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马丁

20世纪德国最伟大的思想家。海德格尔思想对于当代西方哲学和人文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现代西方思想史上，海德格尔既是19世纪下半叶以来的“现代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重要思想先驱。
海德格尔的一生属于典型的学者生涯。自1909年进入弗赖堡大学读书，直至1959年退休，其间除去20年代在马尔堡大学执教五年，海德格尔一直待在弗赖堡大学，差不多长达半个世纪。在海氏生平事迹中，被议论得最多的无疑是他在纳粹德国时期担任弗赖堡大学校长的一段经历（1933—1934），这个短暂的经历多少影响了他的思想的尊严。直至80—90年代，这个被称为“海德格尔事件”的事件仍在国际学术界被广泛地讨论。这是一位思想家的不幸。不过，我们也不能因为海德格尔在政治上的一次愚蠢失误，就否认其思想的深刻和伟大。海德格尔的本色，毕竟
是一位具有孤独倾向的思想者。
世人在追踪海德格尔的思想道路与时间》（1927年）。除此之外，前期海德格尔也还有其他一些重要著作，如《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1929年）等，以及多半在他身后出版的大量讲课稿。在这些著作中，海德格尔试图构造一种以“此在的解释学”为出发点的“现象学存在论（本体论）”哲学。海德格尔师承现象学哲学家胡塞尔，但对胡塞尔的现象学作了一种存在论的改造，而这种改造首先表现在方法上的汲取。海氏认为，现象学是存在论的方法，这种方法有三个基本环节：“现象学的还原、建构和解构”。“现象学的还原”使海氏得以“面向事情本身”（存在本身）；“现象学的建构”在海氏哲学中展开为“此在的解释学”，即此在的生存论分析，构成《存在与时间》已完成部分的主体；而“现象学的解构”则呈现为对传统存在论的历史的批判分析，是海氏原先计划要在《存在与时间》第二部中完成的工作。很显然，海德格尔是把现象学与解释学（特别是生命哲学家狄尔泰的解释学）结合起来了，这种结合既是对现象学的改造，同时亦是对解释学的提升。
所谓“此在的解释学”，海德格尔也称之为“基础存在论”。海氏明言是要制订一种以“人”这种“此在”（Dasein）为基础的“基础存在论”。这是在人之存在（“此在”）基础上重建“存在论”的努力。在他看来，自古希腊以来的西方传统存在论从未找到解决存在问题的正当途径，存在向来被遗忘了。因此需要重提、重解存在问题。存在问题需得从“此在”入问，因为唯有“此在”领悟着存在。“此在”是存在问题的出发点，惟从具有优先地位的“此在”身上，才能逼问出一般存在的意义。从“此在”到一般“存在”，这是前期海德格尔哲学的基本思路。这条思路确实是在“存在主义”（“生存主义”）的范畴之内，并且标志着20世纪上半叶西方“存在主义”思潮的一个顶峰。它的基本特征可以说是“极端的主观主义”。后起的法国解构主义思想家德里达（J.Derrida）指责说，海德格尔从形而上学高度上把“人”的地位巩固起来了。这种指责不无道理。可以认为，海德格尔的原意是要反近代以来的主体形而上学传统，但自身终究也未能跳出这个传统。
海德格尔设想的现象学意义上的“解构”（Destruktion）工作，虽然未能在《存在与时间》中得到充分实现，但其基本思路仍很明显，而且也在前期的其他著作和讲座中得到了部分完成。所谓“解构”是针对存在论传统的，是对传统的“拆解”、“松动”、“打破”，就此而言，“解构”是否定性的、消极的。但这种消极的意义并不是主要的，“解构”同时更有一种积极的意义，即是对构成存在论历史之基础的原始经验的“原始居有”（Aneignung）。因此，在海德格尔看来，“解构”一方面是要揭示存在论传统的限度，另一方面则是要揭示存在论的各种积极可能性。这样一种“解构”是与“建构”“共属一体的”。前期海德格尔抓住康德、笛卡儿、亚里士多德三大哲学家，计划以“时间”问题为引线，展开这项“存在论历史之解构”的工作，但终于未能得到系统全面的完成。值得一提的是，海德格尔的“解构”观点对法国思想家德里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据德里达自称，他的“消解”（deconstruction，也有人译之为“解构”）一说，无论在字面上还是在意义上，都是直接承接海德格尔的“解构”而来的。
自30年代起，海德格尔的思想道路发生了“转向”（Kehre）。研究者一般以1930年为界，把海氏思想划分为前、后两期。海德格尔实施思想道路之“转向”的动机是“要对《存在与时间》中的问题出发点作一种内在的批判”，也就是要批判前期哲学的“主体主义”立场。而且在海氏看来，所谓“转向”不只涉及他个人的思路，而是基于思想的事情本身，也是西方思想的“转向”，是西方“存在历史”的“转向”。所以，我们必须联系西方现代思想的发展，特别是联系西方现代哲学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转变，从海氏所谓的“存在历史”的维度上来理解他的思想的“转向”。
后期海德格尔出版了大量著作，最重要的代表作有：《赫尔德林诗的阐释》（1944年）、《林中路》（1950年）、《形而上学导论》（1953年）、《演讲与论文集》（1954年）、《在通向语言的途中》（1959年）、《尼采》（1961年）、《路标》（1967年）等。后期海氏思想涉及诸多重大问题，其中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主题：一、对“存在历史”的系统反思；二、对真理问题与艺术（诗）问题的思考；三、对现代技术之本质的追问；四、对语言的沉思等等。所有这些思想努力都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相互贯通的。
在30年代中期开设的《形而上学导论》和《尼采》讲座中，海德格尔形成了他的“存在历史”（Seinisgeschichte）观，实即他对于西方形而上学史和西方思想史的总体观点。若允许简单化，那就是这样一幅历史的图景：首先，前苏格拉底的早期希腊是“存在历史”的“第一个开端”，发生了原初的存在之“思”与“诗”（在阿那克西曼德、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等早期“思者”和荷马、品达、索福克勒斯等早期“诗人”那里）。之后，“第一个开端”隐失了，进入形而上学时代，即以“存在之被遗忘状态”为特征的哲学和科学时代，这个时代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而降，至黑格尔而达乎“完成”（海氏也说过，尼采是“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家”）。最后，我们现代人置身于又一个转折性的时代，是西方形而上学哲学趋于终结、而非形而上学的“思”和“诗”正在兴起的“转向”时代———“存在历史”的“另一个开端”正在萌发之中。而赫尔德林等诗人已然为这个新开端的“先行者”了。
后期海德格尔的运思实践最能体现“思”与“言”的一体性。在他看来，传统形而上学的范畴体系已经不能应合现代人的生存境况，当代思想正在突破传统哲学的概念方式。海氏本人以巨大心力投入思想语言的改造，他的努力最显著地表现在：长期以来，他一直尝试以“大道”（Ereignis）和“道说”（Sage）等思想的基本词语，来替代“存在”（Sein）和“语言”（Sprache）等西方形而上学的基本范畴。据海氏自识，他的思想的主题是“存在与语言”，而若用非形而上学的词语来表述，就应该是：“大道与道说”。这个主题特别是在50年代的海氏的语言之思中得到了呈现。
“大道”（Ereignis）和“道说”（Sage）是后期海德格尔思想中最关键、也最费解的两个词语。以海氏的规定：“道说乃是大道说话的方式。”作为“道说”的语言并非“人言”，更准确地讲，并非“人言”所能涵盖。但我们绝不能因此认为，海氏所思的“道说”全然与“人言”无关。实际上，海氏的语言之思恰恰是从“人言”入手的，是由“人言”思入“道说”的。海氏认为，“道说”是“人言”的本源，也是根本意义上的语言。在海氏看来，传统语言科学和语言哲学是不能揭示语言（“人言”）的本质的，根本原因在于，传统语言观只把语言视为人的说话（表达）活动，只从“说”方面来研究语言，而遗忘了“人言”之所以出现的原始维度。这个原始维度，海氏称之为“寂静之音”，实即无声的“大道”之“道说”。人归属于“大道”，总是已经在“道说”中，倾听“道说”而有所“说”。人之所以能听，是因为“大道”已经赋予人以“栖留之所”，人已在“道说”中了，人在那里“应答”“道说”。“应答”之际，人才能有所说，每个被说的词语实际都已是“应答”。响应“道说”的人之说有两种方式：“诗”与“思”。“诗”（Dichten）与“思”（Denken）是“道说”发生为“人言”的两种方式。比较而言，“诗”这种方式更为显明，更具开端性和创建性；而“思”这种方式则更为隐蔽，更有保持性。但各有所重的“诗”与“思”又是同一的，“思”与“诗”是合一的。“诗”和“思”是人响应于“道说”的两种方式，是“道（言）成肉身”的原初方式，本根为一，不可分离。“诗”与“思”之间的这样一种“关系”，海氏也称之为“近邻关系”，即一种既亲密又区分的关系。
我们看到，在海德格尔那里，人与语言的关系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逆转：不是人“用”语言，而是语言“用”人。这种倒转启人深思，其基本意图是破除传统形而上学的逻辑主义（工具主义、形式主义）的语言观，思入语言的隐蔽的广大背景，道出语言的奥秘。显然，这同时是一种重解人类文化发生之谜的努力，也是一种从根本上为技术时代的人类寻求适当的生存态度的艰苦尝试。而海氏对“诗—思合一”关系的全新思考，实际上破除了西方形而上学传统自柏拉图以来的对“文艺—哲学”关系的理性主义陋见，因而对西方思想史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也对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产生了重要影响。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起源中，海德格尔的《哲学的终结与思想的任务》（1964）一文应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在这篇首次用法文在巴黎发表（1966年）的著名论文中，海德格尔明确地宣告传统形而上学哲学的“终结”，标举与哲学划界的非形而上学的“思想”。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这篇论文看做“后现代主义思想”的一个宣言。一年后（1967年），法国思想家雅克·德里达直接承继海德格尔的反传统形而上学哲学的思想，推出了《声音与现象》、《论书写学》和《书写与差异》三部著作，由此兴起了“解构主义”运动，乃至当代西方声势浩大的后现代主义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