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

泰戈尔是19世纪至20世纪出现在东方天空的一颗璀璨的文坛巨星。他的绚丽之光几乎辉耀过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他的五彩斑斓浸染过世间的草木山河；他的火一般的热曾让整个欧洲沸腾；他的“和谐”和“韵律”曾激荡起神州的风波。这颗巨星虽然已经陨落，但他的光辉仍然闪烁于或西或东的天空；他的袅袅余音也仍然萦回于世人的耳际心窝。
泰戈尔的全称是罗宾德拉那特·泰戈尔(Rabin-dranatha Tagor),生于1861年5月6日，死于1941年8月7日，享年80岁，祖籍加尔各答。他的父亲戴温德拉那特·泰戈尔(Devendranatha Tagor)也是一位有名的诗人和哲学家。泰戈尔虽然出身已经没落的地主(贵族)家庭，但是家庭仍给予了他良好的教育。他于1878年赴英留学，1880年回国。他在英国虽然接受了一些西方的教育，但所受影响并不很深。他的学识和成就主要得益于印度的传统教育和自学。他曾下乡管理过祖传的田产，接触过农民和佃户，因之对他们产生了同情。他的家境衰落，农民和下层人民的疾苦，唤起他改良社会的幻想——缔造一个“很合理地分配财富的社会”。于是，1901年，他在圣谛尼克坦('Santiniketan,意译“和平村”)创办了一所学校，以实现他改造农村教育的理想。1921年，这所学校成了印度有名的国际大学。以后，他大半时间就住在这所学校里。20世纪初叶，他加入了反英的群众运动，以笔做武器，向英国殖民主义者发起猛烈抨击。后来随着反英斗争的深入和发展，他的思想和主张逐渐与群众产生分歧，以至于使他脱离开运动，躲进书斋专事文学创作。1919年，英国殖民主义者制造的阿姆利则惨案，使他勃然大怒，于是，他走出与世隔绝的书斋，公开宣告放弃英国政府赐予他的“爵士”称号，再次投身于反英斗争的澎湃洪流中。他一生访问过中国、日本、英国、美国、苏联等许多国家。他曾赞誉过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也曾痛斥过西班牙的佛朗哥和日本军国主义。
他深受印度传统文化的影响，相信“梵我一如”的泛神论思想。他赞同众生平等，鄙视和痛恨印度陈旧腐朽的习俗。所以，在他清越甜美的诗句字里行间迸发着贬斥种姓制度、对寡妇殉葬等陈规陋习的愤怒，也跳动着对穷苦百姓的悲悯。
在他的《婚礼》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新娘和新郎——麦特里王子正衣襟相连羞涩地站在礼堂举行结婚典礼。大厅里灯火辉煌，项链饰物熠熠生辉。法螺的鸣奏伴着滚滚的雷声为新人祝福。妇女们撩起面纱的一角以偷偷窥视的目光分享着新人的甜美和幸福。突然间战鼓雷鸣惊呆了沐浴在喜庆中的人群。率兵与异族打仗的拉姆辛格陛下号召人们前去参战。麦特里王子在一片“拉姆辛格万岁”的欢呼声中响应号召，婚服未脱便上了战场。夜幕降临，烛照天际的火炬传来消息——麦特里王子已经战死，那照天的火炬告诉人们正在为王子准备火葬。接下来，泰尔戈描述道：
“喂！ 吹起笛子，奏起音乐！”
新娘在花轿里吩咐说。
如今这神圣的一刻再不能失去，
衣襟上的同心结再不能松弛，
在火葬场熊熊的火光里
要念诵婚礼中最后的曼荼罗。
“喂！ 吹起笛子，奏起乐来！”
新娘在花轿里吩咐说。

戴着珍珠项链，穿着新郎礼服，
麦特里王子躺在火葬场里，
轿子里走出了王子的发妻，
衣襟和他的血衣紧紧结起。
新娘坐在王子的头前，
新郎的头抱在她的怀里。
深夜里，穿着血衣，
麦特里王子躺在火葬场里。

吹起了一阵阵尖声的口哨
女人们一队队走来了。
“善品行”——赞美着皇家司祝婆罗门，
颂赞师说——“噢！ 你征服死亡的女人。”
新娘盘腿坐在焚尸的柴堆上——
风吹着熊熊的葬火在燃烧。
火葬场上一片胜利的欢呼，
女人们吹起了结婚的口哨。
这一首诗虽然没有诗人声色俱厉的描述，但在优美的韵律之间却隐含着诗人对殉葬妇女的哀悯和对这种陋习的辛辣批判。像这样的诗在泰戈尔的诗集里并不少见。
后来受到西方神学和印度教吠檀多派调和论的影响，他离开了人民大众的反英斗争，让自己融进了对“梵我一如”、“汝即此”、“我即汝”、“人类之爱”的陶醉中。他将蕴涵于自然的“和谐”、“韵律”和人与人之间的“爱”视做自然和人类的本质。他主张真正的诗人应该在喧哗里找出和谐，在罪恶里看出善良，在有限的空间看到无限，在流转不居的时间里见到永恒。他也和常人一样会感触到丑和罪恶，但他认为在真正的诗里，和在真正的艺术里一样，归根结底还是调和。他幻想以此去唤醒英国殖民主义者和一切压迫者的良知，使他们还劳苦民众以民主和平等，幻想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发扬相互“友爱”的精神，使彼此“和谐”一致地迸发出美的“韵律”来。这一时期的诗充满了对梵——包容并等于世界的神的祈愿，饱含了对绿叶、芳草、翠山、碧水和“甜柔的静寂”的赞美。他那无羁的思想之船随着微风在无际的海洋任意飘荡。他所想像的美着实感染了许多许多人，以至于使他充满“和谐”和“韵律”的自然美的诗章《吉檀迦利》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们中国的著名文学家将其誉为“给爱与光与安慰与幸福的人”,“提了灯指导我们在黑暗的旅途中向前走的……最友爱的兄弟”。
1924年，孙中山先生曾致信给他：
先生来华，如得亲自相迎，当引为大幸。尊崇儒者，乃我古道，我之所以恭迎先生者，不徒以先生曾为文学，踵事增华，亦且以先生之尽力寻求人类前途之幸事，与精神文化之成就，为难能可贵也。专此奉邀，希即能前来广州为幸。
泰戈尔接受了邀请。4月12日，他乘船抵达上海，受到各界的热烈欢迎。他对欢迎的人们说：
我此番到中国，并非以旅行家的身份为瞻仰风景而来；也并非是一个传教者带来什么福音；只不过是为求道而来，好像一个进香的人，对中国的古文化行膜拜之礼。
他在中国的访问历时将近五十天，先后访问了上海、杭州、南京、济南、北京等地，足迹遍及半个中国。在此期间，他与郑振铎、王统照、徐志摩、梅兰芳等中国的著名作家、艺术家结下了深厚友谊。郑振铎在《欢迎泰戈尔》一文中说：
他在荆棘丛生的地球上，为我们建筑了一座宏丽而静谧的诗的乐园。这座诗的灵的乐园，是如日光一般，无往而不在的，是容纳一切阶级，一切人类的；只要谁愿意，他就可以自由地受欢迎地进内。在这座灵的乐园里，有许多白衣的诗的天使在住着。
我们愉悦时，她们则和着我们歌唱，我们忧郁时，她们则柔和地安慰着我们……
梁启超在北京为泰戈尔64岁寿诞的祝寿会上为泰戈尔取了个中文名字：“震旦”。他解释说，“震旦”是过去印度人对中国的称呼，它只不过是支那的音译。其实，这两个字有很深的象征意义。从阴噎氛砉的状态中猛然一震，万象昭苏，刚在扶桑浴过的丽日，从地平线上涌现出来，这是何等的境界。所以，称泰翁为“震旦”再好不过了。又因为自汉至晋西来高僧皆取其所来之国为姓，如安世高来自安息，支楼迦谶来自月支，康僧会来自康居，凡从天竺来的都被冠于“竺”姓，如竺法兰、竺佛念，竺法护等在历史上有功于文化的人。“今天我们所敬爱的天竺诗人在他所爱的震旦地方过他六十四岁生日，我们用极诚恳、极喜悦的心情，将两个国名联起来，赠给他一个新名‘竺震旦’。”梁启超的这番祝寿词赢得了满场喝彩。
数天后，京剧大师梅兰芳上演新编剧《洛神》欢迎泰戈尔。在过后的会晤中，当有人问及对《洛神》的观感时，他笑着说：“如外国莅吾印士之人，初食芒果，不敢云知味也。”梅兰芳不知其义，经熟悉印度习俗的朋友解释，才知道，芒果是印度果中之王，品尝芒果还有仪式，就如日本的“茶道”一样。他的意思是说，中国的歌剧很美，初次接触，不能细辨其味。
泰戈尔对中国的访问是诚挚的，友好的，在中国受到的欢迎也是热烈的。然而，他不了解当时的中国正处在内外交困的时期，中国急需的是振奋民族精神抗击帝国主义的侵略，平息国内的军阀混战，还中国以和平、安宁，还民众以休养生息。此时的泰翁却不适时宜地高唱蕴涵于东方文化的天人合一，大讲内外、彼此“和谐”和相互碰撞的“韵律”。这不能不对早已沸腾的科学和玄学之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而在一片热烈的欢迎声中也伴有强烈的不“和谐”音律。其中声调最烈的当属鲁迅、雁冰和郭沫若。鲁迅曾颇有讽刺意味地说：
印度的诗圣泰戈尔先生光临中国之际，像一大瓶香水似的很熏上了几位先生们以文气和玄气，然而够到陪坐祝寿的程度的却只有一位梅兰芳君：两国的艺术家握手。待到这位老诗人改姓换名，化为“竺震旦”离开了近于他的理想境的这震旦之后，震旦诗贤头上的印帽也不大看见了。(见《鲁迅全集》1957年版，第1卷，第292页)。
人近而事古者，我记起了泰戈尔。他到中国来了，开坛讲演，人给他摆出一张琴，烧上一炉香，左有林长民，右有徐志摩，个个头戴印度帽。徐诗人开始介绍了：唵！ 叽里咕噜，白云清风，银盘……当！ 说得他好像神仙一样，于是我们的地上的青年们失望，离开了。神仙和凡人怎能不离开呢？ (见《鲁迅全集》1957年版，第5卷，第469页)。
雁冰在他的《对泰戈尔的希望》一文中说：
我们决不欢迎高唱东方文化的泰戈尔；也不欢迎创造了诗的灵的乐园，让我们的青年到里面去陶醉去冥想去慰安的泰戈尔；我们所欢迎的，是实行农民运动(虽然他的农民运动的方法是我们反对的)高唱“跟随着光明”的泰戈尔！
吴稚晖也说：“人家用枪打来，我们也赶铸了机关枪打回去”,高谈东方文化实等于“诵五经退兵”! 雁冰指出：“中国青年的思想本来就蹈空，行为本来就太不实际，意志本来就太脆弱，他们本来就只想闭了眼睛任凭身坐荆棘而专求其所谓灵的乐园，希望躲在里头陶醉一会；我们不赞成再从而变本加厉，把青年思想引到‘灵空’一方面，再玩起什么‘无所为而为’的把戏。”
这些文坛大师和巨匠虽然犀利地批驳的是泰戈尔讲演中的不合时宜的说辞，但实际的矛头所向是中国的那些高诵玄学与附和不识时务的“和谐”和“韵律”的人。其实，批评者们并不否认泰戈尔是伟大的诗人，他们都是敬重他的。他们敬重他是一个人格洁白的诗人，是一个怜悯弱者、同情被压迫人们的诗人，是一个帮助农民的诗人。尤其敬重他是一个鼓励爱国精神，激起印度青年反抗英国帝国主义的诗人。
泰戈尔在离开中国以后的日子里又亲眼目睹了英国殖民者的残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血性屠杀。这些血淋淋的事实像是声声巨雷使他从“和谐”、“韵律”和“爱”的福音的陶醉中醒了过来，他睁眼所看到的仍然是乌云笼罩的世界。此时的他再也无心与清风、晚霞、娇花、羞草进行甜蜜的对话。他一心向往的是看到东方的天空升起一丝冲破黑暗的曦辉，听到一声报道太阳喷薄欲出的鸟鸣。他仰首问天：
我的神，一次又一次，
你曾派遣使者来到这无情的世界；
他们教导我们：“饶恕一切人”,
他们教导我们：“爱所有的人——
从心地拔掉仇恨的毒根。”
他们值得崇拜，值得怀念，
但是在这不幸的日子里，
我却把他们赶出门外，
丢一个虚伪的敬礼给他们。(见《问》,引自《泰戈尔诗选》,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61页)。
他之所以把宣扬他以往已经接受的“宽恕”、“博爱”的西方人“赶出门外”,是因为他亲身目睹了“在欺诈的夜幕掩护下，他们怎样秘密地杀害弱者”“在强者横冲直撞的侵略面前正义的声音被扼杀”。因此他含泪向苍天发问：“那些毒污了你的空气的，那些扑灭了你的光明的，你能饶恕他们？ 你能爱他们吗？”于是他“向每一个家庭呼吁——准备战斗吧，反抗那些披着人皮的野兽！”(见《边沿集》第十八首)。
当他听到日本侵略军在出征进行屠杀之前竟然到佛寺里祈祷，义愤填膺，拍案而起，奋笔写下了著名的诗句：
他们要以凯旋的号角来标点
每一千人被杀害的人数，
来引起魔鬼的笑乐，当他看到
妇孺的血肉淋漓的肢体；
他们祈求他们能以“不真”
来蒙蔽人们的心灵，
来杀害神明的甜柔呼吸的气息，
因此他们整队到佛陀，
那大慈大悲的庙宇里
祈求他的祝福。
战鼓正在隆隆地敲，
大地颤抖着。
泰戈尔对中国一向友好，对中国人民的遭遇也一向给予极大的同情，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径无比仇恨。1916年，泰戈尔应邀赴日讲学，受到日本政府和学界的热烈欢迎。这时世界正经历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帝国主义趁机侵占了中国的山东。泰戈尔公开表示反对这种侵略行为，说日本得到一个地方，却会丢失一个朋友——中国。中国是不可征服的，而日本将自食其果。日本的报纸登载了这条消息。当泰戈尔返国时却受到日方的冷落，竟没有一个人去送行。1937年，当他再次访日时，又复述了这段话。他在逝世前的病榻上还仍关心中国的抗日战争。
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终于投降了。印度出席远东军事法庭参与审判战犯的代表有一天收到一张日本人送来的旧报纸，这张35年前出版的旧报纸上面正好登载了泰戈尔的这段话。他的预言变成了现实——日本帝国主义自食其果了。
泰戈尔的《生辰集》是他逝世前的最后一部诗集，在第十首诗中对自己的创作一生作了一个总结。他说，“农民在田间挥锄，纺织工人在纺织机上织布，渔民在撒网——他们形形色色的劳动散布四方，是他们推动整个世界在前进。”然而，他自己却“不能全部看到他们。”有时“也曾走近他们住所的围墙，却没有那种勇气跨进他们的院子。如果一位诗人不能走进他们的生活，他的诗歌的篮子里装的全是无用的假货。”他宣称他“必须羞愧地接受这种责难。”泰戈尔这种襟怀坦白的自责也表现了诗人的伟大之处。
泰戈尔是印度，乃至世界最著名的诗人之一，也是世界最多产的作家之一。他对诗歌、小说、散文、戏剧、音乐、作曲、绘画等无不精通，并获得了巨大成就。他在六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给我们留下了数量惊人的创作珍品，其中有五十余部诗集、十多篇中长篇小说、一百多篇短篇小说、二十余种戏剧，其余还有大量论文学、哲学、政治的文章以及许多歌曲和近两千幅画作。他的作品大致都收在了他的二十九卷《泰戈尔文集》中。他对世界文化的影响之大是可以想见的。
今天我们重温这位伟大诗人的身世和他不朽的著作，对他的崇敬和缅怀之情便油然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