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文 | 《治安策》 |
释义 | 《治安策》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本末舛逆,首尾衡决②,国制抢攘③,非甚有纪,胡可谓治!陛下何不一令臣得孰④数之于前,因陈治安之策,试详择焉! 夫射猎之娱与安危之机,孰急?使为治,劳智虑,苦身体,乏钟鼓之乐,勿为可也。乐与今同,而加之诸侯轨道⑤,兵革不动,民保首领⑥,匈奴宾服,四荒乡⑦风,百姓素朴,狱讼衰息。大数⑧既得,则天下顺治,海内之气,清和咸理,生为明帝,没为明神,名誉之美,垂于无穷。《礼》: 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顾成之庙⑨称为太宗,上配太祖,与汉亡极。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以承祖庙,以奉六亲⑩,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群生,至仁也;立经陈纪,轻重同得,后可以为万世法程,虽有愚幼不肖之嗣,犹得蒙业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达,因使少知治体者得佐下风,致此非难也。其具可素陈于前,愿幸无忽。臣谨稽之天地,验之往古,按之当今之务,日夜念此至孰也,虽使禹、舜复生,为陛下计,亡以易此! 夫树国固,必相疑之势⑪,下数被其殃,上数爽⑫ 其忧,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亲弟谋为东帝⑬,亲兄之子⑭ 西乡而击,今吴又见告⑮ 矣。天子春秋鼎盛,行义未过,德泽有加焉,犹尚如是,况莫大诸侯,权力且十此者乎! 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国之王幼弱未壮,汉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⑯。数年之后,诸侯之王大抵皆冠⑰,血气方刚,汉之傅相称病而赐罢⑱,彼自丞尉以上遍置私人。如此,有异淮南、济北之为邪!此时而欲为治安,虽尧、舜不治。 黄帝曰: “日中必熭,操刀必割⑲ !”今令此道顺而全安,甚易;不肯早为,已乃堕骨肉之属而抗刭之⑳,岂有异秦之季世㉑ 乎!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时,因天之助,尚惮以危为安、以乱为治,假设陛下居齐桓㉒ 之处,将不合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以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设天下如曩时,淮阴侯尚王楚㉓,黥布王淮南㉔,彭越王梁㉕,韩信王韩㉖,张敖王赵㉗,贯高为相㉘,卢绾王燕㉙,陈豨在代㉚,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当是时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殽乱,高皇帝㉛ 与诸公并起,非有仄室之势以豫席之也㉜。诸公幸者,乃为中涓㉝,其次廑得舍人㉞,材之不逮至远也。高皇帝以明圣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诸公,多者百馀城,少者乃三、四十县,德至渥也,然其后十年之间,反者九起。陛下之与诸公,非亲角材㉟ 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岁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诿㊱ 者,曰疏,臣请试言其亲者。假令悼惠王王齐㊲,元王王楚㊳,中子王赵㊴,幽王王淮阳㊵,共王王梁㊶,灵王王燕㊷,厉王王淮南㊸,六七贵人皆亡恙,当是时陛下即位,能为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诸王,虽名为臣,实皆有布衣昆弟之心,虑㊹ 亡不帝制而天子自为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黄屋㊺,汉法令非行也。虽行不轨如厉王者,令之不肯听,召之安可致乎!幸而来至,法安可得加!动一亲戚,天下圜视㊻ 而起,陛下之臣,虽有悍如冯敬㊼ 者,适启其口,匕首已陷其胸矣。陛下虽贤,谁与领㊽ 此?故疏者必危,亲者必乱,已然之效㊾ 也。其异姓负强而动者,汉已幸胜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袭是迹而动,既有征㊿ 矣,其势尽又复然。殃祸之变,未知所移,明帝处之尚不能以安,后世将如之何! 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51〕,而芒刃不顿者〔52〕,所排〔53〕 击剥割,皆众理解〔54〕 也。至于髋髀〔55〕 之所,非斤〔56〕 则斧。夫仁义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诸侯王皆众髋髀也,释斤斧之用,而欲婴〔57〕 以芒刃,臣以为不缺则折。胡不用之淮南、济北?势不可也。 臣窃迹前事,大抵强者先反。淮阴王楚最强,则最先反;韩信倚胡,则又反;贯高因赵资,则又反;陈豨兵精,则又反;彭越用梁,则又反;黥布用淮南,则又反;卢绾最弱,最后反。长沙〔58〕 乃在二万五千户耳,功少而最完,势疏而最忠,非独性异人也,亦形势然也。曩令樊、郦、绛、灌〔59〕 据数十城而王,今虽已残亡可也。令信、越之伦列为彻侯而居〔60〕,虽至今存可也。然则天下之大计可知已。欲诸王之皆忠附,则莫若令如长沙王;欲臣子之勿菹醢〔61〕,则莫若令如樊、郦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辐凑并进而归命天子〔62〕。虽在细民〔63〕,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齐、赵、楚各为若干国,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孙毕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尽而止,及燕、梁它国皆然。其分地众而子孙少者,建以为国,空而置之,须其子孙生者,举使君之。诸侯之地其削颇入汉者〔64〕,为徙其侯国及封其子孙也,所以数偿之。一寸之地,一人之众,天子亡所利焉,诚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一定,宗室子孙,莫虑不王,下无倍畔〔65〕 之心,上无诛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贯高、利幾〔66〕 之谋不生,柴奇、开章〔67〕 之计不萌,细民乡善,大臣致顺,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义。卧赤子〔68〕 天下之上而安,植遗腹〔69〕,朝委裘〔70〕,而天下不乱,当时大治,后世诵圣。一动而五业附〔71〕,陛下谁惮而久不为此? 天下之势方病大瘇。一胫之大几如要〔72〕,一指之大几如股,平居不可屈信〔73〕,一二指搐〔74〕,身虑亡聊〔75〕。失今不治,必为锢〔76〕 疾,后虽有扁鹊〔77〕,不能为已。病非徒瘇也,又苦𨂂盭〔78〕。元王之子〔79〕,帝之从弟也;今之王者,从弟之子〔80〕 也。惠王〔81〕,亲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82〕 也。亲者或亡分地〔83〕 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权以逼〔84〕 天子。臣故曰: 非徒病瘇也,又苦𨂂盭。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西汉文帝七年(前173),贾谊终于结束了谪居长沙的三年漫长的忧郁生活,重新被召回京城长安,担任文帝少子、梁怀王刘揖的太傅。表面看来,由长沙王吴差的太傅调任京师,仍是充当诸王教官,只不过教导的对象从异姓王变成了同姓王,差别并不太大,但贾谊可不这样认为。由于辅佐怀王,得以有机会接近天子,使贾谊久遭创伤的心灵,重又充满希望;他那压抑多年的议政从政的激情,也又变得不可遏制。此后几年之间,贾谊多次上疏献策,畅抒对当时国势政局的看法和建议。《治安策》就是当时含有总论性质的一篇长文。 《治安策》论及当时潜在或明显的多种社会危机,用贾谊自己的话来说,包括“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等众多严重问题。这足以令人痛哭、悲泣和长叹的社会弊端和政治危机,涉及天子与地方诸侯之间、汉廷与北方异族之间,以及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种种矛盾。针对这令人忧心的一切,贾谊富有针对性地一一指明相应对策和补救措施。本文作为《治安策》的第一部分,首先论述最为紧迫的、“可为痛哭”的政治危机,即诸侯不听节制,渐萌异心。 汉初,高祖刘邦推行分封制。为酬劳共过患难的开国功臣,他曾对一些异姓将军封爵赐地;为巩固汉家天下,扩张刘姓势力,又大封兄弟子侄为诸侯王。谁料如此一来,这些拥有封地特权的王侯,渐渐建起“国中之国”,骄横跋扈,不听政令,成为国家安定统一的祸害和隐忧。早在高祖时,阳夏侯陈豨、淮阴侯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韩王信、赵王张敖和燕王卢绾等异姓王就相继叛乱。文帝时,叛乱未及彻底平定,同姓王随着势力的膨胀,也日益呈露与汉天子分庭抗礼的迹象。与当初刘邦平定诛灭异姓王时的情形有所不同,同姓王皆是汉文帝的骨肉至亲,且并未明目张胆地打出反叛的旗号,因此处理这一问题相当棘手。贾谊的《治安策》,首先针对这一敏感问题,足见他的惊人胆识。他并非没有意识到危险,正如文中所述的: “虽有悍如冯敬者,适启其口,匕首已陷其胸矣。”若是所谓识时务的俊杰,必然远避其事,缄口不语,但是贾谊却不肯沉默,于此可见他为了汉廷甘愿洒血捐躯的赤胆忠心。 本文条理缜密,说理透彻。起首开门见山,振聋发聩,在痛斥那些粉饰太平、阿谀奉承的小人的同时,极言当前的危险。指出眼前的安宁,犹如睡于干柴之上,至于柴下的火种,却视而不见,然而一旦酿成大火,悔之晚矣。 第二段建议文帝施行法制,并陈述法制必将带来的好处。首先,建立法制无需文帝劳心伤神。其次,法制能确保汉廷长治久安,能使文帝的美德昭于世人,传之后代,生为贤明之帝,死为圣明之神。总之,法制无论对于汉朝,还是对于文帝本人,都有百利而无一害,而文帝唯一该做的,就是倾听并采纳贾谊的意见。 第三段切入正题,以不久前文帝亲身经历的干戈之争,说明王侯的危险性。以眼前的事实为例,是力求令文帝触目惊心,促其猛醒。 第四段论述即将面临的危险,分析暂时安宁的缘由,指出解决王侯问题的紧迫性。文中紧扣“强则作乱”这一症结,强调危险正日益逼近。因为随着时光的流逝,“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气方刚,汉之傅相称病而赐罢,彼自丞尉以上遍置私人”,一旦条件成熟,必定作乱。所以必须趁他们羽翼尚未丰满,及时下手。否则待到形成气候,即使尧、舜再生,也无能为力。 第五段以许多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疏者必危,亲者必乱”的道理,借以打消文帝可能存在的一切侥幸心理。文中颇为大胆地以文帝与高祖刘邦相比较,直言不讳地断言文帝缺乏对付诸王作乱的能力,再一次提醒文帝,必须及时设法。 第六段借用屠牛坦宰牛这一故事,说明治国的道理。告诉文帝,治国应切中症结,该狠则狠,快刀利斧,往往奏效。又一次敦促文帝,不能优柔寡断。 第七段在前面的层层铺垫之后,开始出谋划策,提出实际的解决办法。首先他告诉文帝“强者先反,弱者乃安”的道理,随后指出,当今之计莫如“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也就是削强为弱,逐渐分割诸侯封地,分封给他们的子孙,使得大国不复存在,而众多各自为政的小封国,则不会对汉廷构成威胁。如此“众建诸侯”,既能显示文帝恩泽有加,又可侵削诸侯实力,实为一举两得,同时它还独有不露痕迹的效果。 最后一段则与开头呼应,用“病大瘇”、“苦𨂂盭”作比,又一次点明当今局势的严重性和危险性。 本文凝聚了贾谊多年来对于诸侯乱国这一事实的观察和认识,其中揭发、论述和分析,往往一针见血,切中肯綮。按理来说,汉文帝并非昏庸无能之辈,贾谊旨在削弱诸侯势力的策略,应该能够立见成效。但是,由于当时的形势和某些方面的限制,贾谊的呼吁和警告,并未引起执政者足够的重视。后来,文帝虽然“分齐为六国,尽立悼惠王子六人为王”,“又迁淮南王喜于城阳,而分淮南为三国,尽立厉王三子以王之”(《汉书·贾谊传》)。多少采纳了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主张,然而涉及范围太小,力度也不够。终于在景帝三年(前154),发生了吴、楚七国之乱。而最终彻底消弭诸王对朝廷的威胁,则是后来由景帝和武帝逐步完成的。 贾谊的政论文,开创了汉代此类文字笔力劲练、内容充实、语言朴茂、气势磅礴的风格。清人金圣叹就曾盛赞《治安策》如海如潮,浩瀚闳肆,实为天下罕见的奇文: “夫此则真谓之海矣: 千奇万怪,千态万状,无般不有,无般不起。则真谓之潮矣: 来,不知其如何忽来;去,不知其如何忽去。总之,韩(愈)、苏(轼)二公文章,纵极汪洋排荡时,还有墙壁可依,路径可觅。至于此文,更无墙壁可依,路径可觅。少年初见古文,便先教读一万遍,定能分外生出天授神笔。”(《天下才子必读书》卷六) 所谓如海如潮,忽来忽去,千奇万怪,千态万状,首先是指本文多变的风格和流畅的气势。作者仿佛是在与文帝当面对话一般,随时根据需要,改变着语气和节奏: 时而如挚友谈心,娓娓道来,犹如细雨润物般的温柔;时而又痛快酣畅,无所顾忌,仿佛诤友瞠目而视,对面辩诘。如第二段述及“射猎之娱与安危之机”时,注意设身处地为文帝切身利益着想,声明为治国而“劳智虑,苦身体,乏钟鼓之乐”则大可不必,他所提供的策略不但能确保国家平安,还可保证文帝“乐与今同”,不必烦心劳神。如此措语,当然是为了诱使文帝耐心听讲,使论说易于入耳。然而如此委婉的语气,到第五段中却变得异常激烈,一个接一个“能”或“不能”的诘问,步步紧逼,简直令文帝无路可走;连续三个“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则又将文帝一切幻想击得粉碎,促使他于面红耳赤之后,猛醒深思。气势如此逼人,辞锋如此犀利,在历代呈送帝王的疏策中是罕见的,这正是贾谊政论文最可珍贵的风格。 贾谊这“天授神笔”除了能使文势忽峻急,忽缓和,首尾相衔之外,还能在议论说理的同时,不失时机地运用文学笔法,使得后人读他的文章,感觉特别形象和亲切。穿插于本文论议之中的比喻,就极为奇妙。如说到“危险”,或拟为厝火积薪,或喻作病大瘇、苦𨂂盭;论及中央与地方的正常关系,形象地比作“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然而一旦出现反常,则又是“一胫之大几如要,一指之大几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虑亡聊”的描画譬喻。其余将治国比作宰牛,把诸侯拟为髋髀等等,皆有出神入化之效,有效地增强了文章的艺术感染力。 除了夹喻的妙用,贾谊的丰富想像力还表现在不时的“夸大其辞”。这种明显带有战国纵横家文风的笔调,虽然难免会有危言耸听之嫌,但运用得恰当,却令平实的说理增添许多魅力。如本文极言“众建诸侯”的功效,称一旦天下因此而大治,“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遗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乱”。不仅是初生儿做皇帝,就是天下只有那样一个象征性的君主——胎儿或已逝的帝王,也照样安宁无事。这就是《治安策》的奇效。 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曾评议“洋洋至六千言”的治安之策,并将贾谊的文风与稍后的晁错作过比较,认为贾谊“尤有文采,而沉实则稍逊”。但不管怎样,以《治安策》、《过秦论》为代表的西汉鸿文,毕竟为古代散文史揭示了崭新的一页。其慷慨陈辞、雄辩滔滔的议政胆略,文势苍莽、笔力纵横的浑朴文风,足以“沾溉后人,其泽甚远”。 字数:83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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