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争鸣和新旧思潮的激战

新文化运动是在百家争鸣的形式下进行的，反过来，百家争鸣的局面又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新文化运动。百家争鸣的典型场所是北京大学，其倡导者是北大校长蔡元培。
蔡元培于1917年1月初就任北大校长。针对中国文化思想界“好同恶异”的劣根性，蔡元培提出了著名的“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他认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礼记·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1]这个思想自由的办学方针，实际上是对封建的思想专制的否定。
根据“网罗众家”的原则，蔡元培就职不到十天，就聘请了陈独秀为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也随之由上海迁至北京。蔡元培又聘李大钊任北大图书馆主任，胡适为文科教授兼文科研究所哲学门主任，钱玄同为文科教授兼国文门研究所教员，刘半农、周作人为文科教授。鲁迅此时仍在教育部任职，但和北大进步教授保持着密切联系。这些人士都是《新青年》的主要编撰者，以他们为核心，形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强大阵营。《新青年》也是在这个时候，扩大了它的政治影响。
同时，蔡元培还留聘、新聘了一批学术造诣深厚而思想保守的教授，如辜鸿铭、刘师培、黄侃、崔适等，以他们为核心，形成了北大的保守派营垒。
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思想，得到陈独秀的充分肯定。陈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蔡老先生欲兼收并蓄，宗旨错了’,这话我却不以为然。北京大学教员中，像崔怀庆【瑾】(崔适字怀瑾)、辜汤生(辜鸿铭)、刘申叔(刘师培)、黄季刚(黄侃)四位先生，思想虽说旧一点，但是他们都有专门学问，和那班冒充古文家、剧评家的人，不可同日而语。蔡先生对于新旧各派兼收并蓄，很有主义，很有分寸，是尊重讲学自由，是尊重新旧一切正当学术讨论的自由，并不是毫无分寸，将那不正当的猥亵小说，捧角戏评，和荒唐鬼怪的扶乩剑侠，毫无学识的丹田术数，都包含在内。”对于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的做法，陈独秀表示反对，认为：“像董仲舒那样的专制办法，大背讲学自由的神圣，实在是文明进化的大障碍。蔡先生兼收并蓄主义，大约也是不以这种办法为然。”^[2]
陈独秀这封信，提出了学术争鸣的重要意见。自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逐步形成万马皆喑的专制局面，直至五四时期才真正撞击了这种封建专制，再度呈现百家争鸣的自由学风。陈独秀反对董仲舒那种强行压制某一学派的做法，主张“无论新旧都有讨论的自由”。同时，陈独秀也指出，蔡元培的兼收并蓄是“很有分寸”的，并不包括扶乩剑侠、丹田术数等在内。这种既有自由，又有分寸的方针，是正确开展学术争鸣的典范。可以认为，提倡民主自由的思想争论，也是新文化运动对封建的专制学风的批判。
值得称道的是，某些新旧学者，尽管在政治上、思想上、学术上尖锐对立，但并未因此产生个人恩怨。陈独秀赞成辜、刘、黄、崔都有讲学自由，同样，当陈独秀后来在五四运动中被捕后，刘师培也领衔率北大及各界人士约四十人联名致函京师警察厅，要求保释陈独秀。
在兼容并包的思想原则指导下，北大学术空气十分浓厚，学生思想十分活跃，各类社团纷纷成立，著名的有新潮杂志社、国民杂志社、平民讲演团、新闻研究会、静坐社、雄辩会等等。各类刊物也很多，著名的有《新潮》、《国民》等，属于保守势力方面的则有《国故》等。民主自由的学风，一扫沉闷、颓废的旧习气，这时的北大，人才辈出，群星灿烂，大批青年正在觉醒，努力探索着救国真理。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在中国文化思想界爆发了一场新、旧思潮大激战。总的来看，在新文化运动前期，旧势力对它的攻击还不很激烈，所以，《新青年》还要用“双簧戏”^[3]的办法，来引起新旧思潮的争论。然而到1918年底至1919年初，情况就不同了，封建卫道士们纷纷出来抨击新文化运动，大骂它是“叛亲灭伦”,“禽兽自语”,“功利倡而廉耻丧，科学尊而礼义亡”。这场谩骂的高潮，是林琴南(林纾)写的一篇名为《荆生》的文言小说，发表在1919年2月17日的上海《新申报》上。小说塑造了一个名叫荆生的“伟丈夫”,另有三位新文化运动的拥护者田其美(指陈独秀)、金心异(指钱玄同)、狄莫(指胡适)。荆生对三人怒斥道：“中国四千余年，以伦纪立国，汝何为坏之？……尔乃敢以禽兽之言，乱吾清听！”最后，田、金、狄三人被“伟丈夫”赶走。小说实际上是旧势力对新文化运动的仇视情绪的发泄。
在保守势力的进攻面前，新文化运动也展开了猛烈的反击。1919年1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回答了旧势力的挑战。他指出：“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他坚定地表示：“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害，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4]《荆生》小说发表后，李大钊在《晨报》发表《新旧思潮之激战》一文，他正告林琴南等人道：“总是隐在人家的背后，想抱着那位‘伟丈夫’的大腿，拿强暴的势力压倒你们所反对的人，替你们出出气，或是作篇鬼话妄想的小说快快口，造段谣言宽宽心，那真是极无聊的举动。须知中国今日如果有真正觉醒的青年，断不怕你们那伟丈夫的摧残；你们的伟丈夫，也断不能摧残这些青年的精神。”^[5]
通过这场激战，新文化运动得到更大的发展，并且开始把反对封建文化与反对军阀统治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不过，怎样才能推翻军阀的统治？中国的出路在哪里？这些仍旧是人们探索中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