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胜皖败的原因

在直皖战争中，皖军投入战斗的兵力比直军多，装备也比直军好，战争爆发前，段祺瑞曾号称有“五师听其指挥”^[1];安福系还扬言：“若战，必七日内占保(定)、德(州),十日俘曹、吴。”^[2]然而，曾几何时，东西两路战场只打了三、四天，皖军即众叛亲离，全军覆没，一败涂地，直军轻而易举地取得了胜利。其原因何在？归纳起来，不外以下几点：
一、人心向背不同
军阀无义战。直皖战争是直系军阀和皖系军阀之间争夺权势和地盘的战争，双方都不是义战，因此总的说来，都得不到人民的支持。但是，只要仔细分析一下当时的形势和直皖双方提出的口号，以及舆论的态度，就不难看出，人民并不是毫无比较选择而一概加以排斥和反对的。
如前所述，自袁世凯死后，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成为中央的实际统治者。几年来，皖系军阀、安福系政客及其所操纵的北京政府盗卖国权，和日本私订密约，大借日债，培植私党，穷兵黩武，涂炭生灵，阻梗和议，干尽了坏事，恶贯满盈，人民对他们深恶痛绝，大有“时日曷丧”之慨。人们的认识是受历史条件的制约的。恩格斯说过：“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3]在当时，中国共产党还未产生，孙中山虽然坚持革命斗争，但提不出正确的革命行动纲领，不依靠人民，而是联合某一个军阀去反对另一个军阀。孙中山从广东军政府内部斗争的需要出发，企图与皖系军阀合作，进行反对直系和桂系军阀的斗争，而这恰恰与国人深恶皖系、左袒直系的想法相径庭。五四时期，人民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来阻止北京军阀政府出卖山东的权利，但是不能根本推翻皖系军阀的统治。人民要求铲除祸国殃民的安福系的愿望，只能通过北洋军阀内部斗争来实现，通过直皖战争直胜皖败的结局来实现。诚如当时舆论分析所指出：“国民欲铲除卖国亲日之安福派也久矣。顾国民有心而无力。此出自国民之口，固当自惭，然亦实情，不必为讳。国民对于卖国亲日派虽有铲除之决心，然急切无实力，于此之际，苟有人焉，起而代为国民为之，不问其人为甲乙丙丁，但须不为外人，国民无不乐为赞成。国民之赞成其人也，绝非赞成其前此之行为与此后之期望，乃止断章取义，赞成其铲除卖国亲日者一事而已。故此次国民之赞成直系，乃止赞成其事，而非赞成其人。”^[4]如同历史上常常有过的人民盼望清官来取代赃官的情况一样，人们希望直系胜利，皖系失败；期望吴佩孚这个当时具有爱国思想，表示“不借外债，不住租界，不勾结外人，不做督军”,强烈反对安福系卖国勾当，同情学生爱国运动，主张和平统一的直系急先锋，来取代段祺瑞和徐树铮这类卖国祸民众矢之的的罪魁祸首。吴佩孚也正是顺应了这种民心，利用了群众对皖系和安福系的强烈不满，打着“锄诛卖国奸党”、“为民除害”、“召开国民会议”等旗号，来进行他的倒皖战争的。吴佩孚受五四群众爱国运动的影响，他的一些言论和行动，和群众的斗争目标基本一致，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要求，因而赢得了一部分人心，人民给予他从而也给予直军以某种同情和支持。可以说，人民要求推翻皖系军阀统治的意愿，是曲折地通过吴佩孚的行动反映出来的。
直皖战争前后，全国许多团体纷纷发表通电，声讨段祺瑞、徐树铮和安福系的罪行，支持吴佩孚的对皖战争。7月15日，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上海各路商界联合会等一百一十四个团体致吴佩孚等的电报说：“数年来国人受安福党人祸国殃民之毒害，农工商学，无日不企望国民年出数千万膏血所养之国军，起而为民除害。前读吴子玉师长宣言，虽能如民意之所欲出，犹虑其不能见诸实行。今果誓众兴师，义声所播，河山壮气。使不于此时扫荡妖氛，去毒务尽，贻害国家之罪，诸公亦不能自诿。试观年来对外密约，卖路卖矿，何一非出于安福党人之手。使非绝其根据，国家主权，将永受他人束缚。诸公今日既有自负为国为民之责任，慎毋于堕彼方之诡谋，为感情所牵制，除恶未尽，遽藉口于息事宁人，致重贻国民以痛苦。倘能一本民意，以义始者，亦以义终，四亿同胞，固誓为后盾。”^[5]同一天，全国和平联合会、和平期成会给徐世昌的电文中指出：“直军驱除安福，深符民意，免徐一令，众论翕然。”要求徐世昌“洞察民心，当机立断，惩办营私祸国之安福首领徐树铮、曾毓隽等，解散安福国会，卸段氏兵柄，彰明正义，与民更始，庶几乱原杜绝，和平可待”^[6]。顺直省议会、天津总商会声讨段祺瑞的电文，列举段祺瑞、徐树铮种种罪状，同样表示了支持吴佩孚的直军对皖战争的态度^[7]。当时一家外国报纸的社论也指出：“北方舆论大多数表同情于吴佩孚，似愿诉诸武力，以期推翻误国已久之人物。”^[8]战争结束后不久，杭州学生联合会写给吴佩孚的信中还说：“公此次誓师讨贼，救国热忱，歆动寰宇，凡有血气，罔不钦佩。兼旬以来，段党纷纷败溃，联军胜券可操。舆论推公，各界亦愿助公，此固廓清卖国贼之大好机会，吾国前途之一线曙光也。”^[9]一个著名的新闻记者后来曾做了如下的追忆：“直皖之役，我站在火线外数千里之长沙暗中替吴(佩孚)使着劲。闻吴师胜利则喜，像我自己参加了那次战事一样。”^[10]人们不仅对吴佩孚的反皖战争给以道义上的声援，而且在行动上也给予了支持。当吴佩孚在涿州及琉璃河一带与段军鏖战时，曾有数百名各界义勇队参加吴军，即其一例^[11]。
人民对皖系军阀和安福系的痛恨，对吴佩孚倒皖战争的支持，是皖系失败、直系胜利的一个根本原因。“吴佩孚的取胜，是民众心理倾向的结果。”^[12]吴佩孚自己也说：“此次兴师讨贼，原为民意所驱策，即战胜结果，亦全国民意战胜，非直军战胜也。”^[13]“此次战胜逆党，谬蒙各界赞扬，实则非军队之力，全胜于民意。”^[14]
二、两军士气不同
人心的向背，毫无疑问，会直接影响到两军的士气。直皖战争的首先发动者是皖系，但皖军是师出无名的。段祺瑞发布战争动员令后，提出讨伐曹锟、吴佩孚的罪名是“目无政府，兵胁元首，围困京畿，别有阴谋”;其目的是“安政府而保邦交，锄奸凶而定国是”^[15]。因此，他把出师的军队称为定国军。其实，人们心里都清楚，正是段祺瑞、徐树铮一伙是应该铲除的奸凶；“目无政府，兵胁元首”的，也恰恰是他们自己。这种宣传是很难动员士兵，鼓舞士气的。皖军的主力是边防军，边防军建立的主旨是防边御外，现在拿来对内反对直军，这就亏了理，说服不了士兵。
吴佩孚利用段祺瑞的这种弱点，在战争爆发前夕，先后发表了《直军致边防军西北军书》、《直军将士再忠告段军书》,指出：“我国边防军、西北军之设制，为对外御侮之嚆矢，凡属袍泽，畴不以手加额，距跃三百，边防有托，西北无忧矣。乃野心权利者，利用愚民政策，采取军阀主义，拥我数十万朔方健儿，以为同室操戈之用，不以防边，而以防内；凭藉西北，讨伐西南，直视我堂堂国军，桓桓武士，为一家之鹰犬。……北洋原系一体，何有皖直之分，国军同仇对外，又安有芥蒂之嫌？……此后凡我军人，遐迩一体，披肝沥胆，敌忾同仇，耿耿此心，可对天日。外御其侮，内息阋墙，堂堂男儿，绝不堕其收买离间术中。我军人幡然觉悟，不为利用，而彼术穷矣。”^[16]又说：“试思南北战争，何人作俑；卖国媚外，何人作伥；国危民病，何人作祟？追原祸始，段为戎首，徐为祸水，而安福则助虐者也。讵以堂堂国军，桓桓武士，而甘为卖国贼作鹰犬耶？彼军阀利用愚民政策，动辄曰‘拥护中央，服从命令’,试问段命徐树铮包围公府，软禁元首，为拥护中央耶，抑危迫中央耶？贵师旅此次出师攻击直军，为元首命令耶，抑为段徐命令耶？徐树铮夺出印信，大总统已失自由，国军处此，应助元首除段徐耶，抑助段徐逼元首耶？稍有常识者类能辨之。元首幽囚之日，正军人救国之秋。军人坐视不救，已为有负天职；若此军起而救之，彼军则进而击之，有是理耶？自问良知，当能自解。敝军声讨安福，为救国也。贵师旅进攻敝军，亦为救国耶？”^[17]这种宣传，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说理透辟，颇能击中段祺瑞、徐树铮的要害，相当具有说服力。吴佩孚通过某种渠道将这些宣传品送到皖军中，在当时对瓦解皖军士气是起了作用的。
由于上述情况和原因，皖军士气低落，缺乏斗志，普遍存在厌战情绪。段祺瑞发布战争动员令后，边防军军官及士兵即纷纷提出开往何处、与何人作战的质问^[18],并时有离队逃跑的情事发生。皖军“军官皆有智识，决不肯冒助卖国党之罪名”^[19]。“军官皆曾受教育者，对于无聊之内争，为个人权利而战者，早不谓然。”^[20]段祺瑞在对皖军的训词中，于军官“则告以直派掌权，将并咨议差遣而不可得；于兵士则怵以我一失势，即将解散”^[21]。边防军第一师誓师时，曲同丰竟无词可措，仅对兵士说：“这次战争，名义上是说不出来的，不过我们不打过去，人家就打过来。”又对长官说：“这回的打仗，是我们受过学校军事教育者，同那没有受过学校军事教育者的战争。”^[22]理由如此站不住脚，官兵自然无心恋战，在战场上不会拚死效力。魏宗瀚第九师官兵表示“绝不助逆”。7月10日，魏向官兵进行战争动员时，大家以师出无名为词，一致反对，魏当场昏倒，不省人事^[23]。由于师出无名，据当时的报纸报道，前线“段军部下，大半不肯作战……段军且多与吴佩孚表同情”^[24]。“各路直皖军队，时有往返，互相嘻笑，感情甚洽，多数皖军不愿作战，以免自伤同类。”^[25]“边防军将官多属学生出身，明白事理，声言边防军原用以对外，用以对内不肯任命。一日之间，营长、连长、排长逃走者达四五十人，即旅长团长亦有逃走者。段军军心不稳，可见一斑。”^[26]因此，开战后，经不起吴佩孚的军队一击，皖军即开始溃退投降，倒戈相向。
曹锟、吴佩孚称兵反对段祺瑞、徐树铮和安福系，自然也是为了直系军阀本身的存在和谋求扩张的自私目的，从根本上来说，和人民的利益无关。但是直系当时没有掌握中央政权，没有干皖系和安福系那么多坏事，人们对它没有像对皖系那样的憎恨。而且如前所述，吴佩孚在直皖战争中，打出的是讨逆、铲除卖国奸党的堂堂正正的旗帜，这对士卒确能起到一些鼓动激励作用。吴佩孚的三师三混成旅官兵，曾远离家乡，在湘南戍防两年多，受段祺瑞的压抑，饱尝辛苦，且痛恨安福系的专横，因而在对皖战争中比较能团结一致，同仇敌忾，很少有临阵脱逃倒戈反叛的。
三、两军素质的差异
段祺瑞号称有五师兵力听其指挥，但皖军的素质很差，而且真正能听命作战的，加起来也不过两师人。“定国军之实际战斗力，不过仅有直隶军之半数。”^[27]
皖军的主力是段祺瑞亲手缔造的边防军，特别是边防军第一师被看成是主力中的主力。但边防军建制不久，兵系新招，未经战阵，缺乏实战经验。边防军第一师上中级军官除部分来自军队者外，多是保定军校的教职员，讲战术原则还可以，一到指挥实战则心中茫然，而初级军官多数是保定军校刚毕业的学生，更没有作战经验。这样一个学生班子率领的军队，与久经战阵，曾在湖南战场上屡建战功，有着比较丰富作战经验的吴佩孚军队相较量，在素质上就差了一大截；何况他们又素来慑于吴佩孚的声威，在心理上早就很有几分内怯，所以临战一触即溃，是不可避免的。
边防军官兵和直军将士，不少“非姻即故”^[28],有比较密切的亲属关系。加之，边防军第一师出身于保定军校的下级军官，在校时都曾受到曹锟的礼遇。“曹锟在保，礼军官学校学生甚厚，星期休假，特于各戏园池座中为军官学生备座，而点戏之单，则数日前即送至军官学校，以是凡出自保校者，罔不德曹”^[29]。而且，“边防军多山东人，都赞成吴子玉的主张”^[30]。因此，他们都不愿与曹锟、吴佩孚作战。当时一个在边防军中任职、了解内情的日本军官曾断言：“如欲该军作战，除非将军官另换一班。”^[31]
尤为明显的，是刘询的十五师问题。十五师是由禁卫军改编而成的，原系冯国璋的亲信部队，直系的主力，其前身是直隶第五混成旅。该混成旅1912年驻扎在天津西北韩家墅时，即由刘询统带。刘询为河间人，是冯国璋的同乡。1913年7月，冯在袁世凯指令下，组织第二军镇压二次革命时，该混成旅出力很多。是年12月，冯国璋任江苏都督，调该旅到南京，后刘询被任为淮扬镇守使。1917年8月，冯国璋入京代理总统，改编禁卫军，加入第五混成旅，并以它为中坚，成立第十五师，担任公府警卫，由刘询任师长。1918年冯国璋下台后，十五师仍由冯掌握，购械发饷均听其自由处置，不受陆军部节制。段祺瑞知道冯野心未死，忌恨他兵权在握，一再怂恿徐世昌解除冯的兵柄。徐屡与冯交涉，均未获同意。冯死后，十五师归陆军部节制。刘询为了谋取枪械银饷，不得不依附于段祺瑞，但对段并不忠心效命。十五师官兵多数是河间人，不少下级军官且系冯国璋的亲族，由于这种同直系的历史渊源和血缘关系，他们仍然倾向直系，其“内部团结之坚，无异家人父子”^[32]。因此，十五师并不为段派所信任。段企图扼杀这支异己军队，曾积欠军饷达七个月之久，并有一部分被改编裁遣回籍。1920年1月4日，十五师曾一度准备哗变，北京戒严，后发饷六十万元始平息。段祺瑞组织定国军时，刘询自告奋勇，表示愿赴前敌讨直，段疑信参半，将十五师作为后卫。当战斗开始前，就有刘询不稳之说。在琉璃河集中时，边防军第一师正式通知各级军官，说刘询部队恐有意外，要严加戒备，监视其行动^[33]。7月16日，十五师调往前线与直军作战，终于不战倒戈降直，最后导致了皖军在具有决定意义的西路战场的失败。
四、战略战术的优劣不同
直皖战争爆发前，南面直军扼守了京汉路，保定与河南、湖北、湖南连成一片，并且与西南桂系军阀结了盟；东面直军与奉军占领了京奉铁路，得到张作霖的支持；西北则有倾向直系的察哈尔都统王廷桢和绥远都统蔡成勋，北京实际上是处在直军四面包围之中。其他各地的皖军，也同样被直军所分割包围，后援缺乏。因此，军事形势对直系有利而对皖系不利。段祺瑞鉴于这种不利形势，加上部队士气低落，军心不稳，担心旷日持久，局面更将不利于己，因此在战略上主张主动出击，速战速决。吴佩孚则有恃无恐，采取盘马弯弓，不急进攻，以逸待劳，巧战胜人的方针。“皖派之利在速，直派之利在缓。”^[34]在战术上，皖军凭藉自己的大炮优势，用密集的军队实行正面攻击，长驱直入；吴佩孚则把自己的精兵摆在左右两翼，采取诱敌深入，避实捣虚，两翼包抄，分进合击的战术原则。事实证明，吴佩孚的战略战术比段祺瑞、段芝贵、徐树铮要高明得多，这是他克敌制胜的重要原因之一。西路和东路战场，都是直军先退后进，先败后胜。特别是西路，吴佩孚运用灵活的作战方法，不在正面与皖军硬拚，而是乘其不备，分兵两路，包围打击敌军。松林店一役，大获成功，奠定了战争胜利的基础，显示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
另外，作为一个优秀的军事领导者和战斗指挥者，吴佩孚的胆略与精力，也不是段芝贵、徐树铮之流所能企及的。当时一个在吴佩孚军中的目击者说：“延陵(指吴佩孚)用兵，诚有天才，临敌如无事，兼旬不暇而不疲，精力胆量，实少其比。”^[35]段芝贵、徐树铮看到前线战事失利溃败，自己指挥失灵，即闻风丧胆，仓皇逃回北京。此外，吴佩孚不仅深明韬略，而且长于治军，他的军队纪律比较严明，因而具有较强的战斗力，这也是段军所不及的。当时的报纸报道说：“直军士气旺盛，纪律严明，外人赞叹，大胜可必。”^[36]
五、奉军的参战
在当时北方军阀中，除了直系和皖系外，还有奉系军阀的力量比较强大，张作霖也正想乘机向关内扩张势力，因此在直皖对峙、双方力量不相上下的情况下，奉军有举足轻重之势。好像一架天平，张作霖站在哪一边，哪一边的砝码就会往下降，失去平衡。段派原来指望张作霖保持中立，以便自己和直军单独作战；直系则极力拉拢奉军作为盟军，结成反皖的联合战线。双方都意识到奉军的参战与否，会改变战场上的力量对比，直接影响到战争的前途。7月16日和17日，在西路战场和东路战场战斗正激烈，直军处于不利的时刻，奉军大队先后分别赶到高碑店和北仓前线，协同直军作战，对振奋直军斗志，瓦解皖军士气，扭转局势，促成直胜皖败，起了不小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