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珠舶

题“鸳湖烟水散人著”,“东里幻庵居士批”,首有序，署“鸳湖烟水散人自题于虎丘精舍”。作者烟水散人，姓徐，名震，字秋涛，浙江嘉兴人，清初小说家，创作小说多种。六卷，每卷三回，卷演一故事，共十八回。本书仅存抄本，刊本未见。

作者宣称： “贾舡所载，不过珊瑚玳瑁夜光木难，仅足供人耳目之玩而已。若夫余之所传，实堪警世”,足使 “观者娱目，闻者快心”,故将其作品比之“珍珠舶”。其题材多样，涉及科举仕途、爱情婚姻、小人欺诈、淫僧骗人等；所写人物，有商人市民、官宦缙绅、落魄书生、才子佳人、佣工奴婢、淫僧讼棍等不同阶层，“述一时民风之盛衰”,一定程度地反映了明末清初动荡的社会现实，表现了青年男女自主婚姻的强烈愿望，抨击了腐朽的世风，还涉及到官场的黑暗，科举制度的弊痼等，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和美学价值。
六篇小说中，以卷二最好。写清正耿直而多才多情的书生金宣的坎坷一生，“穷秀才十年落魄”,“老闺女一念怜才”,“贵门生千金报德”三回，分别叙其早年落魄、科试与婚姻、仕途和晚年三个阶段。他出经入史，诗赋精通，早岁游痒，颇有文誉，被推为士林翘楚。“未驱穷鬼书为祟”,因其家遭变故，父母相继过世，他又不善营运，田产房屋卖尽，致栖身无所。作品极写其命运多舛，寄住僧舍，偶出同情，说情留宿一陌生人，竟是越货大盗，长老受牵连，他也难于安身。遇一朋友设酒款待，他于饥渴中方欲举筷，却因邻舍失火，只好匆匆而别。走投走路，甚至要投河而死，幸得社友推荐，到致仕的太常寺卿苏拙庵家做代笔。见苏女秀玉之诗，慕其才华，思偕连理，所请媒人出于嫉妒，不予成全，反加挑拨，使苏视为轻薄狂妄，不允婚事，并驱逐之。倒是秀玉尚怀怜才意，私赠盘费，促其应试，他亦不负所望，果然高中。小说在写他前期的困顿坎坷时，亦寓针世砭俗之意。首先是科举无凭。金宣是素负盛名的饱学秀才，“文章枉得十年名，犹为饥寒锢此身。”宗师录科，他竟落在三等之末，没有科举，便不能参加乡试。而一个因无真才实学，他一直鄙簿的族兄，“竟获连捷，以庶吉士考入翰林”,在他面前骄横卖弄。明清科举制度中，庶吉士、翰林均由文才突出的进士选任，这使金宣不由怀疑感叹宗师的眼力。他的得中，也是因为每每礼拜文昌，同窗戏拟试题，压于香炉脚底，他视为神示，细心揣摩，临试时竟一一相符，便毫不费力。这说明封建时代选拔人才、关乎读书人一生穷通荣辱的科举制度，并不取决于真才实学，而凭偶然和侥幸。作者对试题的弄假成真，作了宿命论的解释，前于占语中预示，后又由金宣说：“神明鉴我愚衷，阴遣相告。”但其描写本身，仍构成对科举制度的批判。他后来中进士，也不因才学，其宿因是不奸人闺女的阴德，其次是世风的势利浇薄。金宣于中举之前，衣食不继，贫无立锥之地，备受冷落凄凉。而中举之后，“回到维扬，就有一个富户金仲开，要求通谱，送了一所绝大的房子，价值千金。遂竖立旗杆，收了几对仆妇，登时门庭赫奕，餽贺纷纭。”这是市井俗辈。那乡宦苏拙庵，当日曾谓“我好意怜他贫乏，收留代笔，他却藐视我女，要求婚事”,斥之为“无耻狂生”,“轻薄太甚”,现在却是“直到门外相接，满面堆笑”,等不得请媒，面议婚事，“即以庚帖送上”。金宣亦鄙其前踞后恭，因感念秀玉之情，方才许婚。无怪不少明清小说都写及类似的情况，幻庵居士有一旁批云：“到处有此陋风。”这种“陋风”,正是社会腐败的反映。金宣中进士后，除授福建侯官知县，居官廉明，刑简政清，深得民心，却因都院寿辰时不曾以重礼进贺，被其寻事参劾，罚俸三月，改调浙江山阴。遭此挫折，虽有所灰心，犹不忘奖掖后进，荐拔孤寒。不久辞官而归，隐居湖滨，本乏宦资，坐吃山空，后便设帐教书，间亦典当妻子钗簪易米糊口，终老穷乡。他的仕宦生涯，揭示了官场的黑暗窳败，清正者失意，贪墨者横行的现实。这背后，自然是民众的苦难与血泪。他有抱负，有才干，有政迹，颂声载道，却不谙居官诀窍，这也是清正者的通“病”。上司寿辰，其他属官起码送上几百两的厚礼，他俸银之外，不肯勒索害民，便以仅余的数两银子，打造巧样爵杯两只和四把金扇奉上，惹都院大怒，说：“怎有这样不晓事的蠢材！不要说别件，把你盖护，就是怎样出疏首荐，也值一二千金，怎将这两件龉龊东西来唐突我！”受人拥戴的廉明者是“不晓事的蠢材”,不染民膏血的清白之物成“龌龊东西”,是非清浊全然颠倒。官场成市场，你“晓事”奉承我，我还报举荐你，全是现金交易； 清官是遭参劾贬斥的 “蠢材”,“英材” 自然是贪墨阿谀之辈了。当金宣经十年宦海浮沉，终于 “晓事”时，却不改本性，“若欲刮民膏脂以奉上官，我所不愿，我岂为五斗米折腰哉！”于是挂冠而归。金宣的一生，很有典型意义，揭示了封建时代正直而有才干的读书人的命运，其困顿科场、官场，不只说明此类读书人没有出路，实际也反映其所依存的社会没有出路。在这一人物身上，寄托了众多读书士子的感慨，也有作者自己的切肤之痛。烟水散人也是个失意者，其《女才子书叙》说：“顾以五夜藜窗，十年芸帙，而谓笔尖花足与长安花争丽，紫骝蹀躞，可以一朝看遍矣。岂今二毛种种，犹局促作辕下驹，不犹之乎！ ……回念当时，激昂青云，一种迈往之志，恍在春风一梦中耳。”书中金宣也感慨： “羞杀进士两字，徒作春风一梦！”小说结尾，写金宣于垂暮之年，偶遇得他识拔的腾达者，赠房赠地，赠银赠婢，使得安度晚年，意在给人以一线安慰。
卷二涉及爱情婚姻，而非重点；卷三写鬼娶人妻，情节荒诞，无可称说；卷四、卷五则集中写青年男女婚姻爱情。本书写于才子佳人小说盛行之时，与之比较，并无突出成就、鲜明特色，惟以情节取胜。卷四写谢宾又于杜仙佩诗笺酬和，相互爱慕，私订终身，谢中举后，杜父允婚，不料春闱失意，未中进士，又为杜兄所阻，杜父将女改许他人，后经波折，方得团圆。卷五写东方白在其父同年贾家读书，依恋于小姐贾琼芳，牡丹花神幻化小姐之形，与之欢会，并以玉燕钗相赠，东方凭此钗与贾母议定婚事，贾父却在避乱中为明末起义军所俘，东方外出寻找，得老仆钟义代死替出贾父，东方结婚之前，花神复出，说明真相。两相比较，卷四稍好些。谢宾又于婚事遇挫后，怏怏离京，归途闻义军攻陷北京，念及小姐安危，不顾遍地兵乱，又只身北上寻访。至京，遇杜家老仆，说小姐遇难，棺厝草庵中，他前去祭拜相守。后南归，于黄河馆驿见题诗，为小姐手笔，复得飞燕传柬，知其身陷吴淞副协镇参将严某府中，赶至吴淞，得严某垂怜，始与团圆。描写中，尚见几分真情，并委婉地反映了清兵掳掠妇女的事实。
一、六卷均写世情，“有针世砭俗之意”,具一定认识价值。卷一写讼棍蒋云，觊觎商人赵相之妻冯氏貌美，便曲为交结，与赵拜为兄弟。赵外出经商，托蒋照料家事，蒋借机先后诱奸赵母与冯氏，赵归后得知，痛殴冯氏，并与母反目，冯氏羞愧出走。蒋不加收敛，反怂恿赵母状告赵忤逆，藏匿冯氏，逼良为娼，却唆使冯父告赵害其女，赵因之被杖下狱。赵母本意饰己之非，见子受苦，心甚不忍，变卖田地首饰托蒋打点营救，蒋佯为应允，暗中却让冯父投状追究，欲置之死地，使赵更受酷刑。赵母痛己之误，恨蒋之恶，气闷而死。赵久羁狱中，同狱周青霞曾见冯氏，闻其诉愧悔之情，即转告赵，并于出狱后寻回冯氏。冯氏于公堂上说出始末实情，真相大白，蒋被当堂杖死，赵获释，原谅了冯氏，将其领回家中团聚。冯氏力补前过，帮赵复兴家业。赵后贩货至苏州，识一妓名来香，亦松江府华亭县人，原是蒋云之妻，愿随从良，冯氏劝赵为之赎身，娶回家中。作者于开篇说：“每见今世险刻之徒，往往乘友落难，阳为排解，阴实从中取利。更或假意说盟说誓，专等堕入局中，即便下手，有田产则利其膏腴，有妻妾则乱其闺阃，交道至此，岂不深可痛惜！”其创作意图，在于说明交友之难，须识人贤否，不可轻信滥交，赵相就是因为误交匪类，致家业破败，夫妻母子分离，身陷囹圄，几乎性命不保。作品的实际价值，则超出交友之道，类似蒋云之流“险刻之徒，所在多有”,其他小说也多有描写，如《云仙笑·厚德报》 中的刁星。他们不务正业，惟以谋人害人为事，虽非贪墨搜刮的酷吏，巧取豪夺的强梁，却也同样能给周围的善良者带来灾难，属于封建社会中的邪恶与腐朽势力。作品极写其居心叵测，狡诈歹毒。为了达到自己的卑鄙目的，他也会做出排难解纷、轻财重义的姿态，曲意温存，骗得赵相一家的信任，对之托妻寄母； 而当得手之后，又施展手段，陷赵于狱，谋其家产，逼死赵母，迫冯氏为娼，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使人们认清其鬼蜮伎俩，蛇蝎心肠。作者为了使他受到惩罚，说明报应不爽，故最后写赵冤情得雪，蒋妻亦沦为娼，后归于赵，谋人妻者亦失己妻。卷六所写证空和尚，原在松江时就与尼姑通奸，展转到湖州，又借化缘勾搭商人赵诚甫之妻陆氏，将其拐至杭啊州，后被人发现，告官将其刺配。作者既鞭挞证空这类淫荡奸恶之徒，亦“为佞僧的下一砭针”。小说这些描写，确如作者所说，“实堪警世”。
本书所选取之题材，都是当时作者所热中的，个别情节，亦有与其他小说相似者，如卷一所写的仇人之妻，卷二所写试题与考试凭阴德，卷六所写拐人妻被认出等，未必是抄袭，作者称其创作系“搜罗闾巷异闻”,可能与其他书取自同一传说。烟水散人的小说素以情节曲折见长，但在本书表现并不突出，其一、二、六卷尚较好些，情节组织得自然而富于变化，亦大致符合生活与人物性格的发展逻辑，其余各卷，却因刻意追求情节曲折，反多处暴露拼凑之痕。如卷三，中心情节是鬼娶人妻，写阿喜死后，鬼魂附船重返主人之家，却凭空添加主人之媳胆小怕鬼，请法师牒送阴司，又引起阿喜父母兄弟诸鬼闹宅，主人家做善事超度，阿喜无端的成为当坊土地，这才与邻家之婢海棠成婚。其他如卷四穿插乳燕传书，卷五叠合花神缘偶，写来热闹，但显牵强，有叠床架屋之嫌。
本书在艺术上，较为突出的是其描写的委婉细腻，如书序所说：“搜罗闾巷异闻，一切可惊可愕可欣可怖之事，罔不曲描细叙，点缀成帙。”此如一卷中所写的蒋云勾搭赵相之母王氏及其妻冯氏，赵相归来识破奸情等描写，便是明显的例证，试举后者说明之。赵相在外羁留数月，“以离家日久，巴不得一步跨到家里”,而王氏、冯氏，却“不觉吃了一惊”,“只因心下虚怯，虽欲勉强装出笑容，怎奈忸怩情态，终不能掩。”赵说起在外因遭官司，消折本钱，冯还说：“我不信偏有这样横祸，你莫非在花街柳巷迷恋娼妓，折了本钱，反捏这无影的话儿，归来搪塞？”冯氏是以攻为守，且亦与前照应。当初蒋云就是以此造谣，引起冯氏的醋意，而拉她下水的。此时赵虽感异常，但尚未生疑。继之蒋云来探望，饮酒间，“婆媳两个相继出来，带着笑，连连斟酒相劝，赵相心下就有几分猜疑。”晚间夫妻归房，冯氏“并不象往时有许多贪恋欢喜情状”,“又只管盛赞蒋云的好处，赵相十分不快。”次日又听邻居董近泉含糊其辞的提醒，醉酒归来，又撞见蒋云在自己家中，“不觉怒从心上起”,遂至发作，写得极有层次。几个人物的言行举止、心理状态，亦描绘得如闻如见，确称得上“曲描细叙”。小说的人物形象塑造，特别是一、二、六卷，也较为成功。其笔下的蒋云、金宣、证空等形象，均个性鲜明、丰满生动，情节的安排与性格的描写相结合，言行举止，均关性情，蒋云处处透露奸诈，证空时时表现淫邪，金宣则既恃才傲物，又正直善良，寓居僧舍，误留歹人，本出同情，见其善良，此与后来的居官清正，不肯害民求荣，均相贯串。落魄中朋友欲荐他处馆，他随即对另一同窗道之，致书馆被夺，只好另谋出路，见其正直坦诚，如此者亦必不肯阿谀奉承，他的傲物并非骄横狂傲，目空一切，而是以其清正和才华，傲于世俗，初则对那些“不通子弟，腐烂文章，他便掉头不顾。”继则对鄙薄自己的乡宦苏拙庵“不胜愤愤”,被逐后发誓不从苏门前过，却见其志气，与此相关的，便是中举后苏又主动议婚，他因鄙其为人，“意欲不允，却为感念秀玉之情，便即许诺。”有情有义。后则对贪鄙的上司傲，不曲意巴结，并发展为“不为五斗米折腰”而辞官，更是可贵可敬。小说对之刻画得有分寸有层次，有发展，其性格诸因素互相关连，互相制约，较好地把这一人物突现出来，应当说是成功的。
总的看，本书思想上、艺术上都有得有失，当不得“珍珠舶”之名，却也自有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