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与法

原始社会不存在法律，唯有社会生活的共同习俗和行为规则，它们具有普遍的对氏族成员的约束力，是一种潜在的威慑，不遵行者，必会受到部落首领的惩处。随着国家的逐渐形成，原始习俗也就演变为习惯法。统治阶级对原始习俗作精心筛选，或淘汰或保留或光大发扬，且不断增加符合统治阶级胃口的社会生活规范。至奴隶制的西周，统治者强调“明德慎罚”,刑与德并重。西汉至清代，封建统治者又奉行“德主刑辅，明形弼教”、“出礼入刑”的思想和原则。所谓“德主”,是以“教化所恃为治”;所谓“刑辅”,是“刑罚所以助治”。对于教化无效且犯了法者，实施必要的法律制裁。唐代更从法律上规定了“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教化”、“政教”,即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称之为伦理或伦常，即所谓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汉代独尊儒术，导致儒家经典法律化，因而礼所肯定的纲常伦理，对于法律的制定，产生着强烈的影响。中国封建社会是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的伦理精神和原则，渗透、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我国古代法律，把维护父权、夫权的封建家族制度放在首位。经儒家的极力维护和发挥，将家庭的伦理关系，移植于治国立政之道，所谓“正家而天下正”,在此，家族被视为国家的缩影，国家则是家族的扩大、膨胀。家，何以为治？在家庭观念中，以“孝”、“亲亲”为核心去处理家人间的关系；在治家之道上，则有“家约”、“家教”、“家诫”、“家训”、“家范”、“家规”、“家法”。国，何以为治？在国民观念上，将“孝”移作为“忠”,即为“尊尊”;从国家制度上，则由国家制定法律去治理国事和民事。从刑罚内容言，死刑有诛杀三族、九族等的“族诛”,有因为犯了反逆天条而遭受的“缘坐”,有因为家人在嫁娶问题上触犯刑法而受判的“独坐”,这些都是从家族制度出发去达到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国法”则成了“家法”的补充，家法变为国家的缩型。封建伦常中的“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强调后者绝对服从前者，这是家法与国法的结合。隋代为始，刑法中有“十恶”之罪。“十恶”中的“谋反、谋大逆、谋叛、大不敬”,是直接侵犯了封建统治秩序和王权的不忠行为。“十恶”中的其余六条是“恶逆、不道、不孝、不睦、不义、内乱”,视作为直接侵犯封建伦常和封建家族制度的悖德逆礼行为——这是莫大的罪恶，会落个死刑的结局。唐代在《唐律疏议》中申明“为子为臣，惟忠惟孝”,忠、孝，由法律规定作为人们行为规范的最高准绳。《北齐律》首次制定重罪十条，隋代将其定名为“十恶”,且规定犯十恶者不能赎罪，即为著名的“十恶不赦”。其基本精神是将伦理道德与法，两者进一步结合，更为严厉地惩办危及皇帝宝座和危害封建伦常的犯罪行为。“十恶不赦”,被后世帝皇奉为镇国之宝，难以割爱，直到清末帝制结束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