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学

魏晋时代的道家之学。所谓 “玄学”,是道家和儒家融合而出现的一种文化思潮，实际上是道家之学一种新的表现形式，故又有 “新道家” 之称。东汉末年至两晋，是两百多年的乱世。随着东汉大一统王朝的分崩离析，统治思想界近四百年的儒家之学也开始失去魅力，士大夫对两汉经学的繁琐学风、谶纬神学的怪诞浅薄，以及 “三纲五常” 的陈词滥调普遍感到厌倦，于是转而寻找新的 “安身立命” 之地，醉心于形而上的哲学论辩。这种论辩犹如后代的沙龙，风雅名士聚在一起，谈论玄道，剖析妙理，当时人称之为 “清谈” 或 “玄谈”。据清代学者赵翼 《廿二史劄记》,清谈之风始于魏齐王曹芳正始年间，源起于何晏、王弼等人。何、王都是当时的贵族名士，影响所及，便成一代风气。清谈名士有一种时髦，就是一边潇洒地挥着麈尾 (麈： 类似鹿的动物，其尾可用作拂尘),一边侃侃而谈，故后来有 “挥麈而谈” 这句成语。清谈的话题大都围绕着《老子》、《庄子》 和 《周易》展开，而这三部经典因其玄妙深奥、匪夷所思，便被清谈家称为 “三玄”,“玄学” 之名就由此而来。但 “三玄” 不过是个话题，清谈的内容主要涉及有与无、生与死、性与情、形与神、动与静、名教与自然、圣人有情或无情、声有无哀乐、言能否尽意等形而上的问题。在正统士大夫看来，诸如此类的清谈都与国计民生无关，因此就有 “清谈误国” 之类的说法，甚至将亡国之祸都归咎于玄学家的清谈之风。如儒家学者范宁 (著 《春秋谷梁传集解》) 就说： “王弼、何晏之罪，深于桀、纣。”但魏晋本来就是乱世，学者故作玄远，也有避祸的意思。唐代官修的 《晋书》 这样评价魏晋之际的玄风： “学者以 《老》、《庄》 为宗，而黜六经； 谈者以虚荡为辩，而贱名检行身者； 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仕进者； 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 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 这不过是清谈的流弊。其实，玄学是当时一批知识精英跳出传统的思维模式(修齐治平),对宇宙、社会和人生所作的哲学反思，以在正统的儒家信仰发生严重危机后，为士大夫重新寻找精神上的 “安身立命” 之地。正是由于这种反思，才有魏晋时代对人性的自觉和个性的解放。当时以玄学名家的王弼、何晏、嵇康、阮籍、向秀、裴頠、郭象等，不管唯心也罢，唯物也罢，都是当时第一流的学者和哲学家。何晏的 《论语集解》、王弼的 《老子注》和 《周易注》、郭象的 《庄子注》,直到今天，也是被学界视为权威的注本。何晏、王弼的 “贵无论” (万有生于 “无”,以无为本) 和裴頠、郭象的 “崇有论” (万有皆自生，以“有” 为本),为习惯于 “三纲五常”伦理思维的中国人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模式，这虽然不是治国平天下之道，却是哲学的智慧。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竹林七贤，更是魏晋风度的化身。嵇康 “越名教而任自然” 的宣言以及 “非汤武而薄周孔” 的举动，直到现代还闪耀着自由精神的异彩。事实上，魏晋之间在玄言清谈影响下所形成的放达人生和洒脱风气，千百年之下，仍自有其魅力。东晋以后，玄学与佛学趋于合流，作为一种时代思潮的玄学也就渐归沉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