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政治与文学的关系

宋元明清这四个朝代都是封建统治的时代，但是封建统治者的民族不同，统治政权的机构和政治措施也不完全相同，这对于学术文化的发展，对于文学的发展，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先谈两宋时期。
赵匡胤统一中国，结束了五代十国纷乱分裂的局面。统一对于人民是有利的，在北宋初年也达到一个小康的局面。不过赵宋王朝的建立，不是由于农民起义，没有经过土地的重新分配，所以阶级矛盾始终尖锐。土地集中于大地主、官僚地主手里，而官僚地主是免赋税的。政府养着庞大的军队与官僚机构，重担压在农民头上。“恩逮于百官，惟恐不足；财取于万民，不留其余”。农民多数没有土地，而是佃农，遇到灾荒，便大批流亡。像《水浒传》所描写的“官逼民反”的情况，正是宋代社会的典型描写。北宋虽然是统一的国家，版图却很小，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同时尖锐地存在着，从来没有像大唐帝国那样的强盛，有个开元盛世。赵匡胤鉴于五代藩镇之祸，杯酒释兵权，削弱地方势力，把政权、军权、财赋的收入都集中于中央，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这样，固然没有像唐代节度使的专横局面，可是也缺乏足以抵抗外族侵犯的武装力量。宋代政治的特点是重文轻武，整个国家很弱。北宋时期有契丹和西夏威胁，统治者以金钱岁币来购买和平，成为一贯的政策，常常屈膝求和。以至于北宋王朝亡于女真人的入侵，而南宋局促于小朝廷的局面，最后亡于蒙古人的统一。宋朝基本上是既贫且弱的一个国家，国力不开张。反映在文学上是宋人的文学一般地说是比较的质实朴素。进步的作品是反映阶级矛盾的、描写民生疾苦的作品以及南宋时期鼓吹恢复中原的爱国主义的作品。唐代文学不少积极浪漫的、豪放的作品，而宋代文学豪放如苏轼、辛弃疾，同李白不一样。苏轼豪放中带平淡，且有消极成分，辛弃疾豪放带牢骚抑郁。唐宋两个时期的文学风格不相同。宋代文人的思想和风格，接近于杜甫、韩愈、白居易、陶渊明，整个时代是内忧外患严重的时代。
宋代重用文人，宋太祖说：宰相须用读书人。同时，科举制度有进一步的发展。唐朝科举考试，进士科每科录取不过三四十人至七八十人，而宋朝三年一开科，每科录取进士是唐代的十倍，多至七百人。宋朝用糊名考试，使得录取公平，无援引势力的弊害。又实行天子亲自主考的御试制度。科举制度有其积极的一面，这样出身寒微的子弟也可以上登朝廷，进献改革政治的策略，出来做地方官也比较的能够体谅平民的苦痛，作些善政。读书人对于国家的责任感增强，例如出身于寒微的范仲淹，有政治改革的建议，在王安石以前，为最有抱负的一个人。有名的《岳阳楼记》中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充分表现了士大夫对于国家的责任感。宋朝制度，录取进士后，即能参加政治，得一中央官职，而派往外地做州县官，往往三年一转，不是老在一个地方。宋代文人大都进士出身，在外面都做地方官，见闻阅历广。他们的诗文能够反映现实，能够描写山水、风土人情、日常生活，切近实用。这类官僚，直接属于中央，都能自立，这和唐代文人多漫游，多干求，多游幕生涯，是大不相同的。
进士制度另有其消极的一面，就是一般人多追求功名富贵，读书人都要博取一第。集中于汴京、杭州的秀才们应进士试者每年有一二万人。宋代文人很少有“隐士”,有退隐思想也大抵怀萌于做官之后，或不得志，或受人排挤。宋代文人的思想常是儒家与道家的矛盾统一。
宋代的科举制度，考经义、诗赋、策论。一般说来，宋代文人学问比唐代文人好。他们研究经学、子学、史学、文学，像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南宋的朱熹，都是博极群书的人。王安石是文人，而且是经学家，欧阳修是文人，且是史学家。
宋平南唐和西蜀后，把江南的书籍移运到北方来。汴都皇宫里面积聚了许多古书。所谓崇文院三馆之书并秘阁书一共三万卷左右。虽比唐开元时少了不少(唐开元时内府藏书有八万卷),但久乱之后，还能保存和收集这些古书，仍是有相当贡献的。文人可以到内廷书馆中去看书。大约980年左右(宋太宗时)由宰相李昉领衔主编了两部大书：《太平御览》(大型类书)和《太平广记》(唐以前小说、杂记的总汇)。
同时，推进学术研究的，是印刷业的发达。雕版印刷，萌芽于隋唐，唐代已有佛教经典、历本用木刻印刷的。但是一般书籍只有抄本流传。直到北宋时期，木刻印书方始普遍流行。大量的古书印刷出来，由书商书店贩卖，并且流传到外国，大大促进文化事业的发展。看古书方便了。至今我们讲求版本，看重最早的宋版书。像苏轼的诗文，在他生前已经有文集流传。宋代文人除了写诗和散文以外，也喜欢写笔记，展示各方面的学问。如沈括的《梦溪笔谈》有多方面的科学知识，同时也有诗话、掌故。他在这本著作里记述了宋仁宗庆历年间(1040年左右),平民出身的毕升，发明了先进的活字印刷术，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宋代印刷业的发展对推动学术研究和文学传播的作用。
在宋代，教育比较普及(当然还只是普及到地主阶级和城市居民),在各州县设立学校，同时也有私人讲学的书院制度。庐山的白鹿洞书院，登封的嵩阳书院，长沙的岳麓书院，归德的应天府书院，在山林间创建藏书讲学之地。在唐代，佛教寺院有佛学大师讲佛教哲学，建立宗派。在宋代，则有书院讲学，讲儒家经典与儒家哲学。我们可以说，到了宋代是佛教哲学衰，而儒家哲学兴。这些哲学思想家们，讲说他们的宇宙观，说“道”和“理”,因此称为道学家和理学家。北宋有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南宋有朱熹、陆九渊。其中周敦颐是道学家的开山祖，从研究易学出发，写出了发挥他的辩证法的《太极图说》,而他基本上是唯心论者。张载有唯物的成分。二程是纯粹唯心论者，认为“心即道也，在天为命，在人为性”。他们肯定一个形而上学的从古至今不变的“道”,也就是肯定了封建社会制度永久不变。朱熹是折衷派，唯心唯物、精神(理)物质(气)的二元论者。陆九渊是主观唯心主义者。
批判程朱理学思想的，有南宋的思想家叶适，他反对唯心主义，认为“天下何物非道”,专谈道德性命的理学家是最无学问、无知识的人。陈亮是朱熹的朋友，同朱熹学说不同；他也是辛弃疾的朋友。他们都有爱国思想，激烈地主张抗金的。陈亮的学派称为功利主义。
宋代的道学家和理学家，其理论主张都涉及文学。像周敦颐就提出过“文以载道”的口号，主张以文辞为艺，道德为实。重实而轻艺，已有否定文学的倾向。进一步为二程，则认为“作文害道”,根本否定文学，视为文为玩物丧志。唐代韩愈结合文学与儒学，合文统与道统，到这里文与道便分道扬镳了。理学家的影响，是阻遏文学的发展的。但在另一方面，理学家都有语录，用白话，他们的意思是要质朴无华，对于白话散文的发展，有些贡献。
概括说来，宋代的文学家，很看重思想，反对浮华雕琢的文学语言。宋代是散文发达的时代，有名的唐宋古文八大家，唐代二人，宋代六人。宋诗也有它的特色，语言朴素，抒情中间带说理的成分，甚至于有完全说理的诗。不但诗有散文化的成分，而且宋人所作的赋，也多用散文的流畅的句法，以变化汉唐时代的平板的句法。宋代诗歌(即韵文，抒情诗),除了五七言诗以外，发展了长短句形式的词曲。
所谓词，当时也称为小曲。唐人唱诗，绝句容纳在大曲里面。而小曲是各地域的地方俗曲，称为小曲。文人作词以付伎人歌唱，多相思别离的题材，也有描写景物和倾诉个人情感的抒情诗。因为是长短句形式，而当时是结合乐曲歌唱的，所以称为词。一般地用之于宴会酒席作为侑酒之曲，也称为“令”。因为唐词，亦称为小令。
词经过晚唐五代，到了宋朝，变为最主要的文艺体制。宋代词家之多，不可胜数。在体制上，除短小的小令外，还有较长的慢词，这是跟着乐曲的发展而产生的。宋代有教坊伎、官伎、营伎。文人官僚宴会，有伎侑酒，往往即席填词付歌。而一般说来，宋词成为抒情诗的一种体制，也是必需配合音乐歌唱的。如柳永的词都能配合乐曲。而苏轼的词，只是抒情诗而采取长短句形式的一体。宋人的诗多说理，加典故，抒情意味减少，而且也比较难读了。宋词是新鲜的、流动灵活的抒情诗，为我们所喜爱。但是我们不能像胡适一样，认为有了词，白话的活的文学，宋诗便是死文学。因为词也有它的缺点，体制太短，并且拘束于声调格律，内容也有局限性。五七言诗，可长可短，内容广阔，反映社会现实的面比较的广。
词发展到南宋为止。到了元代，词就很少能歌唱了，元代有曲代兴。词曲本来是一个东西。不过是那类俗曲的时代不同。唐宋时代小曲的歌词称词，元明以后小曲的歌词称曲。在文学史上就这样分别的。
词的连章，大曲(内廷、教坊),带舞。鼓子词、缠达、诸宫调，对戏曲发展有影响，尤其是诸宫调，所结合的是民间俗曲。
下面讲宋代的民间文艺。
由于宋代手工业、商业的发达，都市繁荣与城镇的发展，兴起了市民阶层的文学。手工业矿冶、纺织(开封、洛阳、润州、梓州等地)、瓷器，大都是官办的，属于封建经济的范围。钱币中交子的出现，促进了商业资本的流转和累积，有了大商人和行会的组织。都市繁华，各类商店、酒楼的景象，《东京梦华录》、《梦粱录》、《武林旧事》中均有记载。
宋代，戏曲演出有了舞台———勾栏，看戏的有了固定的场所———瓦肆。城市市民有了娱乐地点，对民间文艺的发展无疑有很大的作用。宋代民间文艺，有说唱文学、戏剧、小说等。说唱文学如诸宫调。汴京孔三传，在熙宁、元丰间，始创诸宫调古传，士大夫皆能诵之，可惜失传了。董西厢是金代的作品。这类文艺是结合俗曲与小说(传奇、灵怪等)故事，创作出长篇的唱本，入曲说唱。戏剧有杂剧、傀儡戏、影戏等。杂剧为金元杂剧的前身，以大曲、诸宫调为歌曲，而敷衍故事，加以扮演的。今存南宋时期官本杂剧二百八十本的目录(见《武林旧事》卷十),为当时教坊所演，也供奉内廷。可惜这些剧本都未能保存下来。在浙江温州，有永嘉杂剧，在南宋时期发展，称为南戏，乃是地方戏的一种。长本的，用南曲，为传奇的前身。
小说起于说话人，说小说(短篇的),讲史(长篇的)。师徒相传，全用口语，是白话文学。人民大众的语言提炼成后来白话小说的文学语言。宋代的话本有保存下来的，不过大部分经过元明人的改写。以后再细讲。
元代
宋代是文治的朝代，武力很弱。北宋与辽、西夏共存，苟安纳币，后来受女真人的压迫，偏安江左，把全国土地沦陷了一半。蒙古族强大起来，先吞并女真人的金国，再灭亡了南宋，建立了封建帝国元朝。此前，蒙古族还处于氏族社会的阶段，其部落游牧经济与宋代高度发展的封建农业经济根本要求不同，所以统一中国之后，原有的农业经济遭受到重大的破坏。军队所至，庐舍全焚，金城尽毁。尤其是北中国，大量农田，化为牧场。建立帝国之后，蒙古族才从氏族社会跃进为封建社会，对农业生产有所重视，但对于两宋以来高度发展的封建经济和文化，已经起了破坏作用和倒退作用。中原民众大量被屠杀，或充作“驱丁”(近于奴隶的农奴)和奴隶，大大降低了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蒙古人对于有手艺的工匠是不杀的，编为匠户，使之成为工奴。对于读书人是轻视的，往往加以杀戮。读书人为了逃避杀戮，冒充工匠，或者出家为道士，或者加入苦役、奴隶的队伍之中，或入于医卜星相一流。
蒙古族统治中国以后，把各族人民分为四大类：蒙古人最贵；色目人(西域各族人及西夏人)次之；汉人(北中国原金人统治地区的汉人)、契丹人、女真人(即辽、金人)、高丽人又次之；南人(南中国的汉人)最贱。种族歧视很深。蒙古人、色目人是统治者，占有大量的土地，做大官。大商业操于色目人之手。汉人、南人只能做吏，很少能做到大官的。
蒙古人信仰佛教，对于道教也是重视的。社会人士有十等之目：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儒生沦为九等，接近于乞丐(这类儒人，是自由职业的读书人、教书先生、卜相之类)。有一个时期，科举制度停止了，知识分子往上爬的阶梯被撤除了好多年。文人没有出路，诗和古文写作也消沉了。失意不得志的文人，投身到市民文艺界来，从事杂剧创作，前后一百年中有六十多位剧作家，产生了五六百种杂剧本子，保存到现在的还有一百七十余种，可见这时期戏曲文学蓬勃兴盛。成就最高的剧作家是关汉卿。他的《窦娥冤》替一个遭受着种种迫害、结局悲惨的女子控诉；《救风尘》表扬了下层阶级女性的智慧和义侠精神；《鲁斋郎》写恶霸地主的横行霸道而自食其果。这些都是暴露社会的不平等、宣泄人民感情的现实主义杰作。王实甫写作了长达二十折的《西厢记》,把一个古老的大胆反抗礼教的爱情故事搬上剧坛，深深感动了青年男女的心。
明代
朱元璋开国，采取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废除宰相制，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皇帝用一秘书来办事，名为大学士，听御命而已。皇帝无法管理万务，到后来有的皇帝长时间不亲政，所以政权落于宦官之手。明朝是奴视大官的，动不动用廷杖，官员士气消沉。程朱理学成为官方哲学，顽强地为封建秩序服务。王阳明虽然也是唯心论者，但他的思想中也有合理因素，即反传统反权威的思想，这对明晚期反传统的李贽以及公安派的文学革新运动是有一定影响的。科举是一种选拔人才的考试制度，到了明代，科举以经义八股取士，考试以四书、五经为题，要求“代古人语气为之”,即所谓代圣人立言，知识分子不必有自己的思想。所以，明代的读书人思想迂腐不堪，热衷仕进的知识分子受“八股”文的毒害，创作不出优良的文学作品。明初盛行一时的台阁体诗文，不过是些平庸空泛、粉饰太平的作品。就是一些讥议时政的文学家，他们反对萎靡文风，主张继承唐宋两代的古典诗歌和秦汉古文风格的，也只是苦心摹拟前人，没有多少开创的成就。当然，一些对现实不满和同情劳苦大众疾苦的文人，也写过一些“在摹仿古调中，自有精神意象”的诗歌以及有情致的散文。晚明时期，反传统的文学家主张文学“独抒性灵”。在他们影响下，小品文发展起来，在文学史上是著名的。至于戏曲和小说，由于大众的爱好，继续向前发展。第一流的剧作家汤显祖，是一个不肯为统治阶级服务，为了厌恶政治逃避到文艺之宫的人物。他创作的四个剧本，称为“四梦”,以《牡丹亭》最为有名。康海的寓言剧《中山狼》讽刺人生，徐文长的《四声猿》诙谐痛快。这几位剧作家都是反抗庸俗、抱傲世态度的文人。小说方面，罗贯中的《三国演义》,这部历史小说最普遍地流行人民大众中，就是不识字的农民也都熟悉这部书里的英雄人物和战争策略。同样普遍流行于人民大众中，而思想性、艺术性更为高超的是施耐庵的《水浒传》。唐僧玄奘到印度取佛经的故事也经历酝酿三四百年，到吴承恩笔下成功了小说《西游记》。而《金瓶梅》是一部不借助于说书人流传的话本、而单靠作家苦心经营结构的写实小说，它赤裸裸地暴露了明代中叶堕落的社会现实。
清代
农民起义把明朝的专制统治推翻，摇撼了腐朽的上层社会，但是满洲贵族乘机入关，取得中央政权，开始了清朝的统治。清初对于有名的文人，用威胁利诱的政策，一方面兴文字狱，一方面开博学宏词科。科举考试用八股文章取士，牢笼尽一般读书人。古典散文和古典诗词兴起了不少派别，也有“神韵说”、“格调说”、“性灵说”各种文学主张出现，给创作以影响，出现了一些杰出的作家。比之明朝来不是没有进步，但到底缺乏独创的风格，比不上唐宋两代大作家。在戏曲方面，孔尚任的《桃花扇》是哀悼明代亡国的一部有意义的历史剧，洪升以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故事，创作出一部五十出的大剧本《长生殿》。在小说方面，蒲松龄承继唐代“传奇”作家的作风，用文言体来写短篇小说，不落俗套，新鲜而又别致。他的《聊斋志异》所写的大部分是狐鬼故事，他把狐鬼人情化了。读者会感到狐鬼非常有人类的热情，反显出社会上的人像狐、像鬼，颇有恢谐讽刺的意味。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专门描写在科举制度下一般读书人的庸俗可厌，封建地主的剥削贪鄙，给社会各阶层以深刻的讽刺。同时代的曹雪芹花十年的精力还没写完一部巨大的长篇小说《红楼梦》。小说以贵族青年的爱情为线索，男女主人公宝玉和黛玉的爱情悲剧表现了自由恋爱与家长制封建势力的矛盾，不单是爱情与礼教的冲突，更是新的思想、真诚的感情与整套封建制度、封建秩序的冲突。小说不依靠热闹的传奇性的情节来吸引读者，作者高超的艺术手腕表现在人物性格的雕塑上。它完整的结构、众多性格各异的美好的女性典型形象、细腻深刻的心理描写，已经合于世界文学中近代小说的风格，使中国小说的发展达到了新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