澹园集

诗文集。四十九卷。明焦竑撰。刊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
焦竑，字弱侯，号漪园、澹园。生于明嘉靖十九年(1540年),卒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江宁(今南京)人。万历进士第一，官翰林院修撰。早年识耿定理，主教崇正书院，与李贽过从甚密，又问学于罗汝芳。治学一宗王阳明。皇太子出阁，竑为讲官。一身著作甚富，有《澹园集》正、续编，《焦氏笔乘》、《焦氏类村》、《国朝献征录》、《国史经籍志》、《老子翼》、《庄子翼》等。
《澹园集》卷一至卷三十五为文，包括疏、论、书、序、铭、赞等类，卷三十六至四十九为诗词。反映了其生平轨迹和治学思想。
焦竑治学，最推重陈献章、王阳明及其后学，以为“至白沙、阳明两先生横发，直指孔孟之宗，豁然若揭日月而行诸天，弗可尚已。”(《周朝从祀四先生要语序》),又论王艮“其人不由文字，超悟于鱼盐之中，可谓旷代之伟人。”(《明德堂答问》)推罗汝芳于王艮之后“衍其余绪，则可谓横发直指，无复余蕴矣。”(《罗杨二先生祠堂记》)故此而对宋儒诸家有异论，以为孔孟之学属“尽性至命之学”,但是从汉唐以来，其学有明若晦。虽然周敦颐、程颢、邵雍、陆九渊都有所得，但程朱之学“不从性宗悟入，而以依效形似为工，则未得孔孟为之依旧故耳。”(《答钱侍郎》)以至“旁搜物理，而于一片身心反置之不讲。”(《答友人问》)同时，又将“用敬”与“致知”分为两截，不如王阳明以“良知”统一于自身切实、有益。
对于学派间的纷争，《澹园集》许多篇章强调道只是一个。学者治学只是求道而已，而不在这个道是哪一家发现的，而这又是与普天下之心都是相同的有关，因而不应该为学派所限。由此，他便反对当时讥诮心学为佛释的说法，以为儒、佛两家都讲道，固应兼容并蓄，即“道是吾自有之物，只烦宣尼与瞿昙道破耳，非圣人一道，佛又一道也。”(《明德堂答问》)佛教虽然晚出，但它的宗旨与尧舜周礼却没有两样，讲的都是尽性至命之理，大部分都在儒家的经籍中可以见得，“所言本来无外者，即“中庸末发之中之意也。”(《答耿师》)焦竑因此而说“释氏诸经即孔孟之义疏”,而且是最及本质的义疏，比之汉宋诸儒的解释，释氏能直指人心，不像儒家那样存有“支离缠绕之病”,因而便可以通过释氏诸经而后通晓儒学。同样，对于道家也一样，不应从宗派出发而排斥之。在《读庄子七则》一篇中他说庄子看似弃绝儒教的仁义礼乐，但他只是在文字上非难世教，相反却在根本处肯定世教，因为庄子所说的虚无之理，是世教所确立的基础。正是在这些论证下，《澹园集》是以三教本出一源为理论旨归。
集中还多次提到治学方式，以为虽目的是尽性至命，然仍须下学而上达，由博而返约，即所谓“某所谓尽性至命，非舍下学而妄意上达也。学期于上达，譬掘井期于及泉也。”(《答耿师》)如果只是“吐弃事物，索之窃冥之乡以为道，”(《送翁郡侯周埜之抚州序》)也无法上达至道。除了读书之外，“视听言动”等实际活动当然也属于博的一个方面，以至通过积累，“豁然得其肯綮”。但同时又反对那种限于疏注章句等的逐末之学，因而更重视“直指本心”。将这两方面结合起来用之教学，则“为事详，而其妙则不可思，为物博，而其精则不可为。圣人使渐劘涵泳以由之，而其妙则不可思与为者，从容以听其自悟，如此而已。”(《内黄县重修儒学记》)又主张读活书，批评一切教条和僵死的东西，及限于经学、义理、词章等。
一些文章则谈政事，如疏议中的部分。在《因旱修省陈言时政疏》中，提出吏治的两大要害，即理财与用人，以为“财积于上而不流，吏蠹于下而不去”,以致引起老百姓的积怨，使政权不得稳定。在《备荒弭盗议》中以为“盗贼”问题的实质是因为贫困，故要从“富民”入手，消除社会动乱因素。《国计议》以为善于管理国家即在经常使财政能满足于用“事”,因而要保证财政的有余，并提出解决其中危机的四条建议，即“议垦田”、“议关税”、“议赎锾”、“议内供”。并以为重功利实用便是重仁义。在《廷试策一道》中主张君主要有“实政”、“实心”。实政即整饬制度，严明法典，实行即惩罚玩愒，谨慎律己，既如此，便能一方面“其具彰而有以成整齐天下之化”;另一方面则“其本立而有以妙转天下之机”。而为官者之首务是通晓政事，能处理各种具体事务，“此外治经第一，诗文次之”(《答乐礼部》)。
该书有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刻本，清代列为禁书，后入《广理学备考》。又有《澹园续集》三十五卷，有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刻本。一九一四年上元蒋慎修书屋《金陵丛书》将两集刊入，正集仍为四十九卷，据明刻本，续集二十七卷，据旧钞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