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书纪年

原称《纪年》,因北魏人郦道元注《水经》引用其文，冠以“竹书”二字，才有《竹书纪年》之称。编年体史书。十三篇。作者和成书年代不可考。
《竹书纪年》是晋太康二年(前281年)河南汲郡(今河南汲县)人不准盗掘战国时魏襄王墓发现的。共得竹书数十车，文字皆先秦之蝌蚪文，用漆书写。晋武帝令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和峤、著作郎束晳、镇南大将军杜预等编次整理，得十六种古书，七十五篇，其中七篇残缺。《竹书纪年》被改写为当时通行的隶书，并编入《中经》(目录书)。
《竹书纪年》有古本和今本之分。从汲冢墓中发现的是古本。唐朝以后，古本《竹书纪年》逐渐散佚，至南宋，仅存三卷。明嘉靖年间，又出现了完整的《竹书纪年》上、下两卷，后人称之为今本《竹书纪年》。据清钱大昕考证，证明今本是伪托的，不是晋时汲郡墓中所得。清姚振清在《隋书·经籍志考证》中认为此书是明人范钦所伪作，并假托梁沈约作注。今本《竹书纪年》虽为范钦伪托，实际是他辑录各种古书所引证的古本《竹书纪年》之文，不过有些增删，并伪造一部分，内容并非全不可靠。“古本”与“今本”的区别在于： (一)“古本”叙事起自夏代，而“今本”叙事则起自黄帝。(二)“古本”用夏历，而“今本”用周历。(三)“古本”谓“夏年多殷”,而“今本”谓夏为四百七十一年，殷为四百九十六年，殷多于夏。
《竹书纪年》采用编年体，在春秋以前的上古史书中用编年体编写的历史的很少。流传下来的仅有《左传》、《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
《竹书纪年》所记内容，起自夏禹，继述夏、商、周之事。但至周宣王以后，则特记晋国之事，晋灭以后，又特记魏国事，至魏襄王二十年。
《竹书纪年》记载了上古的重大历史事件，如“舜囚尧”、“夏年多殷”、“益干启位、启杀之”、“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共伯和摄行天子事”等，还有对殷商的记载也很重要，“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緜臣杀而放之。是故殷王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灭之，遂杀其君緜臣”。这些史料不同于其他古史和传说，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战国历史的记载，与《史记》不同之处很多，可据此纠正《史记》中的错误，如关于田齐的世系，田和之前一代为悼子，后一代为剡，可是《史记》漏掉了这两代。对魏文侯、武侯、惠王的即位时间和在位时间的记载，《史记》也有漏误。这些都可依据《竹书纪年》来改正。
《竹书纪年》为当时史官所撰，记载较为确切，为历代史家和文学家所引用。如郭璞的《穆天子传注》、干宝的《搜神记》、郦道元的《水经注》、司马贞的《史记索引》、欧阳询的《艺文类聚》。
李善的《文选注》、刘知几的《史通》、李昉的《太平御览》、王存的《元丰九域志》、罗泌的《路史》、胡应麟的《三坟补逸》、鲍彪的《战国策注》、顾炎武的《日知录》等书，都曾引证《竹书纪年》。由此可见《竹书纪年》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
清人对《竹书纪年》作了古本辑佚工作，其中王国维民国六年(1917年)出版的《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为善，不过仍有“误字缺文”及编次不当处。朱右曾的《汲冢纪年存真》二卷也较重要，它列举了“今本”中可疑者十二条，“古本”可信者十六条。可信十六条是可信的珍贵史料。另有一九五六年出版的范祥雍所作《古本竹书辑校订补》对王书又作订补，有相当的学术价值。一九六○年朱希祖的《汲冢书考》出版，该书从来历、文字、篇目和内容，校理人物等五个方面，对汲冢书作详考，从而将对《竹书纪年》的研究推向了更系统、更全面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