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日学生的政治动向

从1904年夏青山革命军事学校解体，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归国，直到1905年夏孙中山返日，在日本的革命党人和留学生中，并没有发生振聋发聩的大事，革命力量在默默地经历着重要的变化。
在此期间，留学生人数的增加是惊人的。据留学生会馆统计，1904年5月为1189人，至次年8月，则已激增至五千余人。更为重要的是，在留学生中，革命情绪有了显著的增长。
1905年初，留学生中主张革命者和主张保皇立宪者作了一次有力的较量。当时，日本报纸有消息说：各国商业统计表在中国领土中没有列入长城以北，意即承认该地已为俄国属地。留学生闻讯大为震动。四川学生邓孝可在梁启超授意下，发起四川同乡开会，通过《要求归政意见书》六条，准备于夏历正月初一电奏清廷，请求“归还大政以一主权”、“宣布立宪以定国是”,张澜等并自告奋勇愿意入京伏阙陈奏。当四川同乡会将意见书送交留学生会馆及各省同乡会讨论时，受到了多数人的反对。留学生会馆干事及各省评议员会议，反对者占十分之九。广东、广西、直隶、安徽、福建、浙江、江苏、江西、山东、贵州十省学生宣布反对，湖南学生中仅有二人赞成。留学生会馆的参议簿上，留下了连篇累帙的反对意见。两广学生的态度最为激烈，他们在清风亭集会讨论，发表演说，驳斥意见书。二百名与会学生一致同意，在留学生会馆贴出“两粤学生全部大反对川策六条”的标语。反对意见书的学生并不都是革命分子，多数人的反对出于对清政府的失望和不信任，这种情绪使革命派占了上风。梁启超、邓孝可等将保皇立宪主张强加于全体留学生的计划终于破产。
留学生，特别是留日学生，始终是革命力量发展的重要源泉。主张革命的学生们，少部分组成了秘密的革命小团体，多数人则以同乡等关系，结成为一个个不十分固定的政治小集团。比较活跃的政治小集团有这样一些：
1.广东学生胡衍鸿、汪兆铭、朱大符、古应芬、张树柟、李文范等，是一个结合得比较紧密的小集团。胡汉民(1879—1939)名衍鸿，字展堂，番禺人，幕僚的儿子。1902年留学日本，因风潮归国，曾任《岭海报》主笔、梧州府中学堂教习、梧州师范讲习所所长，1904年冬，重行东渡。胡后来在《民报》上用“汉民”的笔名发表政论，影响颇大，于是便以“汉民”为名。汪精卫(1883—1944)名兆铭，字季新，番禺人，也是幕僚家庭出身，1904年留学日本。“精卫”这个名字，也是从《民报》上发表文章的笔名来的。朱执信(1885—1920)名大符，番禺人，幕僚子弟，1904年留学日本。这些人几乎都是大家子弟，过去在广州同学，在东京又同学于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有些人之间还有亲戚、世交关系，部分人在广州时就有过益智社的结合，因此关系较深。他们通过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和兴中会的成员有着联系。
2.广东人廖仲恺、何香凝、胡毅生、黎勇锡、朱少穆、萧友梅、饶景华、刘维焘等也维持着一个无形的小集团。廖仲恺(1877—1925)名恩煦，归善(今惠阳)人，出身侨商家庭。1903年初从香港赴日留学。何香凝(1879—1972)名谏，南海人，是廖的妻子，1903年春赴日。胡毅生(1883—1957)名毅，幕僚家庭子弟，1903年春赴日，这时，在横滨华侨学校任教。他们到达日本稍早，与孙中山有过直接的接触，有的人还参加过青山军事学校等团体。他们与广东学生联系比较广泛，但团体内部很松散。
此外，香山来的林君复、刘思复等弘文学院学生也自成一个集团。
3.湖北学生大都来自武昌各学堂，以李书城、耿觐文、时功玖、白逾桓、居正、田桐、余仲勉(诚)、吴昆、但焘等为核心，联系比较紧密。李书城(1882—1965)字小垣，潜江人，父亲是塾师。本人卒业于两湖书院，1903年入东京陆军士官学校。他与吴禄贞、黄兴都是好友，参加过武昌花园山的革命活动，也加入过华兴会。居正(1876—1951)当时名毓崧，字觉生，广济人，出身地主家庭，两湖书院学生，留学东京弘文书院。田桐(1879—1930)字梓琴，蕲春人，出身农民家庭，父亲是塾师。两湖书院学生，留学东京时与居正同入弘文书院。他俩与白逾桓、吴昆后来在同盟会中被联称为居田白吴，是湖北会员中的骨干。这个集团中的人大都有点革命活动的经历，他们同湖南学生串连一气，都围绕在流亡的华兴会周围。
4.安徽学生吴春阳、蒯寿枢、王天培、孙棨、潘赞化等也维持着一个政治小集团。他们人数不多，却善于活动。吴春阳(1883—1911),合肥人，出身地主家庭，光复会成员。早年在皖创办强国会，后在沪办青年学社。学社因万福华案被封，流亡日本。因历史渊源，他们与国内外主要革命小团体都有联系。程家柽则因同乡关系，成为他们的指导者。程家柽(1874—1914)字韵荪，安徽休宁人，出身地主家庭。1899年由武昌两湖书院被选赴日本留学，1904年秋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很早就是革命运动的活跃分子。
5.四川学生邓家彦、黄树中、吴鼎昌、康宝忠(陕西城固籍)、陈道循、林启一等十余人组织了一个团体，但没有名称，只叫做革命团体。这些学生主要来自成都的学堂。邓家彦(1884一1966)字孟硕，广西临桂人，出身幕僚家庭。他随父在成都读书，因而成为来自成都学生的中坚。至于从重庆来的童宪章、陈崇功、杨霖等，他们另有自己的小集团。
6.留日女生不多，革命分子更少，但她们却很活跃。陈撷芬、林宗素、唐群英等数人，友谊很深。秋瑾于1904年夏来到日本后，和陈等一同组织了共爱会、女子雄辩学会等公开团体。秋瑾年纪稍长，并且极为活跃，凡有团体，无不参加，因此在陈撷芬赴美后，她就成了这个妇女小集团的头领。
这许多政治小集团通过同学和公开团体等关系互通声气，同时还通过同乡关系联络了更多的学生。在1904年至1905年间，在留学生会馆的干事、评议员、各省同乡会会长中，保皇立宪分子的数目虽超过革命分子，并且他们也有自己的小集团，但由于革命小集团活动积极，理直气壮，保皇立宪分子无法控制留学生的动向。
留学生中的革命分子很需要进一步组织起来，但当时在日本的革命党人却无法做到这一点。
军国民教育会的组织实际上已不存在，惟一在日本积极活动的会员是程家柽。他主张革命力量实行联合，但孤掌难鸣。
兴中会在日本的组织也早已涣散。在横滨的寥寥几名会员，除冯自由以外，都很少活动。而中和堂这样的团体，又对政治毫无兴趣。冯自由(1882—1958)名懋龙，广东南海人。他是横滨侨商冯镜如的儿子。十四岁即加入兴中会，毕业于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冯镜如倒向梁启超之后，他仍然忠实地追随孙中山。冯自由是一个热心于革命活动的人物，他一方面通过胡毅生、李自重、朱少穆等原革命军事学校的成员同广东学生保持着密切关系，另一方面又通过留学生中的老资格程家柽、张继、马君武等和各省留学生保持着联系。冯自由极力想发展革命的组织，1904年春，他与梁慕光在横滨组织三点会，受洗礼者冯自由、胡毅生、李自平、廖翼朋、陈撷芬等五人，胡被封为洪棍，李为纸扇，冯为草鞋。李自平是冯的妻子，她与秋瑾友善，秋听到组织三点会的消息，自愿加入。于是又由李自平约定第二次拜盟，加入者秋瑾、刘道一、刘复权、仇亮、王时泽、曾贞等十人，刘复权被封为洪棍，秋为纸扇，刘道一为草鞋。但三点会的组织以后未再得到发展。当革命运动向前发展时，这种落后的组织形式已经无法吸引更多的留学生。因此，冯自由当时的重要作用，仅在于他是在日本的留学生、革命党人与孙中山、其他各地党人之间联系的桥梁，人们都乐于从他那里了解孙中山的动向。
因苏报案流亡横滨的东南革命人士黄宗仰、陈范等与兴中会的成员联系密切。陈范通过其女撷芬和侍妾在外面活动。孙中山赴美后，陈范想组织一个会馆接纳各方志士，得到孙中山的赞许；不过，他的声望、才能和财力都不能胜任，结果一无所成。因为经济困窘，黄、陈先后归国，东南革命党人未能在日本造成什么势力。
孙中山的日本友人宫崎寅藏依然非常关心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联系了不少革命分子。不过，他也只能充当革命党人之间互通声气的桥梁。
比较而言，在留学生中影响最大的革命小团体是华兴会。华兴会的主要骨干多数流亡到了日本，他们推动革命运动和筹划武装起义的功绩受到留学生们的崇敬。环绕在他们周围的，主要是湖南、湖北学生和学习军事的学生。在这些学生中，也有落后因素的影响，湘鄂学生中有府属、县属的界限，军校学生中有省界的差别。但因为有华兴会的骨干们作为联系的中心，这界限就不像其他学生中那么明显。
华兴会在日本并没有扩大组织，没有将它周围的许多学生纳入自己的团体，而是更多地利用个人影响进行活动。这些学生中也有秘密的革命组织。新华会是1904年春间为响应长沙起义组织起来的，成员有仇鳌、罗杰、余焕东，赵缭、仇亮、葛谦、覃振等两湖学生，其中一部分人曾回国准备参加起义。革命同志会是在1904年12月组成的，成员主要是军校学生，有湖南程子楷、曾继梧、陈强、仇亮、欧阳振声、程潜，云南杨振鸿、罗佩金、殷承𤩽、唐继尧，直隶姜登选，江苏章梓，河南曾昭文等，黄兴也是该会成员。1905年，两湖学生还组织了大湖南北同盟会。华兴会没有将这些团体统一起来，没有组织他们从事具体的反清活动，甚至连文字宣传也没有积极开展。
总而言之，留日学生中的革命情绪在增长，但是革命党人却未能因势利导，将这股力量组织起来。比起1903年来，反清革命运动此时在日本的局面是停滞的、沉闷的。这种局面给革命力量的发展带来了许多不利的影响。最明显的问题是无法有力地抵御保皇、立宪派对留学生的争夺。当时，立宪运动萌芽不久，它的主张比保皇更有诱惑力，主张立宪的人也积极在留学生中吸取力量。留学生中发生了这样的情况：许多人初至日本时倡言革命，等到快要毕业时却极力主张保皇或立宪。旧日青年会、拒俄义勇队、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中的一些积极分子，一部分已埋首学业，不问政治；另一部分人，如汤尔和、谢晓石、林长民、胡镇超、汪荣宝、陈福颐等则明显地倒向立宪或保皇一边去了。流亡而来的革命分子的队伍也不稳定。这种情况甚至影响到华兴会。到日本后，华兴会骨干彭渊恂、徐佛苏、薛大可等日渐向立宪派靠拢。在革命宣传中崭露头角的章士钊，1905年到达日本后，借口想多读些书以待革命后用，也不愿再从事革命工作。更使革命党人痛心的是，名震一世的革命宣传家陈天华竟然也动摇了。1905年1月，正当留学生群起反对邓孝可的六条意见时，陈天华却受梁启超引诱，暗自起草了一份意见书，要求清廷归政，实行立宪，并准备亲自到北京去呈递。幸亏被黄兴、宋教仁、刘揆一等及时劝止了。陈天华有他自己的弱点，他是一位慷慨悲歌之士，激流之中不会吝惜热血和头颅，却容易被崎岖的道路和腻人的琐务消磨掉意志。他的动摇突出地反映了当时革命运动处于停滞、沉闷状态所产生的危机。
宋教仁想打破这种沉闷的局面，他联合田桐、白逾桓、鲁鱼等人发起组织杂志社，定名为《二十世纪之支那》。宋教仁(1882—1913)字钝初，别署桃源渔父，湖南桃源人。出身地主家庭。在武昌文高等学堂读书时，加入华兴会、科学补习所。流亡日本后，非常活跃，在留学生中声誉日大，因此由他出头办杂志。但是，黄兴、刘揆一、陈天华都不太重视这一行动，仅得到程家柽的大力帮助。6月，《二十世纪之支那》发刊，在留学生中反响并不十分大。
国内革命小团体的发展和留日学生中革命情绪的增长，为革命力量的联合和革命运动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关键问题在于革命运动的领导者能否发现和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克服不利条件，推进这一发展过程。当然，要做到这一点，需要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和雄伟魄力。这个历史任务的解决，终于落在了孙中山的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