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云南史学的繁富

(1) 官修志书的成就
清代方志史学依然兴盛，云南官修省志主要有如下代表之作。
康熙《云南通志》三十卷，首一卷。题范承勋等修，吴自肃、丁炜纂。此书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修成呈进，次年雕版。分三十门，大都录自天启《滇志》及《滇志》补遗数卷，用力甚少，仅只保存旧文而已。
雍正《云南通志》二十卷，首一卷。题鄂尔泰等修，靖道谟等纂。与康熙《元年通志》相校，十之八九相同，稍有增损，只《大事沿革考》补“康熙志”以后的事。可能是为了避免文字狱之难。
道光《元年通志》二百一十六卷，首三卷。题阮元、尹里布等修，王松、李诚等纂。此书始纂于道光六年，成稿于十五年(1826～1835)。其书体例整齐，详略适当，明清两代云南省志今存十种，这是编写得最好的一部，因为前此纂修，只是录取旧志略加删补，而这部书则用力最勤，不是那种奉行故事，潦草塞责的志书可比的。其书门类虽多仍旧贯，而收录事迹，称引条举，多足征信，且各门互注，少有复出歧异之弊，较之前志丰实，其层序也井然可观。较以前云南志书，分量大增，内容也十分丰富，是清代云南省志编纂的一大进步。
光绪《云南通志》二百四十二卷，首四卷，附《忠义录》三十二卷、《忠义备考》一卷、《列女录》八卷，岑毓英等修，陈灿等纂。此书质量不能与道光《云南通志》相比。不过是以道光《云南通志》为底本，补道光志之后的史事而已。
光绪《续云南通志》一百九十四卷，首六卷。王文韶等修，唐炯等纂。此书体例与分目，有的与道光《云南通志》不同，引书未详注出处，书名录于卷首，资料不出前志，只是精简字句而已，故属潦草之作。
清代官修志书的成就还体现在府州县志的修纂更为普遍，除官修和私人编修的省志以外，清代府州县志的修纂在二百余种以上。清代已设治而没有现存志书的，除了富州、中甸厅、维西厅、思茅厅、他郎厅、安平厅、大关厅、鲁甸厅等外，其他各府州至少有一部志书，多的有五部，这些府州县志构成清代云南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 个人修志的发展
王思训撰《滇乘》。王思训字畴五，号永齐，昆明官渡乡人。其所撰《滇乘》今已佚，共二十五卷，其间多缀以诗文，间收诗文旧着为其一大特点。
谢圣纶辑《滇志略》。谢圣纶，号研溪，福建建宁人。《滇志略》全名《滇黔志略》三十卷。前十六卷为《滇志》,后十四卷为《黔志》,各自为篇，《滇志略》的主要内容有沿革、山水、气候、名宦、学校、风俗、人物、列女、物产、古迹、流寓、轶事、土司、种人、杂记等，涉及了云南社会生活和少数民族等各个方面，书中多附按语，多作议论，也有其亲自见闻。
王崧与《云南志抄》。王崧(1752—1837),字乐山，浪穹(今洱源)人，家富藏书，博学强记，中嘉庆己未(1799)科进士。这科的总裁是阮元，见王崧的卷子，大为赞赏，因受知于阮元。出任山西武乡县令，提倡教育，罢官后，地方人士留他主讲晋阳书院数年。晚年回云南，适阮元任云贵总督，倡议修省志，即聘王崧为总纂，修道光《云南通志》,志书未成，阮元调离云南，伊里布继任，对这部书的体例有所更改，与王崧意见不和，王崧即辞职归家。李诚继任总纂后，尽弃成稿而重修。王崧归家即将所纂辑已成的《地理》《建置》《盐法》《建置》《盐法》《矿厂》《封建》《土司》《边商》数门汇集一起，由杜允中刊刻，收入《乐山集》,书口刻“道光志抄”。是为王崧的道光《云南志抄》。
师范与《滇系》。师范(1751—1811),字端人，号荔扉，又号金华山樵，赵州弥渡(今弥渡县)人，清嘉庆辛酉(1801)科举人，当过安徽省望江县令，学识很广，着作甚多。他搜集有关云南的史料分类汇编，成《滇系》四十卷。师范作此书态度认真，取材广泛，用力甚勤，保存了不少罕见的资料。
刘慰三《滇南志略》。此书又名《滇南识略》,共六卷，此书仿《黔南识略》体例。《总叙》之后分府、州、厅，从志书简要录之，而补道光以后事，有空格待补的地方，如各州县田、税、粮之数，可能准备据档册入录，尚未完稿。
倪蜕的《滇云历年传》。倪蜕，本名羽，字振九，松江人，晚年慕唐刘蜕之为人，易名蜕，自号蜕翁。初从甘国壁入滇，至老，买山于昆明西石鼻村，于此占籍撰述。《滇云历年传》十卷，是一部编年类的云南史。其体例仿朱熹《通鉴纲目》,记自远古以迄清初的云南事迹，以年系事，纲目相从，每年先简述要事大事为纲，然后引录有关重要记载为目。这是一本初学云南史的入门好书。在撰录上，此书也成“一家之言”,如方国瑜先生在《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所说：“倪蜕此书，史料繁重，编撰专书，为前所未有之作。”又说：“倪蜕此书，编年纪事始自洪皇而止于乾隆元年，所载史事多注出处，前后事迹之安置，颇具匠心，中多考证，亦见其不苟之作。”在史学思想方面，倪蜕此书始终贯穿着“大一统”的主线，全书鲜明地贬抑分裂，褒扬统一，强调云南应该统一于全国共戴的中央政权之下，因此，书中对南诏、大理政权，一律以地方割据势力视之。在云南这样多民族的地方，编撰历史强调“大一统”的思想，对于巩固边疆，加强民族团结，尤为重要。
清代云南史学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其最大的特点是地方志的编纂更加成熟，体例宏大，内容翔实，无论是省志，还是府州县志所记史事，都十分具体详细；规模上较之前代有大的突破，史书的规模动辄上百乃至二三百卷，为后代留下了丰富的资料；方志的编纂质量大幅度提高，涌现出像道光《云南通志》这样质量上乘的方志。清代云南私人编纂史书的成就令人瞩目，私人编纂的史书不仅数量大大超过前代，而且还具有体例多样、取材广泛、考证精详等特点，在史学观点上继承和发扬了大一统的史学观，表现了较高的史学素养和史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