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西道

唐袭隋制。在行政区划上，实行州县两级制。贞观年间，唐太宗将唐初三百多个州分为十个道。
开元二十一年(732),唐玄宗在初唐十道的基础上，将全国划为十五道，其中将原来的江南道分为江南东道、江南西道和黔中道。其中江南西道所辖范围和今天江西的省境几乎一致，原不属于汉豫章故郡的玉山、铅山，这时都归属于江南西道，只有婺源尚不在其辖区范围之内。江南西道，治所在洪州，共领八州三十七县。江西在唐代，随着全国经济文化的繁荣昌盛，这一地区也得以迅速发展。早在唐朝初年，为了发展的需要，就在原灌婴城之西北修筑南昌新城，这就是今天南昌市的雏形。宪宗元和三年(808)韦丹出任江南西道观察使，更是大规模地扩展南昌城。
到了唐代，江西经济的发展，已不局限于鄱阳湖地区，如当时的吉州就是“材竹铁石之赡殖，苞篚缉之富聚，土沃多稼，散粒荆扬”(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又如洪州，隋时有12021户，到唐元和时已达91129户，比隋朝时多了七倍多。由于经济的发展和人丁的增加，江西在军事方面也逐渐显示出更大力量。当时的洪州是重要的制造军工器械地。洪州的弩手名闻天下，西川节度使崔安潜就曾奏请皇帝派洪州弩手去教蜀人习射。
五代十国时期，江西地区先属杨行密的吴政权，后为李昇的南唐政权管辖。在这几十年期间，由于政治比较安定，所以经济上得以持续发展。致使南唐中主李璟竟选择南昌为建都之所。李璟在位的晚期，江北之地，尽属后周。慑于北方后周的压力，交泰元年(959)他力排众议，断然宣布定南昌为新都，并开始南昌的建设和迁都工作。当时，从建康到南昌，沿途水陆几千里，车船相接，旌旗络绎，其气势、排场之大，有明代王仲序之诗为证：

长衢通辇路，宛马竞纷纭。
帝子凌风去，銮声尽日闻。
杂花迎队绕，御柳看行分。
千载宸游地，临岐惜别君。

在宋代，今江西境内共设十三州(军)、即洪州(南宋时称隆兴府)、江州、虔州(南宋末年改称赣州)、吉州、袁州、抚州、筠州(南宋时改名瑞州，今高安、上高等地)、饶州、信州、南康军(今永修、都昌、星子一带)、南安军(今大庾、上犹、南康)、临江军(今清江、新干、新喻)和建昌军(今南城、资溪、南非、广昌一带)。北宋时，饶州、信州、江州、南康军归江南东路，其余九个州(军)归江南西路，可见宋朝的江南西路，其所辖范围比唐代的江南西道要小。
宋代江西在经济上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是与这时江西作为南北交通枢纽有重要关系的。早在唐代，为了沟通长江以南到广州的经济贸易和文化往来，开元四年(716),张九龄率民众凿通梅岭驿道，使蜿蜒崎岖的梅岭山路变成了“坦坦而五轨”的通途。到了宋代，宋政府不仅继续注意对梅岭驿道的维修和扩建，而且加强了对整个江西地段这一南北交通枢纽的经营和管理。宋太宗时，当时江西地区增设了南安军、临江军及南康军三个军。增设这三个军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加强对这一南北交通枢纽的管理和控制。其中南安军治大庾，居梅关之险，扼通道南端；南康军治星子，当“江湖之会”,守通道的北口；临江军治清江，值赣江与袁水交汇处，居整个通道之中腰。通道的开辟促进了江西经济的发展。以处在偏远的赣南为例，由于处在通道上，不久便繁荣起来。当时的大庾县就相当繁荣：章江码头常常船只簇集，从大庾县城至梅岭的二十五里驿道上各式店铺，鳞次栉比，十分热闹。宋代江西农业的发展可谓进入高度开发的时期。当时，整个境内，由于近水平原之地已全部得以开发和耕种，于是，在丘陵和山区出现了很多梯田，呈现出“大田耕尽却耕山”的形势。
唐、宋时期的“江南西道”、“江南西路”,简称之即江西。不过，江西这一名称的正式出现是在元代，而江西区划的最后稳定则是明代以后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