氓

诗经·卫风

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
乘彼垝垣，以望复关。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尔卜尔筮，体无咎言。以尔车来，以我贿迁。
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
桑之落矣，其黄而陨。自我徂尔，三岁食贫。淇水汤汤，渐车帷裳。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
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静言思之，躬自悼矣。
及尔偕老，老使我怨。淇则有岸，隰则有泮。总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郑卫之声既被道学家目为淫诗，又强分差等，说什么“卫人犹多讥刺惩创之意。”如《氓》,就被说成是：“此淫妇为人所弃，而自叙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也。夫既与之谋而不遂往，又责所无以难其事，再为之约以坚其志，此其计亦狡矣。以御蚩蚩之氓，宜其有余，而不免于见弃。”(朱熹《诗集传》)这里“戒淫”之说的荒谬不值驳，但撇开这一点不谈，它又确实道出了这出婚恋悲剧的主要特点。这桩婚姻原系半自由的结合——虽有媒聘，实出自愿；而婚姻的毁弃，既不因家长意志，又不因第三者涉足，而在于男子本身的负心忘本，始乱终弃。抓住这一特点，是解会《氓》诗的关键。
诗一开始就表现出双方早就认识，抱布贸丝是掩人耳目，私行聘礼。不遣媒氏而自来，不与父母谋而谋于“我”,即是私订终身，自由恋爱。那男子来议婚时，给人印象不坏，不但主动迫切，而且笑容可掬。不过，这笑容很快就收起来，变作“怒”容，只为急情。其实，无论出于自然本能和社会地位的差异，都使得女性在婚恋问题上较男子更“策略”,要求明媒正娶，是为使将来的婚姻更有保障。在“子无良媒”的情况下，讲一讲先决条件，决非有意“愆期”。为了不致便对方误会和过于失望，“我”竟背着家人“送子涉淇”,不辞路远，直到顿丘，边送边谈，温存劝慰，“秋以为期”。纵有铁石心肠，想必也会涣然冰释。
在议婚过程中，“我”的举止虽有分寸，态度虽然克制，但内心远不平静。怕“氓”作赵巧送灯台，一去永不来：“乘彼垝垣，以望复关。不见复关，泣涕涟涟。”而当“氓”再一次出现面前，“我”不禁喜形于色了：“既见复关，载笑载言。”“氓”已遵嘱遣媒，不言而喻矣。古代婚姻非但依托媒氏，还真得看看命运。一番占卜吉凶之后，幸而命不相克。于是“以尔车来，以我贿迁。”妆奁过去，意味人也过门了。
看来《诗经》时代，旧式婚姻嫁娶的手续，即从媒妁之言、占卜算命到嫁妆聘礼，大体已具。男女不平等的时代，造就着不幸的女子和薄情的男人。诗中“我”忆及后来婚变，就特别痛心，用了一种过来人的口吻作出了沉痛的自省，又象是告诫普天下怀春的少女莫想男人，男人不是好东西：“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即明人戏曲所谓“男子痴，一时迷；女子痴，没药医。”(参钱钟书《管锥编》)说法显然偏颇，心情可以理解。
诗中叙及婚变的具体事实，赋兼兴比。“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婚后最初的日子过得还融洽。“桑之落矣，其黄而陨”,象时过境迁，色衰爱减。当初是共患难的贫贱夫妻，“自我徂尔，三岁食贫”、“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然而当日子渐渐好起来时(“言既遂矣”),“氓”却变心变脸，“至于暴矣”。陈启源云：“意氓本窭人(穷汉),乃此妇车贿之迁，及夙兴夜寐之勤劳，三岁之后，渐至丰裕。及老而弃之，故怨之深矣。”(据《诗经直解》引)联想武则天朝某公主所谓“田家佬多收三五斗便思易妻”,知陈说不诬。诗中“我”在回想被弃还家时，特别提到“淇水汤汤”,与前文“送子涉淇”一节相照应，当初是“我”送他，两人一同涉淇，多少柔情蜜意；而今他弃“我”,独自一人涉淇，又多少凄凉绝望。特别是想到自己并无过失(“女也不爽”),错在认错了人，“士贰其行”、“二三其德”。如今她满腹苦水往哪倒呢？“渐车帷裳”的仅是汤汤的淇水么？悔恨的泪水当更多呀！
及此被弃还家，又遭遇到何等的委屈。其中最难堪的是兄弟的不理解，不谅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看似不近情，实则有其社会的个人的原因。因为这一婚事当初是瞒着家人先自谈定的，“盖以私许始，以被弃终，初不自重，卒被人轻，旁观其事，诚足齿冷，与焦仲卿妻之遭遇姑恶，反躬无咎者不同。”(《管锥编》)“静言思之，躬自悼矣”,又不仅是顾影自怜，分明还有冷静反思之意。另有一种理解，认为“咥其笑矣”的主语不单是兄弟，实包含着女主人公当着兄弟面的强颜欢笑，就象唐传奇《莺莺传》中被弃的莺莺于：“喧哗之下，或勉为笑语；闲宵自处，无不泪零”。而“闲宵自处，无不泪零”正是“静言思之，躬自悼矣”的转语。
反躬自省，遂及其初。此时复提当初情事，恼不可遏。回想抱布贸丝时，“氓”不知有多少甜言蜜语，“白头偕老”竟已食言自肥，致此婚变。“淇则有岸，隰则有泮”,而“我”之怨”,无边际矣。提及“总角之宴，言笑晏晏”,言下之意是：可惜那时缺乏经验和预见，轻信了那些旦旦信誓。因而此刻终于下决心在感情上与“氓”一刀两断了。
在夫权社会的周时，“妇有七去”(《大戴礼·本命》),男子有压迫女性的特权。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氓》这首诗的典型意义就在于它形象地揭示了阶级社会的这一历史本质，从而具有认识价值。
这首以民间男女婚变为题材的故事诗，可作一篇诗体小说读。它以顺叙为主而间以穿插倒叙(如末章),行文颇不单调。注意前后映带，如前有“氓之蚩蚩”,后就有“总角之宴，言笑晏晏”;前有“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后就有“淇水汤汤，渐车帷裳”),妙有波澜“子无良媒”而“愆期”,“不见复关”而“泣涕”,皆具无往不复，无垂不缩之致，而读之只觉是人事之应有曲折。叙事中杂以抒情，尤为动人。善于剪裁详略，而情事无遗(详于婚变前后情事，而略于婚变之原委始示),还成功运用了比兴手法。全诗塑造了两个人物，“我”与“氓”,虽有直接间接的不同，然皆形象鲜明，性格突出。“我”之勤劳善良，柔中有刚；“氓”之反复无常，虚伪薄情，都给读者以很深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