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赣会战

1942年4月18日，美军十六架B—25重型轰炸机自太平洋上的航空母舰上起飞对日本发起攻击，逐次空袭了东京、横滨、川崎、横须贺、名古屋、神户等城市，随后按计划飞往中国，多数降落于浙江境内的中国空军机场。这是日本本土首次遭到美军飞机轰炸，对日本国内震动极大，民心恐慌，军政当局心惊胆战。日本大本营最初对美军如何发动远程空袭感到“莫名其妙”,直到俘获一架迫降于南昌附近的美机上五名机组人员后，才明白美机的飞行线路。为阻止美军利用浙江的机场再对日本本土进行空袭，4月21日日本大本营电令中国派遣军“务须火速实施炸毁浙江省机场的作战”,并从东南亚调两个大队的轰炸机增援中国派遣军，以图“尽力粉碎敌空军利用中国东南地区空袭帝国本土的企图”^[1]。4月30日，大本营就对浙江境内机场发动攻势正式下达作战命令，令中国派遣军尽快开战，以地面兵力攻占丽水、衢州、玉山附近的机场群及一切附属设施，并在占领上述地区一段时间，彻底破坏机场一切设施及主要道路后返回原驻地^[2]。
在大本营决定对浙江的机场发起攻势作战前，日本驻中国派遣军司令畑俊六已决定由驻江南的第十三军于4月下旬对安徽宁国、广德一带的中国第三战区部队发起进攻，以摧毁中国军队的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并已完成作战准备。因此对大本营的作战命令，畑俊六最初感到“实难处理”,希望“仍按原计划实施”,在向大本营提出申述遭否决后，他才执行命令，但变更了大本营提出的作战方案，融入了自己原先的作战计划。日本大本营发起浙江作战的目的是摧毁空军机场，因此作战方案是以第十三军为主体，配备驻华中的第十一军和华北方面军部分兵力，共计四十余个步兵大队为基本兵力，由浙东向西进军。而中国派遣军制定作战计划时，以第十三军、第十一军和华北方面军增援一部共82个大队为基干兵力，由第十三军在浙江沿浙赣铁路由东向西，第十一军在江西沿浙赣铁路由西向东夹击作战，企图同时达到摧毁中国空军机场和打击第三战区部队的目的^[3]。于是，浙江作战成了浙赣会战。
4月下旬，驻江南的日军第十三军开始浙赣会战的进攻准备。5月2日，第十三军军部下令所属各部向余杭以东直至奉化的各地区集结。5月11日，第十三军军部从上海推进至杭州，并下达第六十二号作战令，主要内容为：1.决定于5月×日(×日预定为15日——引者注)对正面之敌开始发起进攻，首先为了捕捉并歼灭安华街、义乌和长乐附近之敌，约在×+3日傍晚向诸暨、嵊县西南方地区前进；2.第一一六师团、第十五师团和河野混成旅团必须在5月×+1日拂晓突破正面之敌阵地，向建德、诸暨南方地区和陈蔡市北方地区前进；3.第二十二师团必须于5月×日拂晓突破正面之敌阵地，主要通过沿曹娥江地区向长乐东北地区前进；4.第七十师团必须于5月×-1日日落后开始行动，从奉化方面向新昌南方地区前进；5.第三十二师团必须于5月×+1日以后，以部分兵力通过富春江右岸地区，主力则通过左岸地区，基本上沿第一一六师团的后方前进^[4]。驻华中的日军第十一军从5月上旬开始向南昌集中。由于大部兵力需由武汉经长江至九江，再沿南浔铁路前进，费时较多，因此第十三军决定5月中旬发起攻势时，第十一军仍在准备阶段。而华北方面军的增援部队则在5月下旬方才完成集结。
驻守浙江前线的中国军队属第三战区(统辖浙、闽两省及苏南、皖南、赣东地区),司令长官顾祝同。4月下旬，日军频繁调动军队引起第三战区高度关注，判断日军将沿浙赣铁路西进，侵犯金华、兰溪，并夺取衢州。5月上旬，第三战区已获悉日军兵力部署概况，决定在勾嵊山、安华街、王沙溪市及东阳、义乌、浦江、建德各线之既设阵地，先予敌严重打击，然后诱敌于金华、兰溪阵地前，以主力进行围歼^[5]。但第三战区最终制定的作战计划将与敌决战的地点定在衢州：“以最小限兵力配置浙赣路西段持久，集中主力于浙赣路东段，利用既设阵地持久抵抗，并竭力袭扰敌之后方，迟滞牵制敌人，特在金华、兰溪预筑坚固阵地，竭力抵抗，最后在衢州附近与敌决战。”^[6]具体部署是：上官云相的第三十二集团军驻淳安，指挥钱塘江(富春江)北岸部队，王敬久的第十集团军驻金华，指挥钱塘江(富春江)南岸及金华守军，李觉的第二十五集团军驻缙云，指挥浙南部队。为增强第三战区兵力，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还从第九战区抽调战斗力较强的第四十九军、第二十六军和第七十四军转用于第三战区，配置在衢州附近^[7]。
5月15日，日军第十三军以五个师团和两个旅团的兵力在奉化、东关、绍兴、萧山、富阳一线两百余公里的战线上向中国军队陆续发起进攻，浙赣会战正式打响。日军第七十师团最先于5月14日夜间从奉化附近开始行动，沿奉(化)新(昌)公路推进；第二十二师团于5月15日晨从东关出发，兵分三路沿曹娥江南下；河野旅团于15日傍晚从绍兴出发，向诸暨东部地区进犯；第十五师团于15日夜间由萧山附近开始行动，指向诸暨西北地区；第一一六师团(配属原田旅团)于16日晨从富阳出发，沿富春江北岸向新登发起进攻，次日，第三十二师团尾随第一一六师团进犯。
担任从奉化至富阳正面防御的是第三战区第十集团军。面对日军大举进攻，中国军队一方面凭借既设阵地奋勇抵抗，一方面避敌锋芒逐次转移兵力。防守奉新公路沿线的暂编第九军及各游击部队，除一部留置敌后游击外，主力按预定计划，逐步消耗敌人后，转进东(阳)永(康)公路南侧地区，侧击日军。沿曹娥江进犯的日军第二十二师团遇到第八十八军暂三十二师的顽强抵抗，18日，该师在长乐与敌激战竟日，伤亡重大，余部向西转移。第八十八军新二十二师则在安华街等处抵御日军第十五师团后，向义乌、浦江及金华外围转移。第一九二师、预五师在新登、桐庐与敌激战后，转至敌后活动^[8]。日军虽相继攻陷新昌、嵊县、东阳、诸暨、义乌、浦江、新登、桐庐等县，但“未能捕捉到”中国军队主力，感到“十分遗憾”^[9]。至5月22日，日军第七十师团、第二十二师团进至金华东南的永康及附近地区，第十五师团和河野旅团进至金华东面的孝顺地区。23日，日军第一一六师团、第三十二师团进至建德地区，形成对金华、兰溪地区的合围之势。
第三战区为迎击日军对金华、兰溪的进犯，增派第八十八军主力(新编第二十一师、新编第三十师)至金兰地区，并统一指挥原防守金华、兰溪的第七十九师、第六十三师，另派第四十师、暂十三师分别拱卫侧后的寿昌、龙游，以便随时策应，战区主力第七十四军、第二十六军则集中于衢州附近，准备与敌决战。
5月25日，日军向金兰地区发起全线进攻。日军第七十师团、第十五师团倾力分别进犯金华、兰溪。金华守军第七十九师奋力抵抗，激战至夜间，仍阻敌于金华城外东北六公里处的东关以东地区，粉碎了狂妄的日军于当日攻克金华的计划。日军第十三军司令官泽田茂在当日的日记中写道：“遇到当地残敌出于意料的顽抗，今日终未接到占领金华之捷报。”^[10]次日，日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继续猛攻金华，但仍无法取得进展。进攻兰溪的日军第十五师团也遇到第六十三师的英勇阻击。该师师长赵锡田并抽调兵力，对敌左侧发起反击，与敌激战五小时，终因后援不继而继续坚守。
日军在正面向金华、兰溪发起猛烈进攻的同时，第二十二师团、河野旅团则从金华南翼向西突进，扑向金华侧后的开化。26日，日军突破开化防线后，又直扑汤溪一线。汤溪恰在第四十师与暂十三师防守区域的交界处，应由暂十三师负防守之责，但暂十三师误认不在其防守区域内，竟未置一兵一卒，导致被敌不战而陷^[11]。
此时虽金华、兰溪守军奋勇阻敌，坚守阵地，但日军第二十二师团和河野旅团已占领汤溪，并继续西进直逼龙游，于5月27日攻占龙游，使金华西面失去屏障。而沿富春江南犯的日军第一一六师团、第三十二师团也已进至兰溪西北十公里的永昌镇，金华、兰溪实际上已陷入日军重围之中。
5月27日，金华、兰溪当面日军继续发起猛攻，并出动多批飞机轰炸中国守军阵地。第七十九师、第六十三师凭借高地和城墙，仍拼死抵抗，一些阵地失而复得，争夺十分激烈。中国守军在城外多处埋有地雷，阻止日军前进，使之“触雷死伤者不断出现”^[12]。当日，第八十八军军长何绍周因金、兰两地已被日军包围，难以坚持，遂下令所属各部于午后向敌后浦江以北转进，担任游击任务，袭击铁路沿线、兰江、金华江、东阳江一带敌军，并从事破坏敌军交通、通信^[13]。5月28日，金华城内外工事为日军轰炸机炸毁大半，日军旋即突入城内。第七十九师留守金华城内的第二三七团在与敌展开激烈巷战后，突围而出，金华终告失守。同日，兰溪也被攻陷。在兰溪城外激战中，日军于慌乱中进入中国军队地雷阵，第十五师团师团长酒井直次中将被炸成重伤，随后毙命。中国战史称此为“开抗战以来，为我击毙敌现役师团长之新记录”。日军战史则称：“现任师团长阵亡，自陆军创建以来还是首次。”^[14]
金华、兰溪失守后，衢州直接面对沿浙赣铁路西进的日军。衢州为浙赣铁路从浙江通向江西之要冲，城东建有机场，是中国东南地区最重要空军基地，因此是日军发动浙赣会战的主要目标，也是中国第三战区准备与敌决战之地。第三战区以第八十六军担任衢州守城任务，并在金、兰之战后，以第四十师进占衢州东南之大洲镇阵地，保持与敌接触，诱敌深入。而以第七十四军集结于衢州以南之溪口镇、湖山镇一带，第四十九军集结于衢州以西招贤镇附近，第二十六军部署于衢州西北浮河村、芳村镇一带，摆开以衢州为中心与敌决战的阵势，准备对进犯衢州日军内外夹击予以聚歼^[15]。
日军第十三军占领金华、兰溪后，发现中国军队集结大量兵力于衢州附近，判断将于此进行顽强抵抗，因此决定分兵两路，以第三十二师团、第一一六师团从衢江北岸，第十五师团、第二十二师团、河野旅团从衢江南岸，分路突破，定于6月3日同时向衢州发起总攻，主攻方向在南岸。此时，在江西的日军第十一军为策应衢州作战，也于5月31日以两个师团及两个支队约四万兵力，自南昌进犯，与第十三军形成东西夹击的态势。
6月3日，日军对衢州城发起全面进攻，飞机大炮交相轰炸，守军阵地大多被炸毁。午后，日军从南门突入城内，一度冲至第八十六军第六十七师指挥所附近。但中国官兵拼死抵抗，城内阵地失而复得达三次之多。战斗十分惨烈，第八十六军伤亡将士有七百多人^[16]。当日，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下令转入攻势，于4日与敌决战：“战区决确保衢州阵地，消耗疲惫敌人，着衢州南北控置之第七十四、第二十六军，于明(四)日拂晓前完成出击诸准备，以衢州阵地为轴，夹击歼灭敌人。”^[17]
6月4日，因连日暴雨，河水激涨，给行军作战带来重重困难，但第七十四军、第二十六军仍按时分别到达衢江南岸和北岸的指定位置，一面等待出击命令，一面抵御日军进攻。第七十四军军长王耀武在等待之中，令第一七二团主动出击，冲至敌阵展开激战，至深夜予敌重创后方才返回原防。而出击令却迟迟未能下达。原来，蒋介石在3日决定放弃在衢州与日军决战，4日夜，军事委员会江亥令一六三电令抵达第三战区：“国军以保存战力，以机动打击敌人之目的，决避免在衢州附近之决战。”^[18]蒋介石及军事委员会决定放弃衢州决战的理由是：“一、判断敌攻衢可用约三师团(其后方约两师团),出我意料之外；二、节用械弹(以后补充太难)。又衢州本无大价值(机场原受杭机场节制),敌由各方抽兵来……如不能达预期目的，即是敌之损失……且我在现地域损失过大，将无以制其深入浙赣路。”^[19]这一决定完全改变了第三战区原定的战略部署和作战计划。第三战区接上述令后即调整部署，以第七十四军逐次向江山转进，第二十六军以一师守常山，两师向玉山转进，第四十九军在衢州西南待命，第八十六军仍坚守衢州主阵地^[20]。
6月5日，大雨停止，天气转晴，日军飞机乘机大肆轰炸，全线向中国军队进攻。第七十四军在衢州以南黄坛口、大滩一线阵地面对日军第二十二师团四千余人狂攻，浴血奋战，挫敌锋芒，并击毙日军大队长一名。守卫衢州城的第八十六军正东面有日军猛攻，北、西、南三面为日军炮火所控制，实际已处包围之中，并失去对外联系，但斗志不减，继续“凭借以城门附近市街为据点的坚固阵地进行顽抗”。6日晨，又降暴雨，守军官兵“浸泡于积水盈尺之掩体中，依然奋战不懈”^[21]。此时，第十集团军总司令王敬久派人突破重围经水路送来突围命令。第八十六军除留一团守城外，主力在狂风暴雨中闯出日军包围圈，一路辗转至衢州以南溪口街与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七师会合。担任守城任务的第四十六团面对日军的大举进攻继续抵抗，在日军突入城内后，与敌展开巷战，一直战至7日午间，“伤团长、参谋各一员，生死不明者一员；阵亡上校参谋一员、营长十一员(内山炮营营长一员)、生死不明者三员；连排长及士兵伤亡及生死不明者十分之八”,全团兵力损失十之八九，余部弃城突围，衢州遂告失守^[22]。
日军大本营发动浙赣会战的主要目标是摧毁衢州等地的机场，占领衢州意味着这一目标的基本实现。但中国派遣军还企图通过此次战役打击中国军队有生力量，因此攻占衢州后立即乘势西犯，以第三十二师团从北路进攻常山、玉山，以第十五师团、第二十二师团担任南翼，沿江山港南岸推进。衢州失守后，第三战区虽仍在衢州至上饶浙赣铁路沿线作出防守部署，但因部队在转移之中，防守态势已大不同于防守金兰地区和衢州周围之时。6月9日，日军攻占常山。11日，日军在南北两翼同时向江山和玉山发起进攻，中国守军虽奋勇抵抗，但两城仍相继被敌攻陷。此时，从南昌出发之日军正沿浙赣铁路东进，为避免被敌东西夹击，第三战区将部队转移出浙赣铁路沿线狭窄地区，对西犯日军形成侧击态势，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也于13日从江西上饶南移至福建崇安。15日，上饶被日军占领。
当日军第十三军在浙赣铁路东段向西进犯之时，在浙赣铁路西段日军第十一军第三师团、第三十四师团等也完成向南昌的集结，并于5月底分东、南两路向赣东中国军队发起进攻。此时，抚河东岸由第三战区第一百军防守，抚河西岸至赣江两岸则由第九战区所辖之第十九集团军负责防守。
5月31日，日军第三十四师团由南昌东南的谢埠市一带渡过抚河，向东进犯。6月3日，占领进贤。第一百军第七十五师除在第一线留置一个团在将军岭、东乡、邓家埠逐次抵抗，并予敌以较大打击外，主力转至鹰潭以西即设阵地，与第二十一军第一四七师协同防守，但无法抵御日军攻势。6月16日，鹰潭、贵溪失守。6月18日日本大本营以大陆命一一九一号指示中国派遣军：“根据需要，得在南昌附近浙赣沿线全域实施作战。”在这之前，中国派遣军企图打通浙赣铁路的计划曾遭到大本营的指责。6月24日，中国派遣军向第十一军下达“配合第十三军进行打通浙赣线作战”的命令^[23]。于是第三十四师团一部从贵溪出发东进，于7月1日在横峰与第十三军部队会合。至此，南昌以东浙赣铁路全部为日军占领。
在江西的日军第三师团及其余各部则于5月底从万舍街、向塘向南进犯抚河、赣江间第十九集团军防地。第十九集团军所辖江西保安第九团、第一团在广福圩、三江口、集贤峰等处奋起迎击，与敌搏杀，但防线先后被突破。日军遂沿抚河两岸疾进，直逼临川。此时，第九战区增援第三战区的第七十九军也正向赣东星夜兼程途中。6月3日，当第七十九军暂六师一部进至临川西北展坪圩时，与日军一部遭遇，当即展开激战。第七十九军第九十八师则趁此掩护，冒雨挺进，于4日夜突入临川城，并与刚入城的日军第三师团“竟夜巷战”^[24]。激战至5日凌晨，日军藉飞机掩护反扑，第九十八师因伤亡过重退守城外，临川被占。6日，日军同时向七里店一线之第九十八师、展坪圩一线之暂六师猛攻，第九十八师阵地被敌突破。暂六师虽坚守阵地，但日军一部迂回攻其侧背，使之陷入两面苦战的困境，最后不得不利用夜色突围转移。8日，日军攻占崇仁、宜黄。第七十九军此时集中兵力于南城，企图固守此赣东交通中心。但在日军第三师团强攻之下，南城于6月12日失守。抚河以西地区陷入敌手^[25]。
在浙南，日军由华北增援部队编成的小薗江混成旅团于6月22日从武义出发，分左右两路进犯丽水。其左路纵队在进军途中，掠得大批鸡、猪，而误用桐油炸而食之，导致整个部队上吐下泻，丧失行动能力，在当地滞留三十六小时^[26]。6月24日，丽水被日军占领。7月初，该混成旅团又向温州发起进攻，由于中国守军以保安队为主，不能组织起有力抵抗，日军于7月11日进占温州。
日军自6月中旬攻克上饶后进入所谓的“驻扎作战”阶段，作战重点增加“加紧破坏并没收敌方军事设施和军需资源，以削弱敌方物资的抗战能力”^[27]。为此，日军不惜动用大量兵力，并强征三万余平民百姓，对衢州、玉山、丽水等机场群大肆破坏，尤其是最为重要的衢州机场，以水淹等措施，被破坏十分严重。日军还大肆掠夺各种物资，仅据日本战史记载，就有轻重铁轨1万条，电瓷瓶6.4万个，萤矿石19.6吨，铜38.7吨，发电机28台，桐油4000桶，木材4000立方米，民船800艘，并销毁大型弹药库三处，大型被服仓库两处^[28]。
但在“驻扎作战”阶段，日军兵力不足的弱点逐渐凸现。第十三军以第七十师团守金华、兰溪，第一一六师团守衢州、龙游，第二十二师团推进至上饶附近地区，第三十二师团防守其右翼玉山附近，第十五师团防守其左翼广丰附近。此外，原田旅团驻富春江两岸地区，河野旅团驻守江山，小薗江旅团驻武义、丽水一带。日军沿漫长的浙赣铁路分散部署其兵力，战线过长，不仅无法继续其在战役初期对中国军队的全面进攻态势，而且使退守浙赣铁路两侧的中国军队获得了反击的机会。
第三战区在日军打通浙赣铁路后调整部署，对敌四处出击，进行游击作战。7月中旬，第三战区部队发起局部攻势。在富春江北岸活动的第一九二师、第六十二师于15日克复桐庐，19日克复建德，迫使日军原田旅团弃守富春江沿线。第七十五师等部也先后收复横峰、弋阳，使浙赣铁路被日军打通仅半个多月后即被切断，日军深感“兵力疲竭，顾此失彼，占领地区不易确保”^[29]。在赣东，日军第十一军于7月初向樟树发起进攻，第九战区部队放弃樟树，变内线为外线，向日军发起反击，经多日激战，终于击退日军，并乘胜追击，至7月13日尽复抚河、赣江间失土，日军退返原防^[30]。
7月28日，日本大本营鉴于发动浙赣会战的主要目的——摧毁衢州等地机场——已经达到，下令中国派遣军于8月中旬返转，恢复原有态势，但为扼制中国军队修复机场，需固守金华附近地区^[31]。8月中旬，日本第十三军、第十一军分别开始后撤，至8月底，第十三军退至金华、兰溪一线，第十一军退至南昌附近。此后，除第二十二师团担任金华地区防守外，其余部队陆续返回原防。在日军后撤时，中国军队乘势进兵，收复失地，至8月30日，除金华、兰溪地区外，第三战区基本恢复了战前态势。浙赣会战结束。
浙赣会战历时长达百余日，日军出动第十三、第十一军两个军，共七个师团及三个混成旅团，侵占浙、赣两省共48个县。此次战役，据日本战史，中国军队阵亡四万余人，日军战死1620人，伤28620人；据中国档案，日军被击毙击伤3.5万余人^[32]。日军破坏了衢州等处机场和浙赣铁路，大量掠夺各种物资，并造成当地平民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以衢县为例，据当地史志记载，在日军占领的81天内，全县32个乡镇中有28个惨遭日军蹂躏，10,246人被杀，一千四百余人被掳而失踪，三千多名妇女被强奸，62,146间房屋被烧毁。8月下旬，日军撤出衢州时，更是派细菌部队撒播细菌，致使浙赣铁路沿线鼠疫、霍乱、炭疽、伤寒等传染病爆发流行，仅衢县一县在1942年9月—12月的四个月中，患疫人数就达二万余人，死亡三千余人^[33]。
浙赣会战中，中国军队官兵面对日军进攻，奋力御敌，尤其是金华、衢州守军顽强抵抗，拼到最后一刻。但在战略部署和战役指挥上，中国军队存在明显的缺陷。对整个战役，第三战区及最高统帅部缺少一个全盘的考虑。先是决定在金华附近对敌决战，随后改至衢州地区，而到战火烧至衢州城下，又临时取消作战计划，致使中国军队始终处于被动应敌的境地。实际上，对日军沿浙赣铁路进犯，无论是逐次抵抗，寻机围而聚歼，还是避其锋芒，保存有生力量，只要一以贯之，都可取得相应的成效。问题出在先按与敌决战部署兵力，后又以“保存战力”为主要考虑，结果就自乱阵脚。而在日军后撤阶段，中国军队又“缺乏利用时机的气魄”^[34],未能乘势加大对日军的打击。此外，浙赣会战以第三战区为主，第九战区在江西配合作战，但在赣东作战中，两个战区的部队未能统一指挥，协同作战，给日军以可乘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