研究政治之能力。四年前，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结果。”他断定中国将来必因总统继承问题“酿成祸乱”,“如一时不即扑灭，或驯至败坏中国之独立”。他的结论是：“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4]
袁世凯称帝所采取的手段，大致是四年前攘夺临时大总统的故伎重演，即暗中示意心腹爪牙四出煽动，而他却不露声色，装出超然事外的样子。在古德诺文章发表的同时，内史监内史夏寿田转告杨度说：袁世凯打算让他出面组织一个推动帝制的机关。杨度与袁克定关系十分密切，曾吹捧袁克定是当代的唐太宗李世民，而自比于谋臣房玄龄、杜如晦。本来他早已预闻帝制密谋，得悉袁世凯的旨意后，即于8月初到总统府觐见，由夏寿田陪同。当谈及君宪问题时，杨说拟组织一个机关鼓吹。袁假惺惺地说：“不可，外人知我们关系，以为我所指使。”杨故作正色说：“度主张君宪十有余年，此时如办君宪，度是最早之人，且有学术自由，大总统不必顾虑。”他又反复推论，词气颇激昂。最后，袁说：“你可与少侯(孙毓筠字)等谈谈。”杨退出，便赶忙串联了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及严复，于8月14日联名发起成立“筹安会”。
孙、李、胡、刘四人都曾参加过同盟会，是名噪一时的革命党。刘师培于清末已变节投靠两江总督端方，充当密探，因志行隳丧，为知识界所不齿。1913年他应山西都督阎锡山之邀，充当都督府高等参议，次年由阎举荐给袁世凯，入京担任总统府咨议、参政院参政等职。其他三人原是国民党的知名人士，二次革命后公开变节，倒在袁政府一边。袁党特地选定这些人发起“筹安会”不是偶然的，其目的无非是要表明恢复帝制并不是北洋一派的私意，而是全国各界的共同主张，就是过去的革命党人也改变了调子。杨度用了许多手段把严复列为发起人。严复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名流，清末主张君主立宪，民国成立后，并不反对袁世凯做总统。袁世凯对严复也颇重视，先任命他为京师大学堂总办，不久辞职，又先后被聘为总统府高等顾问、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等职。严复列名筹安会，使袁世凯“极为欢悦”^[5]。但严复却不肯动笔鼓吹，推波助澜。这不是因为他不赞成帝制，而是他迟疑不决^[6]。筹安会的中坚人物是杨度和孙毓筠，其余四人都是被拉来装点门面的。8月23日，由杨度亲自起草的筹安会宣言公开发表，筹安会宣布正式成立，在石驸马大街设立事务所，杨度为理事长，孙毓筠为副理事长，严、刘、李、胡四人为理事，此外还有名誉理事和参议若干人。
在筹安会宣言里，杨度引述了古德诺的谬论以后说：“彼外人之轸念吾国者，且不惜大声疾呼，以为吾民忠告，而吾国人士乃反委生任运，不思为根本解决之谋，甚或明知国势之危，而以一身毁誉利害所关，瞻顾徘徊，惮于发议，将爱国之谓何？国民义务之谓何？我等身为中国人民，国家之存亡，即为身家之生死，岂忍苟安漠视，坐待其亡。用特纠集同志，组成此会，以筹一国之治安。”^[7]除宣言以外，杨度、孙毓筠、刘师培等又连续抛出鼓吹帝制的文章，如《君政复古论》、《国情论》、《唐虞揖让与民国制度之不同》等等，掀起所谓“讨论国体”的轩然大波。他们的文章五花八门，像样的却极少，其中杨度的《君宪救国论》(署虎公)可算是有代表性的一篇。据说，《君宪救国论》早在1915年4月间就已定稿，曾由夏寿田呈送给袁世凯。这篇洋洋万言的文章，道出了袁氏的心声。袁阅后赞赏不已，钦定为帝制派的理论纲领，曾交徐世昌和梁士诒等传阅，并提笔疾书“旷代逸才”横幅赏赐杨度。后来，段芝贵又将杨文付印，广为散发。
杨度认为国家必须定于一，才能安定；在安定的环境中才能立宪，才能致富强。他把辛亥革命以来袁世凯专制独裁所造成的战乱和危机，硬说成是实行共和的结果。他杜撰了两个论据，妄图证明只有实行君主制才能救中国。其一，大意是说中国人程度低，共和决不能立宪，只有君主才能立宪，与其共和而专制，不如立宪而行君主。按照杨度的论据，仿佛袁氏之所以专制是因为共和的缘故，只有把皇冠奉献给袁世凯，才能换得宪法。这种骗人的逻辑自然不能使人信服。其二，和古德诺说的一样，认为共和国选举总统时容易发生变乱。他说：“非先除此竞争元首之弊，国家永无安宁之日，计唯有易大总统为君主，使一国元首立于绝对不可竞争之地位，庶几足以止乱。”这种言论也是帝制派持之最力的。他们把几千年的世袭君主制当成中国国情的一部分，认为总统选举会扰乱人心，不合中国国情，只有改行帝制才能固国本而救危亡。
筹安会的出现，引起人们普遍的不安和愤慨。虽然筹安会挂出来的招牌是“学理讨论”,但人们一眼就看出了他们搞的不是学术，而是政治投机。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和海外华侨中，反对恢复帝制的人纷纷著文或写信声讨筹安会，对其谬论进行抨击。开始这些言论大致可以分为二类，一类既声讨筹安会，也不放过袁世凯。他们准确地看出筹安会不过是袁世凯帝制自为的舆论工具。这些人大都是革命党人或海外的华侨，如上海的革命党人发起组织“共和维持会”,发表“维持共和国体宣言”;孙中山在东京发表了讨袁宣言，等等。另一类则仅仅反对筹安会，不涉及袁世凯，而且有不少函电是直接给袁世凯的，要求他下令取消筹安会。这些人大都是进步党人或比较明智的北洋官吏。他们之中的一些人由于受蒙蔽，真以为袁世凯与筹安会无瓜葛，大部分人则是从策略考虑的，在高压手段下，他们不敢揭露袁世凯，而把矛头仅对准筹安会。一般来说，他们的主要论点是：新约法规定开明专制，袁世凯已握有极大的权力，由此便可以致富强；如改行帝制，对内召乱，对外召辱，又使袁世凯背誓失信，必然要“动摇国本”。当时报刊上这类言论颇多，尤以汪凤瀛的《致筹安会与杨度论国体书》和梁启超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两文著名，皆传诵一时。
梁启超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于9月3日发表在北京英文《京报》中文版上。次日，《国民公报》转载。接着上海《时报》、《申报》、《神州日报》也相继于6日刊出。7日，天津《大公报》转录。10月1日，昆明《觉报》全文转载。这样，此文便很快传遍全国各大城市。该文共万余言，一开始梁氏就表示，作为立宪党之政论家，他反对在共和国体之下鼓吹他种政体。他说：“立宪与非立宪，则政体之名词也。共和与非共和，则国体之名词也。吾侪平昔持论只问政体，不问国体。故以为政体诚能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不可也。政体而非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可也。国体与政体本截然不相蒙。谓欲变更政体，而必须以变更国体为手段，天下宁有此理论！”他指出，所谓“国体一更，政制即可随之翻然而改，非英雄欺人之言，即书生迂阔之论耳！”对于所谓“选举总统时易生变乱”的说法，他认为“此诚有然”,但新公布的大总统选举法已有所补救，袁世凯事实上已成为终身总统，无论传贤传子，纯属其自由。他说：“代代总统能如是，虽行之数百年不敝可也。”
梁启超企图以自己的文章打动袁氏，他征引中外历史上的许多事例来说明：一旦君主制被共和制替代，则君主制在事实上很难恢复。他说，共和制在中国曾酝酿十余年，实行已四年，“当其酝酿也，革命家丑诋君主，比之恶魔，务以减杀人民之信仰。其尊渐亵，然后革命之功乃克集也。而当国体骤变之际与改变之后，官府之文告，政党之宣言，报章之言论，街巷之谈说，道及君主恒必以恶语冠之随之，盖尊神而入溷牏之日久矣。今微论规复之不易也，强为规复，欲求畴昔尊严之效，岂可更得？”最后，他向帝制派呼吁：“今日对内对外之要图，其可以论列者不知凡几，公等欲尽将顺匡救之职，何事不足以自效？何苦无风鼓浪，兴妖作怪，徒淆民视听而贻国家以无穷之戚也。”^[8]
梁启超虽然仍立足于劝说的立场，对帝制派谬论的批判不彻底，对袁氏也还留有余地，但他坚持共和制度，反对恢复帝制的态度是鲜明的。由于梁启超的社会地位和他敢于公开讲出官场上一些人想说而又不敢说的话，因此文章发表后，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据当时报载：9月3日的“英文《京报》汉文部之报纸即日售罄无余。而凡茶馆、旅馆因无可买得，只可向人辗转抄读。又有多人接踵至该报请求再版。后因物色为难，竟售至三角，而购者仍以不能普及为憾。及次日《国民公报》转录，始少见松动。然《国民公报》因限于篇幅，不能登完，故四、五两日每至一机关一社会集合场所，则见彼此见面即问：‘君有三号之《京报》否？今昨日之《国民公报》亦可。’于是，此两日《国民公报》之销场比之三号之《京报》又加多，盖传播绍介之力速于置邮。如此直至六日，购者仍接踵而至，而该报实已无余，乃宣言准于今日(七日)将梁氏之文单印发售。此两三日间，《国民公报》销路畅旺，为向来北京报纸所未有”^[9]。
筹安会引起的愤慨，还表现在有不少人上书政府，要求依法惩办杨度等人。8月15日，贺振雄呈肃政厅代呈袁世凯，恳请将“杨度等一干祸国贼明正典刑，以正国是”。17日，李彬致书袁世凯，要求取消筹安会。18日、19日，先后有李诲、周震勋呈大理院总检察厅，请求将杨度等“按律惩办，宣布死罪”。这些人的理由大致是，杨度等人在中华民国公然鼓吹帝制，“扰乱国政，亡灭中华，流毒苍生，遗祸元首”,“其用心之巧，藏毒之深，喻之卖国野贼(诬指孙中山、黄兴),白狼枭匪，其计尤奸，其罪尤大”,因此总检察厅应当检举，肃政厅应当纠弹。总检察长罗文干接到呈文后，对司法总长章宗祥说：“筹安会研究国体，越出法律范围，法官不能不干涉。”章说：“此责任却负不起，待与内务总长商酌办法。”罗文幹见筹安会有后台，无法检举，乃以母病请假离京，到广东后即提出辞职。肃政厅比总检察厅要勇敢一点。为了讨论筹安会问题，都肃政史庄蕴宽召集肃政史开特别会议，议决呈请袁世凯“迅予取消，以靖人心”。袁批令内务部“确切考查”。当有人问到政府对筹安会的态度时，内务部表示：“筹安会乃积学之士所组织，所研究君主制与民主制优劣，不涉政治，苟不扰乱国家治安，则政府未便干涉。”
袁政府对筹安会不仅不加干涉，而且尽心保护。筹安会一成立，京师警察厅就派警察到筹安会事务所和杨度等六人的私宅，守门站岗，荷枪实弹，盘查出入；对那些为反对筹安会而成立的群众团体，如国体研究会、治安会等，则百般刁难，不准立案。筹安会成立后，立即剥去了“学理讨论”的外衣，派专员四出活动，策动湖南、吉林、奉天、湖北、安徽等省组织分会，遥相呼应；并通电全国，要各地文武官吏和商会团体速派代表进京，“讨论”国体。由于有段芝贵等人密电策动，各省文武官吏函电交驰，大都阿从附和，纷纷派代表进京，加入讨论。没过几天，筹安会就通电全国说：各省机关及各团体代表投票议决，“一致主张君主立宪”。于是，在京各省文武官吏的代表便分别组成“公民请愿团”,向参政院请愿。这些所谓“请愿团”的领衔人，大都是各省的袁党或被收买的社会名流：直隶为曹锟、刘若曾，奉天为张作霖、冯德麟，江苏为沈云霈、徐邦杰，河南为赵倜、唐天喜，安徽为段芝贵、姜桂题，山东王锡蕃，陕西张风翙，福建陈壁、梁鸿志，湖南杜俞、叶德辉，京兆恽毓鼎，等等。与此同时，梁士诒、张镇芳、朱启钤、周自齐等一些政府要人也在幕后策动请愿。特别是梁士诒，帝制发动之前不久，其手下的干将叶恭绰(交通部次长)、赵庆华(津浦铁路局长)和关赓麟(京汉铁路局长)都因营私舞弊被肃政厅参劾。袁世凯申令“停职查办”,交通系岌岌可危。一日袁召见梁士诒说：“参案本有君在内，我令去之。”^[10]及帝制公开，梁士诒开始迟疑不决，但很快就跟上形势，把请愿帝制视为重新邀宠和保住交通系势力的时机，于是筹集巨款，收买各方，组织请愿。不几天，北京就出现了形形色色的请愿团，如京师商会请愿团、商务总会请愿团、教育会请愿团、北京社政进行会、妇女请愿团、乞丐代表请愿团、人力车夫代表请愿团、孔社请愿团，等等。这些请愿团和筹安会的各省请愿团一起，同时向参政院投递请愿书，掀起了请愿实行君主的风潮。请愿书大都是筹安会代办的，内容千篇一律，都是什么“非速改君主之制，不足以救苍生，保中国”,什么“父老兄弟苦共和而望君宪”之类的表示拥戴之辞，好像不改共和制为君主制，中国就会立即亡国，老百姓也一刻不能生存。
参政院从9月1日起，开会讨论请愿团的要求。杨度、孙毓筠、梁士诒、沈云霈等人都是参政，又是请愿团的策动者。他们原打算一鼓作气，让袁世凯黄袍加身。但是，袁氏突然于6日派杨士琦为代表到院宣布说：作为中华民国的总统，他有维持共和国体的责任。他说：“本大总统所见，改革国体，经纬万端，极应审慎，如急遽轻举，恐多窒碍。本大总统有保持大局之责，认为不合事宜。”但接着又表示：“至国民请愿，要不外乎巩固国基，振兴国势，如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自必有妥善之办法。”^[11]袁氏的宣言，语意含混，自相矛盾，一度造成混乱。不少人看出他“词意赞成改革，实已昭然若揭”^[12]。但也有人误以为他不赞成帝制，以致参与帝制密谋的袁党，不得不密电向这些人解释说：“报载大总统派员到参政院发表意见，所言各节别有用意，请勿误会。我辈主张君主，宗旨仍旧，一力进行，万勿松懈。”^[13]袁世凯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不赞成急遽轻举，而要通过另造民意机关，把帝制运动放慢一点，以便使国内外都知道他对做皇帝并不热衷，但不能不尊重“民意”。
于是，梁士诒、张镇芳、杨度、孙毓筠等人，秉承袁氏旨意，收买各请愿团，组成全国请愿联合会，以沈云霈为会长，张锦芳(张镇芳之弟)和那彦图(蒙古亲王)为副会长，于9月16日向参政院呈上第二次请愿书，要求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次日，参政院开会议决并咨请政府，于年内召开国民会议，或另筹其他妥善办法。袁世凯遂于25日发布申令，11月20日召集国民会议，议决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