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公孙胜》

公孙胜，道号一清先生，蓟州人，自幼好习枪棒，学成武艺多般。且会一家道术，能呼风唤雨，驾雾腾云，江湖上称做入云龙。他在梁山泊上，与吴用同当掌管机密军师，是第四号人物。

公孙胜投见晁盖，应了七星聚义，与晁盖、吴用、刘唐和三阮合伙义劫了生辰纲，并一同上了梁山。梁山好汉石碣村湖荡首次击败何观察率领的官兵，便得利于他的神法妙算。后来因为柴进失陷高唐州，梁山军马又敌不过高廉妖法，于是戴宗、李逵前往蓟州搬他，他到高唐州，破了高廉。梁山泊“三十六天罡”符定数，“七十二地煞”合天机时，建罗天大醮，他率领四十八员道众，作高功，主行斋事。还曾经历战樊瑞、斗贺重宝、收乔道清等一系列恶战。

公孙胜是道人法师，具有道术神法，所谓半仙半人。对此人物评价，既不能单纯套用“凡人”塑造原则，也不宜简单化看做荒诞人物。

其一，公孙胜形象塑造，不算丰满成功，但艺术上也有可取之处。《水浒》全书十三个道人法师，除戴宗写得成功，罗真人稍有特点外，其余的人物均没有个性特征。其写法多是“三段式”的铺叙，先概括介绍其人经历，接着写外形相貌，而后写斗法。他们只不过是作为一种幻想法力的体现者而存在的，并不是作为一个艺术形象存在的。因此，给人印象淡薄。作者的笔力主要用在幻想的驰骋上和法力的铺叙上，而忽视了对人物的内心世界的揭示和个性特征的刻画。我们只能从法力特征和人物身份去区别他们，而无法从人物性格上去结识他们。

但是围绕公孙胜形象的描写，却有生动可取之处。如神法的描写，反映了一种丰富的艺术想象力，能给人美的享受，如写罗真人“先取一个红手帕，铺在石上道：‘吾弟子可登。’公孙胜双脚在上面，罗真人把袖一拂，喝声道：‘起！’那手帕化做一片红云，载了公孙胜，冉冉腾空便起，离山约有二十余丈。罗真人喝声：‘住！’那片红云不动”。这段描写与《天方夜谭》中的“飞毯”有异曲同工之妙。又如，能把法术暗蓄在写实的叙述中，而后才点明是何人施展何术。何观察率兵到石碣村湖荡搜捕晁盖等人时，在初更左右，“忽然只见起一阵怪风”，接着又见“芦花侧畔，射出一派火光来”，那“风又紧，火又猛，众官兵只得钻去，都奔烂泥里立地。”为什么出现这种异常情况呢？后来才交代是公孙胜祭风的缘故。有时是把法术描写和战争写实刻划融为一体。在铺叙宋江军兵与辽国兀颜统军交战的时候，先写道：“公孙胜在军中仗剑作法，踏罡步斗，敕起五雷。是夜南风大作，吹得树梢重地，走石飞砂。”紧接着就描写如何借助“南风”，点起二十四部雷车，冲向辽阵，杀得辽兵“鬼哭神号，人兵撩乱”。这样处理，可以改变那种“法术对法术”的单调写法，使神幻与现实交错起来，在艺术的“亦真亦幻”的情景中增强感染力。

其二，公孙胜形象作为贯串全书的人物，在整体艺术结构中，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一般认为，贯串于《水浒》全书的人物，只有宋江、吴用和李逵。其实，公孙胜也应当算是这样的人物。早在第50回，他就扮演了“七星聚义”劫取生辰纲的重要角色。梁山好汉在石碣村湖荡首次击败何观察率领的官兵，还是得力于他的神法。此后，他又历经一系列恶战。他的离去，是在征剿方腊前夕。他经历了梁山聚义、抗辽、剿田虎、打王庆这样四个大阶段。他的存在充当了《水浒》结构中一条特殊的“主轴”。借助他，把书中许多神幻描写组成有机体。并在结构的承上启下、情节的联贯一致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

其三，公孙胜形象对表现神助梁山的思想富有意义。在阶级社会里，宗教本来是统治阶级用来欺骗和麻痹人民的工具，但在一定条件下，农民也利用宗教作为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手法，因此，分析神怪形象时，不能只停留在对鬼神的简单的否定上，而应看到，这只不过是作者假借虚无飘渺的鬼神之类，去抒发自己的情感，去说明某种道理或是发扬某种精神而已。《水浒》正是通过公孙胜等形象的描写，强烈表达了对梁山起义的所谓“天意”，给梁山起义的正义性抹上了浓重的“神助”色彩，从而抒发了作者惩恶扬善、阐正祛邪的思想感情。如：梁山泊建罗天大醮是由公孙胜主持，罗天大醮虽然不是动兵动刀的事，可是借天命以定人心，而且引出了“石碣受天文”的结局，使梁山泊众豪杰定了次序，安了地位。它是梁山泊领导者宣传天命思想来巩固队伍、维护团结的一种手段。它把梁山英雄的“出世”说成是“上应天魁”，把“英雄排座次” 说成是“天地之意”。这是给梁山造反涂上“天意”色彩。还有，《水浒》对公孙胜此类人物形象是予以热情歌颂的，把他们当作梁山义军的核心人物和义军的中坚力量来塑造。充分表现他们强烈的反抗性和革命性及其在义军斗争中的巨大作用和不朽功勋。如公孙胜的上山，便使梁山事业转危为安，日趋鼎盛。

当然，对公孙胜形象的塑造，也带有思想上的缺陷和艺术上的败笔之处，如运用天人感应，比附征兆手法，显然把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互相混淆起来，还有封建迷信、宿命论的因素，艺术上则缺乏个性化的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