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刻与摩崖

山东是古代石刻的宝库，除汉画像石外，历代的碑碣石刻等更是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最有艺术价值的当数汉魏六朝的碑碣和北朝的摩崖石刻。
山东最早的刻石要数秦代刻石。秦始皇曾几次东巡，在芝罘、泰山、峄山都留有刻石以颂功德。如今立于泰山的秦碑上还有个别字迹可识，现已被移到岱庙院中保管。
汉代刻石也有不少。汉碑遗存最多的是济宁市所辖市、县，故有“中国汉碑半济宁”的说法。汉代碑刻是汉代人用以表墓、追颂死者生平事迹或祭祀神灵的石刻文字，是研究汉代生活习俗、思想意识、历史事件、书法艺术等方面的重要文物资料。约从宋代起，学者们开始关注汉碑研究，如宋朝金石家欧阳修、赵明诚都亲临东鲁探查研究汉碑，并将其成果撰著成文而行于世。明清两代的金石大家亦纷至齐鲁，钱塘黄易趁在济宁做运河同知之机，遍访济宁、邹鲁等地，查访汉碑。州人李铁桥也对保护济宁汉碑做出了贡献。济宁市的汉代碑刻，虽历经沧桑佚失不少，但仍有三十八种保留至今，为全国汉碑存量之最，实际上占了全国汉碑存量的一半以上。这些汉碑包括近年新发现的十二种和历史上保存下来的二十六种，集中在曲阜、济宁两地，曲阜有乙瑛、孔宙、礼器、史晨、孔谦、孔君墓、孔彪、孔褒等二十种，现均存于孔庙之中；济宁汉碑室有鲁峻、范式、景君、朱君长、郑季宣等十种。其他有邹城孟庙两种，嘉祥武氏祠三种，宋山一种，汶上、微山各一种。
济宁所辖市、县中其他朝代的碑刻也十分集中。仅曲阜境内就有各种碑碣数千块，包括祀孔碑、谒孔碑、功德碑、蠲免差徭碑、“旌忠”“节孝”碑，以及各种题记、墓碑等，其中魏、晋、北朝的碑刻就有孔羡、贾使君、张猛龙、李仲璇、夫子庙等。碑碣除用汉文刻成外，还有用少数民族文字，如满文、古蒙古文等凿刻的。元代碑刻在国内其他各处极为罕见，但曲阜却有百余块之多。无论从年代跨度上，从数量上，还是从历史、艺术价值上，曲阜的石碑都堪与西安碑林媲美。邹城孟庙中的现存历代碑刻也有三百五十多块，有楷、草、隶、篆各种书体，还有汉、蒙两种文字。由峄山移入的秦峄山刻石虽为元代仿制，但仍为国内书法珍品，新莽时的天凤刻石、汉墙村刻石、西晋刘宝墓志铭、唐欧阳询的苏玉华墓志铭等也很著名。
济宁之外，泰安岱庙的石碑也很集中，这里向有“小碑林”之称，有衡方、张迁等汉碑及晋任城太守之妻孙夫人碑，计保存历代碑碣一百五十多种。长清县灵岩寺的碑刻则有四百二十三块，其中不少是历代名人手迹，如唐代李邕的灵岩寺颂，宋代苏辙、蔡卞的手迹石刻，元代的白话文碑刻等。由于唐、宋倡佛，宋代以来的文物遗存更多。
历代勘刻石碑的目的在于昭示后人，传之久远，除了采石刻碑，还有的直接在山崖石壁上镌刻文字，这就是“摩崖”。
山东的摩崖，题刻宗教经典的较多。泰山斗母宫东北一公里山谷的经石峪刻的是佛教的《金刚般若波罗密经》,题刻全文四千九百七十字，现存一千零四十三字，字大如斗，气魄宏大。字体谨严遒劲，被誉为“榜书之宗”。崖间多明、清人赞颂题词。古人多认为此经系北齐人书刻，魏源考为北齐僧安道一书，也有人认为是王羲之所书。与经石峪一道被康有为评为北碑妙品的还有徂徕山佛号摩崖、大般若经及映佛崖佛经摩崖。康有为还称赞过邹城的四山(尖山、铁山、冈山、葛山)摩崖，说它们“通隶楷，备方圆，高深简穆，为壁窠之极轨”,四山所刻也都是佛经、经颂之类。此外，宁阳水牛山摩崖所刻是佛家的文殊般若经。
文登城西二十五公里处的圣经山上的摩崖石刻则是道家的《道德经》上、下卷，这也是一处著名的摩崖石刻，连同附记在内计六千余字。碑文刻在一块新月形的巨石上，字径三寸，字体系隶书变体，接近楷书。金、元时期这里曾是道教兴盛之处，估计老子《道德经》刻石可能出现于那一时期。
山东的摩崖石刻不属宗教经典者也有不少，泰山、峄山等历史名山上的众多题铭均属此类。在泰山顶端大观峰上的《纪泰山碑》也很有名，它削壁为碑，为唐开元十四年唐玄宗李隆基封泰山时所书。另外，莱州云峰山等处的摩崖石刻也很值得一说。这里的摩崖石刻大部由北魏书法家郑道昭所书，郑道昭少而好学，博览群书，被称为“一代文宗”,他曾任光州刺史，其子郑述祖曾任衮州刺史，他们父子均善书。自魏至齐，他们先后在莱州云峰山、大基山道士谷、平度的天柱山、青州的白驹山等处摩崖题字四十六处，多在突出的岩石侧面。其中仅云峰山上的石刻就有二十余处，较有名的有《荥阳郑文公之碑》《论经诗》《观海诗》等等。石刻均书法谨严浑厚，虽属魏体，亦有隶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