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释曹植两首政治诗

一、怨歌行

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见有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推心辅王室，二叔反流言。待罪居东国，泣涕常流连。皇灵大动变，震雷风且寒。拔树偃禾稼，天威不可干。素服开金縢，感悟求其端。公旦事既显，成王乃哀叹。吾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长；今日乐相乐，别后毋相忘。
《怨歌行》本属乐府相和歌辞楚调曲，但曹植此篇却是一首咏史诗，史实全据《尚书·金縢篇》。赵幼文注引《三国志·魏志·杨阜传》及《宋书·五行志》,魏明帝曹睿太和元年(227年)秋，天降大雷雨，至杀鸟雀，形成灾异。曹植乃在愤慨中写作此诗，借古事以抒其懑怨之情，所以它实际是一首政治诗。又据刘履《选诗补注》,这一年冬天，曹植曾入朝见到曹睿，则篇末“今日乐相乐，别后毋相忘”的话正是此时说的。曹睿是曹植的侄子，继其父曹丕即帝位。曹植在诗中以周公旦自喻，而以周成王喻曹睿，正合叔侄关系。因此这首咏史诗的政治内涵是一望可知的。
在释这首诗以前，先把《尚书·金縢篇》的故事简述一下。周武王姬发和周公姬旦本是亲兄弟。周克殷后不过两年，武王病重，周公便向祖先祷告，求以身代。当时太史写了祷祝文字，藏在一个用金属封缄起来的柜中。第二天据说武王的病就痊愈了。后来武王病殁，成王即位，因年幼而由周公摄政。周公的两个弟弟管叔、蔡叔竟散布流言，说周公要篡夺王位，“将不利于孺子”。周公东征，便不敢回朝，在东方居住了两年。这年秋收以前，“天大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成王于是打开金縢的柜子，见到周公愿以身代的文书，这才省悟他叔父是无罪的。曹植正是借这个故事来说明自己无论对曹丕还是对曹睿，都是清白无辜的。
此诗从开头到“成王乃哀叹”共十八句，都是叙述周公的故事，故一韵到底。末四句改成诗人自己的口吻，所以换了韵脚。这样显得眉目十分清楚。前十八句，又以开头四句作一概括评论，“为君”二句用《论语·子路篇》“为君难，为臣不易”的语意。赵幼文说：“曹植换易其字以协韵。”我却以为，作者把《论语》两句平列的句式改为将重点移到“为臣”的一面，这是由于诗中所要突出描写的乃是身居臣位的周公，并不全为了押韵。因为这是全诗开头两句而非中间的两句，曹植想用什么韵脚是根据开头的两句定下来的，他完全可以用其它的字作为韵脚。故赵氏的说法似不足以成立。“忠信”二句意谓不但周公的忠信之心不为人知，反而有被人怀疑的危险。“患”和下文的“叹”今音都去声，而在汉魏时代是读平声的，所以可做韵脚。“功不刊”,谓周公之功不可磨灭。“推心”,即“推心置腹”之意。“二叔”,指管叔、蔡叔。“东国”,指东方的领土。“泣”是形容词，垂泪貌。“流连”,形容泪珠簌簌不断。“皇灵”指天帝。“动变”,指灾异。“干”,触犯，抗拒。从“周旦”句到“成王”句，概括叙述了整个的《金縢》故事，笔墨简洁，层次清楚。作者只是客观的述说，并没有注入个人的主观情感，读起来似乎平淡无奇。但只要熟悉这段历史内情的人，自然对作者所咏赞的人和事是何用意会一目了然，因此没有必要再用自己的话来画蛇添足了。
然而此诗之精彩处乃在末四句。“竟”,终；“悲且长”,意悲而情长，表示倾诉不尽。赵幼文说：“此歌客观地写录史实，即戛然中止，其意图则含蓄出之，‘悲且长’三字蕴具着丰富的情感内容。使余韵隽永。”其说甚是。下文“今日乐相乐”,本是乐府习用套语，汉乐府《艳歌何尝行》亦有此句，作者写在此篇之末，正合明帝召见、君臣燕享时即景所见。而末句“别后毋相忘”,既似恳求又似讽刺，希望曹睿不要在分手之后又把他撇在脑后，在外表轻盈的字句中蕴涵着深沉痛楚的矛盾之情，从而使这首单纯的咏史诗(所咏的实属政治内容)一下子注入了诗人主观的爱和怨。昔班固创为《咏史》诗，内容是写汉文帝时孝女缇萦上书救父，请除肉刑的故事。由于缺乏文采，被钟嵘评为“质木无文”(《诗品序·上》)。其实这是由于诗人写作时过于客观，在史实面前并未牵动真感情，因此达不到应有的艺术效果。不过，如果作者站出来发表个人意见太多，也嫌累赘蛇足。如曹植此诗则点到而止，应该说是恰到好处。东晋末年，陶渊明在《咏荆轲》一诗的最后也只简括地写了两句：“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同样收到感人的艺术效果，与此诗正属异曲同工。

二、当欲游南山行

我曾根据曹植的全部诗文得出这样一条结论：他是有着与他父亲曹操相类似的雄才大略的，并不象后人所推想的他只是一个徒尚空谈的文人才子。如果曹植掌握了政权，他是会做出一番事业来的。这首《当欲游南山行》便体现了这位诗人的博大襟怀和对人才的看法。现将全诗录在下面：
东海广且深，由卑下百川；五岳虽高大，不逆垢与尘。良木不十围，洪条无所因。长者能博爱，天下寄其身。大匠无弃材，船车用不均。锥刀各异能，何所独却前？ 喜善而矜愚，大圣亦同然。仁者必寿考，四坐咸万年。
《当欲游南山行》,“当”训“代”,训“拟”。魏晋南北朝诗人每逢摹拟乐府和古诗，或称“代”,如鲍照所拟作的乐府诗多用之，如《代东门行》、《代出自蓟北门行》等；或称“拟”,如陆机的《拟古诗十二首》、鲍照的《拟行路难》等；或称“当”,如曹植此诗即是。这就是说，乐府古辞本有《欲游南山行》,故曹植有拟作。今乐府古辞已佚，黄节《曹子建诗注》以为此诗可能拟古乐府《艳歌行》“南山石嵬嵬”一首，惟亦无确证。
这首诗前八句为一段，中六句为一段，最后两句为乐府习用套语，以颂祷之辞作结。前八句主旨在“长者能博爱，天下寄其身”二句，而前面连用三个比喻以证明之。中六句主旨在“嘉善而矜愚，大圣亦同然”二句，而前面以“大匠”四句为喻。此诗虽以说理为主，却尽量通过形象思维加以描述，这正是汉乐府艺术传统的遗响(如汉乐府《长歌行》“青青园中葵”一首，用的就是这种手法)。
前八句的三个比喻，作者都是有所本的。黄节注引《管子》:“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高。”《史记·李斯列传》引斯《谏逐客书》:“是以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古直《曹子建诗笺定本》引《孔子家语·金人铭》:“江海长百川，以其卑也。”黄节注引《论衡》:“知(智)能之大者，其犹十围以上木也。”就是这三个比喻的出处。可见这些道理在秦汉时代已家喻户晓。不过作者在诗中分用三喻，仍各有侧重。第一喻说东海既广且深，乃是由于它地处低卑，因而百川都自高而下流入其中。这就隐喻在高位的统治者应该谦恭下士，不宜妄自尊大。第二喻说五岳虽大，却不“逆”尘垢，逆者，拒而不纳之谓。意思说尘垢虽污浊渺小，微不足道，而五岳并不排斥它们。这隐喻统治者用人不宜吹毛求疵，而应舍短取长。第三喻说大树本身如果不是十围之木，就无法使粗壮的枝条依附于它。这隐喻统治者本身必须具备当领袖的条件，堪为表率，否则无以服众，有大才者便不去依附他了。然后说到“长者”,点明主旨，实亦语含双关。“长者”,既指最高统治者，也指仁厚君子。只有有德的统治者具有博爱精神，天下所有的人士才愿意在他的庇荫下寄托其身。果能如此，天下太平也就有希望了。
中六句主要是说世无弃材，大材派大用场，小材派小用场，不应只重贤而轻愚。作者说，真正伟大的工匠是不会轻易弃材的，只要把材料派了合理用场，就能各得其所；因为船有船的用途，车有车的用途，作用是不一样的。“用不均”,指作用不同。然后接着说，锥有尖锋，刀有利刃，其能各异；而做为“匠人”,却不应对锥和刀的态度有轻有重。“却”,退；指摒弃不用；“前”,进；指简选提拔。黄节注：“言人各异能，用材者不退此而进彼也。”赵幼文注：“锥刀各具不同之功能，‘却前’,犹‘进退’,意谓何能有所轩轾。”解释得都很清楚。如果用人者都能使人尽其材，那么社会上便不会有遗才，国家也就可以治理得井井有条了。“嘉善”句典出《论语·子张篇》,所谓“嘉善而矜不能”。善者固然应受嘉奖、重用，不能者则应对之持同情、爱惜的态度(“矜”,怜惜，同情),而不应弃置不理。所以作者说，这种“嘉善而矜愚”的态度，凡是伟大的圣哲者都会这样的。言外指如果统治者想把国家治理好，就必须这样做。至此，全诗的主旨已阐述得十分明白了。
最后两句，虽属习惯套语，但作为此诗结尾，也并非毫无涵义。作者盖谓仁者自然得到长寿的结局，他的同伴们也会健康长寿的；因为他们既已做了“长者”、“大匠”和大圣人所应做的事，他们当然会“善有善报”。故黄节于“四坐”句注云：“有百年树人意。”清朱嘉徵《乐府广序》:“盖善用才，王者之化也。”朱乾《乐府正义》也说：“言南山长育草木，大人长育人材，颂仁者之寿亦如南山也。”可见作者并非单纯歌功颂德，而是寄希望于圣帝明王之出现，其用心是光明正大而考虑得是极其深远的。所以我认为，如果曹植真能执政，那么魏晋间的历史会重新写过也说不定。
最后，谈几句此诗押韵的特点。此诗“真”、“先”两韵通押，这在古诗中是允许的。在《广韵》中，真(包括谆、臻)、文(包括欣)、元、魂、痕、寒、桓、删(包括山)、先(包括仙)这几个韵部都属于同一音系，彼此的发音是接近的，故允许通押。而到了唐以后的近体诗中就有分别了，而且界限是很严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