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党派空前活跃

中国共有八个民主党派。它们大都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成立的。其形成时的社会基础，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它们的知识分子，以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它们不是单一阶级的政党，而是阶级联盟性质的政党。
日本投降后，各民主党派作为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方面”,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它们纷纷发表政见，积极活动，要求参政，和共产党一起反对国民党的内战、独裁政策，为和平、民主而共同奋斗。由于各民主党派一开始就不是单一阶级的政党，“其组织成分又常从统治阶级内部的反对派一直包含到进步分子”,“而其中政治倾向又从君主立宪一直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有”①,各民主党派中也有少数人主张走第三条道路，实现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极少数被抗日浪潮卷进来的封建买办阶级的失意政客，则脱下民主的伪装投靠了国民党。民主党派的活动进入空前活跃的时期。
在各民主党派中，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是中国民主同盟(民盟)。1945年8月15日，民盟发表《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提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口号以及实现这一口号的十项主张，即要求召开国民大会；保障人民的一切基本自由；释放政治犯；由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及无党派人士的政治会议；对收复区人民的生活切实予以救济；减轻人民负担；一切军队属于国家等。这些都反映了民盟对实行民主政治，反对专制独裁，争取和平、反对内战重起的强烈愿望。②
国共重庆谈判期间，民盟及其他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对谈判表示热烈欢迎和十分关切。民盟主席张澜曾致函蒋介石、毛泽东，强调“政治必须彻底民主”,希望国共双方乘此绝好时机，“全盘”、“彻底”解决“国家一切问题”。③
就在重庆谈判即将结束之际，中国民主同盟为了“检讨过去，策划将来”,于1945年10月1日至12日，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即民盟“一大”。大会的中心议题是战后中国的民主制度问题，即建立一个什么样国家的问题。大会通过了《政治报告》、《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中国民主同盟纲领》。这三个文件，构成了民盟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完整方案。大会的《政治报告》和《宣言》指出，抗战胜利后的今天，是中国建立民主国家千载一时的机会。大会的目的“是要把中国造成一个十足地道的民主国家”。《纲领》则明确规定：政治上，民主国家以人民为主人，人民组织国家之目的在谋人民公共之福利，其主权永远属于人民。国会为代表人民行使主权之最高机关，由参议院及众议院合组之。国家行政机构采取内阁制，对众议院负其责任。司法绝对独立，不受行政及军事之干涉。地方自治为民主政治之基础；在经济上，《纲领》强调，民主经济之目的，在平均财富，消灭贫富阶级以保障人民经济上之平等；在军事上则主张，军权及军队属于国家，非国防必要不得调用军队，国家并应以法律禁止军队中之党团组织，实行征兵制，军人不得干预政治；在外交上主张保障国家领土主权之完整，与各国和平相处，与美苏英互助合作。此外，对文化教育、妇女权利等也作了规定。④
民盟“一大”提出的政治主张，在原则上与中共当时的主张是一致的。民盟要树立的民主制度，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是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独裁制度的否定。正像民盟“一大”《政治报告》强调的，要“把中国造成一个十足地道的民主国家，一定要首先扫除民主的障碍”,也即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党治，彻底消除内战的危机。为此，民盟“一大”提出了召集全国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士，共同协商国事；建立包括共产党和民主同盟在内的联合政府；召开国民大会等三项主张。⑤
民盟“一大”还整顿了组织，批评了青年党把持盟务，拒绝吸收无党派民主人士入盟的错误，通过选举新的领导机构，改变了过去青年党控制民盟的局面。大会还总结了组织工作的经验，确定了扩大发展、健全组织、加强基层、广泛开展活动的方针。会后，民盟中央还决定在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华南地区分别建立总支部，加强对各省、市民盟工作的领导。
此时，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积极参与政治活动还表现在新的民主党派的成立。
1945年12月，中国民主建国会(“民建”)在重庆成立。这是一个以民族工商业者为主的政治团体。它主要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其成员中还有进步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
抗战期间，中国民族工商业遭到严重摧残。抗战后期，又受官僚资本排挤和压制。重庆部分工商业者及部分知识分子对此不满，乃有“星期五聚餐会”的活动。 日本投降后，官僚资本空前膨胀，垄断变本加厉，大量走私美货涌人中国市场，民族工商业倒闭破产。为自救计，一些工商业者和知名人士开始酝酿建立自己的组织。
1945年8月21日，胡厥文(重庆新民机器厂厂主)、黄炎培等开始筹备民主建国会。参加者还有章乃器、施复亮、胡子婴、孙起孟等人。
12月16日，民主建国会在重庆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举行成立大会。大会选举了领导机构，通过了会章、政纲及宣言，正式宣告中国民主建国会成立。12月19日，民建最高权力机构理监事联席会(理事37人，监事19人)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胡厥文、黄炎培、章乃器、李烛尘、胡西园、黄墨涵、施复亮、杨卫玉、孙起孟、章元善、吴羹梅等11人为常务理事；彭一湖、冷遹、张雪澄、李组坤、刘丙吉等5人为常务监事。随后，又决定出版《平民》周刊作为机关刊物。
民建《宣言》和《政纲》,集中体现了它的建会初衷和主张。《宣言》强调“只有平民普遍的觉悟，广泛的团结，才能建立真正的平民世纪”。关于国际关系，主张“对于美苏两国，必须采取平衡政策”。对国内政治，“主张和平统一，民主集中”,“各政治党派必须以国家利益为前提，相忍相让”。对政权组织，主张“通过政治的民主化以达成军队的国家化。然后，由直接普选产生各级议会，由议会行使各级政权”。对于经济，“主张有民主的经济建设计划，与在计划指导之下的充分企业自由。在目前阶段，国家必须以全力培养资本，而不应以节制资本的名义消灭资本”。另外，对社会就业、妇女、教育文化等也提出了主张。《宣言》的最后，表达了民建的中间立场：“我们愿以纯洁平民的协力，不右倾，不左袒，替中国建立起一个政治上和平奋斗的典型。”《政纲》则把宣言的精神具体化，特别是阐明了民建的建国主张。规定“建国之最高理想，为民有、民治、民享”。建国之途径，“采取孙中山先生所定三民主义之重要进步部分，订入宪法”。⑥
民建的上述政见，主要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要求政治民主，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它的建国方案也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但又是和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相对立的。它在经济上的主张也具有反对官僚资本的积极意义。在蒋介石掌握中央政权，中共处于劣势的背景下，民建“不右倾，不左袒”的中间立场，实则是对处于弱者一方的中共有利的。
民建成立后，相继在重庆、上海、港九、北平建立了分会，发展地方组织。1946年4月，民建总会迁设上海。
中国民主促进会是继民建之后，于1945年12月30日在上海成立的。它的发起人主要是以马叙伦为代表的文化教育界的进步人士和部分工商界的爱国人士。民进第一次会员大会，也即成立大会，是在12月30日于上海原麦虞限路(现绍兴路)中国科学社召开的。担任大会主席的马叙伦在报告发起组织的原因和经过时说，组建民主促进会的目的在于，群策群力，促进民主，以建永固之国基。大会一致通过了《简章》,原则通过了对时局的宣言，并议决本会的领导机构为理事会。1946年1月2日，民进召开第二次会员大会。选举马叙伦、严景耀、陈巳生、林汉达、郑振铎、曹梁厦、王绍鏊、周建人、曹鸿翥、冯少山、柯灵为第一届理事，傅雷、许广平、张凤举为候补理事；还一致通过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对于时局的宣言》。4日，举行第一次理事会，推选马叙伦、陈巳生、王绍鏊为常务理事，并选定了各委员会和秘书处的负责人。
民进的《简章》规定：“本会以发扬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践为宗旨。”《宣言》强调：在现阶段的中国，民主是统一的基础，又是统一的内容和目的，不以民主为前提，统一绝无法实现。过去的不统一，正是不民主的结果。而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是实行民主的起码条件，没有这些自由，就没有民主。《宣言》提出八点政治主张：我们自主自动地改革政权，实现民主；国民党立即无条件地还政于民；立即无条件停止内战，全国军队各驻现地，听候调整；要求友邦从速撤退驻华各军，完成日本投降事件，由中国政府自行担任；重新制定宪法草案，交付正式最高权力机构，决定公布；宣布前国民大会代表之选举无效，制定普选方法，限期完成正式最高权力机构的选举；战时机构即行核实裁并；制定适应时代的建国大纲，交付政府制定政策方案。⑦
民进《宣言》,表明了它的民族民主革命立场。民进的成立和活动，增强了中国人民和平民主运动的力量。
除民建、民进之外，1945年10月28日，谭平山、陈铭枢、杨杰、柳亚子、朱蕴山、王昆仑等人发起组织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在重庆成立；1946年3月到4月，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为代表的另一部分国民党民主派在广州正式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5月4日，许德珩、梁希、周培源等发起组织的“九三学社”正式成立。这些组织和党派大都提出“和平、民主”为主题的民主主义政治纲领。
从上述各民主党派在抗战胜利后的活动和政纲看，“民主统一，和平建国”是它们的共同愿望和要求，其主导精神是反帝爱国和要求民主。这同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即新民主主义纲领的要求基本是一致的。抗战胜利后，它们作为“第三方面”,主要同共产党一起反对国民党的内战、独裁政策，为和平、民主而共同奋斗。民主党派中一部分人的建国主张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这种早已被证明在中国行不通的幻想，随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也就随之破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