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伏瓦，西蒙娜

西蒙娜·波伏瓦是法国著名的小说家、哲学家、随笔作家和社会活动家，法国女权主义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1908年1月9日，波伏瓦出生于法国巴黎。在巴黎大学获得哲学学位。1929年，21岁的波伏瓦结识了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小说家和哲学家让-保罗·萨特，从此直到1980年萨特去世，他们一直是学术和生活上的朋友和伴侣。1931年到1944年，波伏瓦曾在几所中学里教过书，这期间她对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不太关心，只专心于文学。她的第一本小说《女客人》发表于1943年。德国占领时期她失去了工作，她与萨特只能靠写作维持生计。1954年，她的小说《一代名流》获龚古尔奖，这部作品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知识分子的境况。她的最著名的著作《第二性》首次发表于1949年，后来被译为多种文字。
波伏瓦的政治生活是与萨特分不开的。1940年，由于法国被纳粹德国战败，萨特旗帜鲜明地参加了反对法西斯侵略的政治活动。他试图通过编辑评论杂志《现代》和组织民主与革命集团（据波伏瓦讲它是介于改良主义的小资产阶级进步派和革命无产阶级之间的一股中间力量）来影响战后的欧洲秩序。它的最初目的是建立独立于两个集团的社会主义的欧洲。在冷战使得中B立主义不可能的情况下，萨特与波伏瓦倒向了当时的苏联，以表明他们与被压迫者站在一起。但是1968年华沙条约部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后，他们与前苏联断绝了关系，不再去前苏联访问。后来两人日益卷入了反对殖民主义的第三世界“解放运动”中；他们反对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政策并在“121宣言”上签名。为了表明他们反对越南战争的态度，两人一起参加了于1967年在哥本哈根举办的贝特兰·罗素战犯法庭，判决美国政府犯有灭绝种族罪。1968年法国发生了学生造反运动，波伏瓦与萨特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并由此而支持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虽然她与萨特都没参加过任何政党，但是波伏瓦强调说：创造一个能够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先锋队是完全必要的。
波伏瓦特别关心妇女和老年问题。就这些问题她写过《第二性》、《老年》、《而立之年》等书。波伏瓦起初并不以女权主义者自居。她认为如果把女权主义者定义为“专门为女权要求而斗争”，那么她并不认她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因为她认为还有许多比女权更重要的问题。不过到了70年代，她同女权主义密切地结合了起来，开始把妇女问题看做是主要问题。
同萨特一样，波伏瓦也认为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有一致之处，并试图把它们结合起来。波伏瓦指出：同存在主义一样，马克思主义也把具体的个人置于“历史和经济世界的‘情境’中”。造反活动包含着对现有阶级状况的否定，从而提出了一种新的生存状态和一套通过这种选择获得意义的价值观念。不过，对波伏瓦来说，人的意志不仅仅是客观条件的反映，无论他或她的个人的、阶级的或社会的状况如何，起来造反的个人只能靠自己作出决定。波伏瓦的晚期著作《长征》和《言论与行动》更加强调社会经济结构，强调个人儿童时代的经历是选择和行为的决定因素。
波伏瓦也把自由设定为自我选择的目标和根据。不过，她认为真正的自由不可能是个人的任性，因为个人只能通过他与世界以及其他个体的关系加以规定，因而依赖他人为其打开未来的大门，并帮助或阻挠他实现自己的计划。一个人的自由不可避免地要同一切人的自由联系在一起。相反地，压迫必然受到一个人或一切人的反对，因为它把人贬低为物。政治活动的目的是为被压迫者打开自由的大门，以便使自由可以受到无约束的选择；因此，惟有道德的政治选择才是对被压迫者的支持。不过，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注意革命的手段，避免因为个人的一时冲动而使得整个政治活动转而成为反对个人而不是为他们服务的活动。
在《第二性》中，波伏瓦探索了妇女作为第二性别的一般状况：妇女有可能成为独立的主体，但为了实现其女人的特性、满足性的要求以及维持生存，她必须放弃她的自由选择的计划，并且在这个由男人规定的世界上把自己变成一个客体，变成男人的牺牲品。波伏瓦认为，女人的特性是社会造成的。生物学并没有决定女人的命运，并非要把她们列入一个从属的位置。另外，女人往往认为她们自己是由男人规定的，而不是按照她们自己的真实性质规定自己。不过，女人的一般状况是人类的情形决定的，因为它是在历史上形成的。男人一直能超越他们的种或动物性存在而寻求计划，通过计划塑造未来，敢冒生命危险，而女人则总摆脱不了重复着的动物生态。女人和男人一起赞美男子汉气质的价值优越性，这倒也算公正。但没有她们自己的价值或没有她们自己的历史，她们依然局限在男人划定的圈子里。按照波伏瓦的说法，一切意识形态都是男性的，一切男性的意识形态都倾向于证明压迫妇女有理。由于社会化过程在最早的童年就开始了，女人被教导去接受并消化这些意识形态因而同意对她们的压迫。
为了能够完成女人的天职，青年女子受到的教育是做到“软弱、不才、柔顺”，保养其外貌，以便作为男人的性的对象，并从而通过婚姻获取一个可靠的社会和经济地位。由于既要求性欲的满足和爱情，又不愿意成为牺牲品，青年女子往往过分自相矛盾以致不能抗拒这种社会压力。然而在婚姻中性交不再能自由地选择，而是成为一种惯例。妻子失去了她在世间的独特性，家庭成了她惟一的场所。如果母亲本身不幸福，她就往往通过孩子寻求补偿，同样地压迫她们。只有到了中年，摆脱了家务以后，女人才能再次获得自由，但这时自由对她已经没有用处了。由于社会不允许她们有所成就，所以许多妇女徒劳地“通过自我陶醉、性爱或宗教”寻求她们的真实存在。独身女子拒绝委身于男性，但也不愿意放弃她们的性生活。因此，她们依然对未来的职业和性生活持怀疑态度。
波伏瓦否认有任何“女人的”本性或特征之类的东西。如果女人获得解放，她一定成为全面的人，发展与男人的关系，自由地工作。社会主义承诺了性的平等，但并没有完全实现它。波伏瓦在其自传的最后一章写道：“总之，我过去常常认为，阶级斗争比两性之间的斗争要重要。现在我认为两者应该一起进行”。
波伏瓦的上述许多思想既成为当代激进女权主义的理论基础，也成为后现代女权主义的一个思想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