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乐建制：社会结构特征

中国古代音乐与建筑的发展与古代“礼乐”思想是密切相关的。“礼乐”的主要含义是：礼为社会的伦理标准，乐属于礼的思想和制度。礼是社会秩序，是强制性的；乐是审美的，是情感性的。古代“礼乐”思想也通过音乐和建筑的艺术手法及形式，将人们的审美情感归化到维系社会政治伦理的结构中，形成井然有序的社会有机整体。
礼乐思想
周朝统治者在确立统治地位之后(前1058)便制定了礼乐，在礼中间，采取严格的等级化制度，将礼、乐二者紧密结合起来，作为维持社会秩序和巩固王朝统治的有效手段，并建立了严格的享用音乐与建筑的等级制度。音乐方面：王的乐队可以排东西南北四面，诸侯的乐队排三面，卿和大夫的乐队排二面，士的乐队则排一面；王的舞队由八人一行，以八行组成六十四人的舞队，诸公的舞队由六人一行，以六行组成三十六人的舞队，诸侯的舞队四人一行，以四行组成十六人的舞队。此外，周朝制定的雅乐，集当时古代音乐之大成，也可算得上中国古代音乐的第一个里程碑。从周代雅乐的运用也可看出礼乐思想的作用。周代雅乐主要有三方面的运用：(1)六代之乐，指六种规模宏大的典礼音乐，包括黄帝时代的《云门》、尧时代的《大咸》,舜时代的《大磬》,禹时代的《大夏》,商时代的《大》,周时代的《大武》;(2)房中乐，侍奉帝王的音乐，由后妃歌唱民间采来的诗篇，用琴瑟伴奏；(3)诗乐，帝王从这些各地采集来的诗乐中了解民情风俗和政治教化的得失，其中一些民歌经过修饰而被采用，作为与典礼配合的诗乐(周朝有专职采集歌谣的官员和掌管音乐的太师)。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社会统治思想中礼乐的核心作用。正如《周礼·地官·大司徒》中记载：“以乐礼教和，则民不乖”,“以《六乐》防万民之情，而教之和。”
在建筑方面，皇帝的住宅称宫，以下按等级分别称为府、邸、公馆、第、宅、家。等级不同的建筑的间架、高度、彩画、装饰都有规定。在一组建筑中，正、倒、厢、耳、门、厅、廊、偏等各房也有等级。坟园占地面积、坟丘高度、墓碑形制，以至棺椁祭器等等，也有严格的等级制度，违反这些制度，便会绳之以法。在城市建筑规模中，只有天子与诸侯才可造城，诸侯不超过王都的三分之一，中等级是五分之一，小的九分之一。此外，城墙高度、道路宽度、建筑的大小主次均须按等级建造，否则就是“僭越”(即超越或冒用),会遭武力讨伐。
制度化的音乐与建筑，不仅有礼制的秩序，也包含一定审美逻辑的需要。社会结构中各级身份的人的数目是以金字塔式的形式由下至上层层减少，应用数的等差关系递减，这样才能形成社会阶层层次结构的和谐象征，否则就会乱套。
唐宫廷音乐与建筑
宫廷音乐与建筑在中国古代文化艺术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唐代宫廷音乐与建筑可以说是其历史的高峰。
音乐与建筑的历史风格，是受其时代艺术创作主体的精神特征或倾向约定的。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由于这种艺术创作主体的精神特征是与统治阶级的政治伦理统一下的意识形态紧密联系，因此，它与西方音乐与建筑形式相对独立、多变的风格发展形态有所不同，它更为持久、稳定，强调与社会政治文化的统一。唐代音乐与建筑风格的宏伟、壮丽的精神特性，似乎也有着唐帝国精神的典型化特征，其主要体现在宫廷乐舞(如燕乐)和宫廷建筑方面。
唐代的音乐成就主要是“燕乐”。燕乐(即宴乐、讌乐)沿用历史上王侯宫廷宴饮享乐时所用的音乐名称，以区别于雅乐。燕乐大曲标志着歌舞音乐的全盛时期。
燕乐的组成，包括七部乐、九部乐、十部乐和各类歌舞大曲、声乐、器乐音乐等。燕乐融会了三方面的音乐源流：其一，沿用汉族传统音乐发展的相和歌、清商乐；其二，主要是沿丝绸之路传入的西域各国音乐，其中以龟兹乐为代表；其三，在民族文化的融合中，传统与外族、外域音乐相互吸收而形成的音乐。
燕乐中比较重要的有以下三乐(即《唐书·礼乐志》中的“三大舞”):《破阵乐》是歌颂皇帝百战百胜、威攘四方的武舞，主要“歌功”,舞分三段，每段有四个变化，表演起来，声振百里，动荡山谷，粗犷雄伟；《庆善乐》是表示皇帝功成回乡，与民同乐，主要“颂德”,由儿童八佾六十四人，戴进德冠，长裳屣履而舞，舞步以象文德，用的是《西凉乐》;《上元乐》其意是将皇帝比作天子，居于万民之上，以显“皇威”,舞者一百八十人，穿五色云彩的画衣，以象征上元之气。
在唐玄宗(712—742)时期，燕乐根据表演的方式分为《立部伎》八部和《坐部伎》六部。前者在室外表演，人数六十至一百二十人，后者在室内表演，人数三至十二人。据记载，《立部伎》中《太平乐》曾有一百四十人的歌队合唱，可想音乐之气势宏大。《坐部伎》中的《破阵乐》被改成四个穿锦边红袍袄的舞女，已完全不是执戟披甲的武士了。
唐燕乐中重要的是“大曲”的音乐形式。唐崔令钦所撰《教坊记》中，著录着唐大曲四十六首，其中最著名的是《霓裳羽衣舞》。相传为唐开元中西凉节度使杨敬述所献，初名《婆罗门曲》,后经唐玄宗润色并制歌词，遂改名。唐诗人白居易的诗篇对《霓裳羽衣舞》有详尽的描述。全曲分散序、中序、曲破三部分：散序为乐器演奏，无歌无舞；中序始有拍，亦名拍序，且歌且舞；曲破为全曲高潮，繁音急节，声调铿锵，结尾时节奏放慢。全曲中舞乐和服饰都着力描绘虚无缥缈的仙境和仙女形象，舞者上衣白，下裳红，作仙人装，故名霓裳羽衣舞。
唐代建筑风格的特点是气魄宏伟，严整而开朗。在建筑物上没有纯粹为了装饰而加上去的构件。斗拱大而简，十分有力，整个造型在雄浑中显出和谐。此外，色彩也简洁明快，屋顶舒展平远，门窗朴实无华，给人以庄重大方的感受，这是宋元明清建筑上很少见的。由于宫廷建筑是城市的中心，隋唐不仅加强了城市总体规划，宫殿、陵墓等也更加突出建筑的总体空间组合，强调了以轴线方向展开的组合手法，并善于利用前导空间或建筑物来陪衬主体建筑的手法(如今天安门广场),这正如唐大曲结构开始以散序的器乐演奏来陪衬主体“乐舞”的手法。
唐长安城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面积为84.10平方公里(583年建),在古代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如古巴格达城市，面积30.44平方公里(800年建);罗马面积为13.68平方公里(300年建);明清北京，面积为60.20平方公里(1421—1553年建)。与以上城市相比，唐长安城显然居于首位。当时市区建筑鳞次栉比，宫宇飞檐，富丽堂皇，城市分区明确，道路整齐，有一百零八个里坊。城区内建成了三个规模宏大的宫殿区：西区太极宫，南区兴庆宫和东区大明宫。规模最大者首推大明宫，其遗址范围相当于明清故宫(紫禁城)总面积的三倍多。大明宫中的建筑群麟德殿，是当时皇帝饮宴群臣，观看杂技舞乐和作佛事的场所。
唐代音乐与建筑对亚洲一些国家也产生了影响。唐代燕乐传入日本，成为日本的宫廷音乐(雅乐)。据史料记载，孝谦天皇在天平胜宝四年(753)禀承圣武太上皇之意，举行了东大寺庐舍那佛的开光仪式(因圣武太上皇倾心于发展雅乐，重视外国音乐)。在佛像的开光仪式上，雅乐寮的全体成员和各寺的乐师都聚集来参加演奏和、韩、唐的乐舞。日本遣唐使模仿长安城的建筑，在日本建立起固定的都城，日本平安京(710—794,在今奈良市)和后来的平城京(在京都市)等城市的布局方式和唐长安城基本相同，只是面积要小得多，如平安京仅及长安城的四分之一。宗教建筑方面：日本奈良法隆寺主要效仿中国六朝的建筑形式；日本唐招提寺(759年建),由鉴真亲自主持设计，与我国现存的晚唐建筑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大殿相似，屋顶舒展平缓，斗拱宏大，柱子粗壮有力，有着典型的唐代风格。
黄钟律与宋《营造法式》“材份模数”
中国古代就有了音乐源起与度量关系的说法：“音乐之所由来者远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确实，音乐中最基本的材料是音阶，而这些都依据于律学的计算。古代中国用振动体的长度来计算音律，当时用以计算音律的振动体是什么？ 是弦还是管？ 从学者们的研究来看(参阅缪天瑞《律学》),最早采用弦的长度来定律是有据可查的。如黄钟律的振动体长度，古代习惯定为九寸，由此，各律长度可通过振动体长度上的比数而获得。
使人感到惊奇的是，宋代《营造法式》(有人称为中国第一部“建筑法典”)中的“材份模数”的度量与音乐律制有着极为接近的数的比例关系。模数将“材”作为造屋的型制标准，将“材”的尺寸分为八等(好像一组八度音阶),各房屋的等级和大小都是以“材”为基本模数来制定的。材一经选定，木构架的所有尺寸便随之而来，建筑大小、工料估算也就有了统一标准。它不但可以用以权衡建筑整体及局部构材的造型，包括比例、尺度、均衡等，而且是具有美学意义的模数。以下将黄钟律振动体长度与八等“材”尺寸作一对比

五 音	七 音	律 吕 (黄钟律)	弦长	材 广 (寸)	材 等
宫	宫	黄 钟	9	9	一
		大 吕	8.44	8.25	二
商	商	太 簇	8.00
		夹 钟	7.51	7.5	三
角	角	姑 洗	7.13	7.2	四
	清 角	仲 吕	6.68	6.6	五
	变 徵	蕤 宾	6.33
徵	徵	林 钟	6.00	6	六
		夷 则	5.63	5.25	七
羽	羽	南 吕	5.34
		无 射	5.01
	变 宫	应 钟	4.75
	清 宫	清黄钟	4.5	4.5	八

(上图表引自王其亨《探骊折札》,《建筑师》第37期)
上表中的数据对应关系，表明了音乐律制与材份模数之间存在着极为和谐的数的关系，这不是偶合。“古代中国度量衡制度，尺寸、重量、体积和容积单位的确定，自春秋战国，尤其是汉代后，历来以黄钟律为基准。律、度、量、衡紧密相关，因此，历代黄钟音高的变化和尺度的变化互为因果。《营造法式》初编，值政府以律验尺，定黄钟管长九寸，为太府尺即官颁标准尺的基准，这是法式材份制一等材九寸的直接来源。”(引文出处同上)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天空星宿的划分，时令、方位，甚至人伦事象都以黄钟律等来表现其相关秩序，以音律数理来体现宇宙、自然、社会、情感的契合与和谐统一的内在秩序，黄钟律与材份模数的相互关系正是这种关系生动、具体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