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矣

皇矣上帝！ 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维此二国！其政不获。维彼四国，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春西顾，此维与宅。
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栵。启之辟之，其柽其椐。 攘之剔之， 其其杨。 帝迁明德， 串夷载路。 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帝省其山： 柞棫斯拔。松柏斯兑。帝作邦作对，自大伯王季。维此王季！ 因心则友，则友其兄。则笃其庆，载锡之光。受禄无丧，奄有四方。
维此王季！ 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类；克长克君，王此大邦。克顺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孙子。
帝谓文王，无然畔援，无然歆羡，诞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组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笃于周祜，以对于天下。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伐高岗： 无矢我陵！ 我陵我呵。我饮我泉！ 无泉我池。度其鲜原，居歧之阳，在渭之将，万邦之方，下民之王！
帝谓文王： 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不识不知， 顺帝之则。 帝谓文王： 询尔仇方， 同尔兄弟。 以尔援，与尔临冲，以伐崇墉。
临冲闲闲，崇墉言言。执讯连连，攸馘安安。是类是祃，是致是附，四方以无侮！ 临冲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绝是忽，四方以无拂！
《诗经·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五篇可以看做一组周人历史的组诗，记述了从后稷出世到武王伐纣的许多传说，是一部周朝建国的创业史。《皇矣》即是这样一首气魄宏大的史诗。诗歌记载了从太王宅西，营建城郭宫室到王季友爱兄弟、文王伐密伐崇三代的史实。在这样一个篇幅内容纳了如此丰富的历史事实，足可以见出诗作者高超的艺术技巧。
第一章写太王之事。周人起初本是一游牧民族，生活在今陕西一带。至后稷时始从农桑。(传说后稷是尧的农师，周族认为他是开始种稷和麦的人)。公刘之时举族适豳 (今陕西旬邑西),开荒定居。古公亶父 (即周太王) 因戎、狄之逼，又由豳迁岐山下之周原 (今陕西岐山),革除戎、狄习俗，营建城郭宗庙宫室，开垦荒地，发展农业，周族日趋强大。这一章记叙的就是这一段史实。“皇矣止帝！ 临下有赫。临观四方，求民之莫”: 伟大呀上帝！ 赫然君临天下，仔细分明地观察看天下四方： 寻求着人民安居乐业的地方。诗歌开首就极不凡，自有一种博大的气度，把上帝之尊之贵纤毫毕露地展现出来。
第二章写太王开辟新域定居之事。一连四个动宾结构句子的排列，展现出拓荒者那克服一切困难的气魄及创业的艰辛。“作之屏之”,“修之平之”、“启之辟之”、“攘之剔之”,用了八个动词，说明诗作者驾驭语言的能力。而且这里用的是动宾结构，言简意赅，隐含着一股冲决一切障碍的力量。同时，这里还写了四种植物： 柽，柽柳树； 据，灵寿树；, 山桑； 柘， 枯树。 又用了四个词来形容树的各种态势： 菑， 立起而死的树；翳，自倒而死的树； 灌，丛生的小树； 栵，再生的小树。《诗经》的时代，民族语言已经极大地丰富起来。太王既然秉承上帝的意图，因而在这拓荒大军面前，串夷疲困而去，周代的子民们顺乎天意地在这里开始生活繁衍。
第三章仍然写创业情形，同时又写了王季。上帝察看了定居者的山林，那里一切都已清理好： 松树、栎树、槲树已经拔走，柏树之间的路已经畅通。外部的条件既已具备，人的问题就摆到首位，王季的出场成为必然。可以看出诗作者在这首史诗中对每一人出场的安排是煞费苦心的。“帝作邦作对，自大伯王季”: 上帝造作一个国家，造作配天的君王，就需要太伯王季相让才行。这里太伯只是一笔带过，并未费多少笔墨。接下来就是对王季的赞扬： 就是这个王季，他友爱兄长，因而上帝给他更多的福庆和光荣。在这一章里，太伯、王季是处于两种状态下的人物。太伯是隐含于内的，王季是显露在外的。方玉润云：“夹写太伯，从王季一面写友爱，而太伯之德自见”。一实写，一虚写，取得了较好的艺术效果。
第四章专写王季上帝忖度了这个王季的心，默认了他的美德声名。这里用上帝的至高无上侧面显示出王季的尊高地位，赫赫声名。接下来是铺叙： 他的美德在于能分清是非善恶，能教诲不倦为师长： 赏罚分明为人君。他统治这个大国，能做到慈和遍服，从善如流。至此，王季的道德美名已经呈现于人们面前，接下来怎么写？“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诗作者把笔锋轻轻一拨，极自然地过渡到文王。“比于文王”,是说王季的美德影响到他的儿子文王。他受到上帝的福祉，还要恩泽后世，的确是没有什么值得悔恨的了。
在前面充分铺垫的基础上，全诗第五章开始转入正题。《皇矣》一篇收入《大雅·文王之什》中，肯定重点落笔在文王。诗歌把这样一位中心人物安排在这时出场，真有点“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味道。同时，由于前面对太王、王季的描绘，无形之中也使我们猜测到个中消息； 这文王一定是个集美德修名于一身的贤主！
既然如此，诗作者一改前面的写法，不再去直述文王的美德如何如何，只用事实来证明。这一章开始是上帝对文王的谆谆教诲：“无然畔援，无然歆羡，诞先登于岸”: 当你初登高位时，不要太贪婪，不要太跋扈。畔援，专横跋扈之态； 歆羡，贪婪自私之貌。接下来没有去写文王怎么做，而是正面描述战争，顿时紧张的气氛就显示出来： 密人不肯恭顺周围，敢于抗拒大邦，侵略阮国，又进军到共地。文王极为愤怒，马上就整编军旅，去遏制那凶恶的密人的势头。据《朱传》: 密，密须氏，姞姓之国，在今宁州 (今甘肃静宁县)。阮，国名，在泾州 (今甘肃泾川县)。共，阮国之地名，在泾州的共池。可见，周人创业家国大业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前面极写自然条件之艰苦，现在转入人事，写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而周代君王们的业绩于斯可见。
第六，七，八章详写战争。这里关于战争的描写在整个《诗经》中可能是最富于变化，最详细的。也许，它对后来《左传》、《战国策》的写战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起始，战争的双方初次接触，并未立即开始血肉之战。这里写到文王时密人的警告：“无矢我陵！ 我陵我阿。无饮我泉，我泉我池。”矢，即陈兵屯营之意。这段话义正辞严，联想到前面文王率师“陟伐高冈” (陟，登也) 的情形，更觉有一种气势。至此战争的向背，以及结果都隐隐显露出来了。
接下来一小段及整个第七章都是写战前的准备。“度其鲜原……下民之王！”文王测度了那位于歧山之南、渭水之滨的叫作鲜原的地方，那也是众心万邦之所向往、可堪依托的所在。有如此之好地，则战争的地利显示出来。“帝谓文王……顺帝之则”,这是上帝时文王本人的要求： 你要虔恭谨和，对人民无施挞伐，也不能动辄摆出帝王的声威。要顺应上帝的意志，摆出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这和庄子抱朴守拙，清静无为，安于自然之理的思想又是多么近似！ 在庄子诞生之前几百年，我们就看到了这种思想的闪光。
“帝谓文王……以伐崇墉”。这是上帝告诫文王采取联合邻邦，共同御敌的政策，类似于战国时期连横合纵之术。与你邻邦仔细商量，联合你的兄弟国家，准备好你那爬城用的钩梯和冲锋陷阵的临车、冲车，去把崇国的城池打下。这二段文字以“帝谓文王”冠其首，平添一种不凡气象。方玉润云：“以上叙伐崇伐密，连用帝谓文王句特笔提起，是何等声灵！ 通篇文势皆振！ 后代文唯韩愈往往有此”。评价很公允。
最后一部分写战争的实际情况。“临冲闲闲，崇墉言言。执讯连连，攸馘安安”。充满了一种紧张的杀伐之音。临车，冲车闲闲地移动，崇国城墙高大森然。执讯俘虏络绎不绝，把俘虏们的耳朵安然地割下。用四个词就准确地描述出战争的气氛，生动而又活泼。“是类是祃，是致是附，四方以无侮！”战争的胜利使周人的地位迅速提高，带给他们极大的荣耀。他们为此祭祀祖先，述功报喜，又安抚人民，整理财物，诸侯之国再也莫敢侵犯。末尾几句又转入对战争的描写，似乎更突出地强调周人武力的强大：“临冲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绝是忽，四方以无拂！”茀茀，曲折隐秘貌； 仡仡，高大耸立貌。双方对战，攻杀不绝。伐，攻击； 肆，冲锋； 绝，斩尽杀绝； 忽，杀尽。这四个动词连成一体，表现着战争中各不相让、彼此残酷地拼杀的场景，显得有种强悍的力量。战争结局当然以是周人大获全胜，固之四方之国再也不敢违命。
这篇史诗比较完整地叙述了周人创业的经历，既有宏大的战争场面， 又有细致的人物描绘， 颇有后来歌行体的结构特点。 孙说：“长篇繁叙，规模宏阔，笔力甚驰聘纵放； 然却有精语为之骨，有浓语为之色、可谓兼终始条理。此便是后世歌行所祖。以二体论之，此尤近行”。的确如此。大体说来，这首诗有三个特色： 一是叙述了三个人物： 太王、王季、文王，能做到详细得当，各显其姿。如写太王，则写他创业之坚韧，王季是深谋远略，友爱兄弟； 文王则运筹帷幄，率军退敌。二是诗歌中自有一种内在的气势，使今天的人还能敏锐地感受到远古大地上发生的那一幕幕历史故事的惊心动魄。象“皇矣上帝！ 临下有赫”表现上帝的尊贵，“作之屏之”,“修之平之”等表现创立之艰难和毅力，“临冲闲闲，崇墉言言。执讯连连，攸馘安安”表现战争紧张严肃的气氛，都富有极生动、形象的艺术感染力。第三是叙事的铺陈夸张与组织结构的严密完整恰好互为补充。这篇诗歌的时空跨度相当之大，牵涉到四个人物 (包括太伯) 的业绩，又较详细地描绘了定居和战争两个场景，但总体来看并不繁冗，张弛有序、音节语气也自然舒缓，为后来长篇歌行体的写作开了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