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文正公遗书

诗文集。十四卷。清汤斌撰。刊成于康熙年间。
汤斌，字孔伯，一字荆岘，号潜庵。生于明天启七年(1627年),卒于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河南睢阳人。顺治八年进士，曾任江苏巡抚、《明史》总裁、工部尚书和礼部尚书等职。师学孙夏峰，归建绘川书院，学兼朱王，为康熙时理学名臣。著有《洛学编》、《睢州志》等，诗文汇为《汤文正公遗书》。
该集前有康熙二十九年阎兴邦序及毛奇龄、彭定求、宋荦序，宸章与传，王廷灿序说。卷一语录，卷二奏疏，卷三序文，卷四碑记，卷五书牍，卷六赋颂论辨，卷七传、墓志、行述志状，卷八杂文，卷九、十公移，卷十一告谕，卷十二诗词，卷十三年谱，卷十四挽诗、行略、志铭等。
集中一些篇章谈到治学的归旨和方法。在《陆稼书书》中认程、朱为正宗，以为想求得孔孟之道，就须借助于程朱这一港潢。但又对当时学者因崇程、朱而竭力诋毁阳明的作法不满，以为阳明当年诋朱熹属阳明之错，但当今学者的功业文章还不及阳明之万一，只知道效法他的诋毁本领，显然是不足取的，并要求那些想学程朱的人“当心程朱之心，学程朱之学”,在穷理、居敬、合礼等方面下功夫才对。在《重修苏州府儒学碑记》中在探讨了学术源流后，指出，儒术的沦丧，是因为“虚无寂天之说”的兴盛，及注重“声律骈丽”的学风，只有待到宋代濂、洛、关、闽诸大儒的出现，才重新使天下人知道“知性不外乎仁、义、礼、智”。《嵩阳书院记》中将功利、词章、举业、技艺等看作是“陷溺人心”的东西，又批评一些理学家“滞事物以为穷理”,从而沉溺于表象，既“支离”又“无本”,另一方面像心学那样“离事物而言致知”,也过于虚空，以致迷失方向。
撰者在集中强调“仁”,以为“盖道之大原出于天，而仁者，天道之元也。” (《嵩阳书院记》)而求仁，就须“志道而遗利，重内而轻外，以圣贤大道为必当由，异端邪径为不可蹈，其功在主敬穷理。”(《答刘叔续书》)故特别讲究“雅素之守”,也就是亲君子而远小人，凡是声色、货利等的欲望，土木兴作之烦，奇技淫巧之物，都置于耳目之外，并不去想它，“志不淫，行不污”。因为“本性自有明觉”,“本性自有正见”,“本性自有光辉”,甚至与自作聪明、固执己见、逞能显荣都无关系(《答耿逸庵书》)。谈到修身养性，撰者以为也就是格物致知。对历来讨论的这一概念，以为“格物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致知之知，即知所先后之知，即知止有定之，知格致诚正所以修身，所以明德。”(《上孙征君先生书》),也就是修身为本，然后才能达到有益于家国天下之末。人在达到“一身内浑是天理”时，便“见人性皆善”。
另一些篇章则阐发撰者的“渐悟”思想，以为“悟未有不顿者，但必学问真积力久，方有一旦豁然大悟者，是顿因于渐也。古人由悟而悔，由悔而悟，真实用功，一旦憬然醒悟，浑身汗下，透出本来面目。”(《语录》)而学习圣贤之道，首先是学其经术，以为国家的治化就在于“正人心”,而又取决于“崇经术”,“离经术而言道，此异端之所谓道也。”同时又强调“力行”,先是将六经四书体验于心，然后躬行而有所得。又说“道在日用，任人一步一趋，无往不有天理流行之妙。舍却子臣弟友，更有何道？”(《语录》)躬行虽然很难，但只要一寸一寸积累下去，就会越觉其乐，最终有所收获。在《征君孙钟元先生墓志铭》、《蒿山书院记》等多篇文章中反映了当时学术上的一些情况，颇具史料价值。奏疏部分，为撰者抚江南二年中的请蠲、请赈疏，言人所不敢言，表现了一片忠爱之诚。告谕部分，载入各种禁奢侈、严赌博、反淫祠等公告。诗词部分，诸诗体气神似少陵，词则仿古乐府，朴质真至。
该集前王廷灿序目中谈到该书是由其搜辑遗文，益以前所谋刻《全集》未备者以成，据树德堂藏版刊行。汤氏著作甚多，清道光七年(1827年)《汤文正公遗书》与清同治九年(1870年)两种刊本皆为独撰类丛书，收入其文集、《拟明史稿》、《洛学编》等。又有《四库全书》所收《汤子遗书》十卷附录一卷，《正谊堂全书》与《丛书集成初编》又收有一种二卷本《汤潜庵先生集》,等等。各种版本均有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