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颖传

毛颖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东方土，养万物有功，因封于卯地，死为十二神。尝曰：“吾子孙神明之后，不可与物同，当吐而生。”已而果然。明际八世孙䨲,世传当殷时居中山，得神仙之术，能匿光使物，窃恒娥，骑蟾蜍入月，其后代遂隐不仕云。居东郭者曰㕙,狡而善走，与韩卢争能，卢不及。卢怒，与宋鹊谋而杀之，醢其家。
秦始皇时，蒙将军恬南伐楚，次中山，将大猎以惧楚。召左右庶长与军尉，以连山筮之，得天与人文之兆，筮者贺曰：“今日之获，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长须，八窍而趺居，独取其髦，简牍是资，天下其同书。秦其遂兼诸侯乎？”遂猎，围毛氏之族，拔其豪，载颖而归，献俘于章台宫，聚其族而加束缚焉。秦皇帝使恬赐之汤沐，而封诸管城，号曰管城子， 日见亲宠任事。
颖为人强记而便敏， 自结绳之代以及秦事，无不纂录；阴阳、 卜筮、占相、医方、族氏、山经、地志、字书、图画、九流百家、天人之书，及至浮图、老子、外国之说，皆所详悉；又通于当代之务，官府簿书，市井货钱注记，惟上所使。 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苏、胡亥、丞相斯、中车府令高，下及国人，无不爱重。又善随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随其人。虽见废弃，终默不泄。惟不喜武士，然见请亦时往。
累拜中书令，与上益狎，上尝呼为中书君。上亲决事，以衡石自程，虽宫人不得立左右，独颖与执烛者常侍，上休方罢。颖与绛人陈玄、弘农陶泓及会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处必偕。上召颖，三人者不待诏，辄俱往，上未尝怪焉。
后因进见，上将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谢。上见其发秃，又所摹画不能称上意。上嘻笑曰：“中书君老而秃，不任吾用。吾尝谓君中书，君今不中书邪？”对曰：“臣所谓尽心者。”因不复召，归封邑，终于管城。
其子孙甚多，散处中国夷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继父祖业。
太史公曰：毛氏有两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于毛，所谓鲁、卫、毛、聃者也。战国时有毛公、毛遂。独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孙最为蕃昌。《春秋》之成，见绝于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将军拔中山之豪，始皇封诸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无闻。颖始以俘见，卒见任使，秦之灭诸侯，颖与有功，赏不酬劳，以老见疏，秦真少恩哉！
《毛颖传》在韩愈的文集里是一篇手法新颖、寄寓深远的文章。该文仿司马迁《史记》人物传记体例，是所谓“驳杂无实之说”的典型作品，亦即当时流行的一种传奇小说。这篇小说约写于唐宪宗元和初年，即公元八○六或八○七年。当时韩愈任国子博士，虽不过四十岁，却在科名和仕途上屡受挫折。“举进士，凡四举乃登第”;接着又“三选于吏部而不得官；”随后又应博学鸿词选，“再试，才一得，又黜于中书。”三十六岁任监察御史时，关中旱饥，他上书请免徭役和赋税，指斥朝政，触怒德宗，被贬为连州阳山令(今广东阳山县)。二年以后，遇赦内迁江陵，任法曹参军。又过一年，方才召回朝廷，当了“试用”的国子博士。“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韩愈《送孟东野序》)。仕途蹭蹬，官场冷暖，令其郁愤不已，于是奇思遐想，以滑稽诙谐的形式抒发内心的不平，终于有了《毛颖传》。
《毛颖传》的主旨是什么呢？宋代叶梦得指出：“退之所致意，亦正在‘中书君老不任事，今不中书’等语，不徒作也。”(《避暑录话》)这个见解是对的。其实，小说结尾作者通过太史公之口又做了十分明确的回答：“秦之灭诸侯，颖与有功，赏不酬劳，以老见疏，秦真少恩哉！”显而易见，作者是在讽刺唐统冶者“少恩”。
在这个主旨下，作者随文到处泄发愤世嫉俗的郁积之情。“居东郭者曰㕙,狡而善走，与韩卢争能，卢不及。卢怒，与宋鹊谋而杀之，醢其家。”这一段文字显然意在抨击奸佞小人妒贤嫉能，以谗言流语陷害正直之士的可鄙行为。韩愈就饱受过“韩卢”、“宋鹊”之徒的诽谗之害。韩愈阳山之贬，除了皇帝的震怒外，“幸臣”李实的拨弄撺掇也起了相当作用。后来顺宗即位，大赦天下，韩愈本当回京，结果又“为观察史所抑”,改派到江陵。这一切，不能不使作者心寒气愤。
对于那些尸居其位，老而无用的官僚，作者毫无遮拦地给以讽刺：“上嘻笑曰‘中书君老而秃，不任吾用。吾尝谓君中书，君今不中书邪？”
对于贵族官僚以续家谱抬高身价的庸俗无聊的社会习气，作者以为兔子续家谱同时引入圣贤的方法加以嘲讽。“其先明际，佐禹治东方土，养万物有功，因封于卯地，死为十二神。尝曰：‘吾子孙神明之后，不可与物同，当吐而生。’。”小说结尾。作者有意把兔族和文王之后相提并论。“毛氏有两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于毛，”“独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孙最为蕃昌。”其揶揄之口气洋溢字里行间。
小说在艺术上也有许多特点。
首先是它的滑稽幽默。毛笔尖平平常常，司空见惯，却被作者故意严肃地立传，兔子本不足登大雅之堂，也被作者放到和圣贤平起平坐的地位。这样的确有点玩世不恭，其嘻笑嘲弄之情跃然纸上。因此此文一出，就引起了强烈反响，有人指责讥笑他“俳谐”。直到后晋刘写《旧唐书》时还攻击他“讥戏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纰漏者。”而柳宗元却极为称誉，并写了一篇《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以拨正世俗之偏见。揄扬此文的气势如同“擒龙蛇，搏虎豹，急与之角而力不敢暇。”李肇的《国史补》卷下说：“撰韩愈《毛颖传》,其文尤高，不下史迁。”
其次是小说成功地塑造了毛颖这一性格鲜明的主人公。“颖为人强记而便敏， 自结绳之代以及秦事，无不纂录。”足见其记忆之超众。“阴阳、 卜筮、占相、医方、族氏、山径、地志、字书、图画、九流百家、天人之书，及至浮图，老子、外国之说，皆所详悉。”这一段文字极尽铺排张皇，充分说明毛颖知识的广博艰深。“又通于当代之务，官府簿书，市井货钱注记，惟上所使。”说明其才力过人。它的另一特点是“善随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随其人。”“虽见废弃，终默不泄”也是它不可或缺的优点。正是以上种种特点，所以才博得上自皇帝，“下及国人”的“无不爱重”。它还有点所谓个性，即“惟不喜武士。”这一笔看似蛇足，实为神来之笔。无之叙事显得平平，缺少起伏变化；有之，不仅叙事天衣无缝，而且文章平地拔山，有变化莫测之感。李刚已曾经评论这段话说：“此段犹史传中之撮举行能，行文纵横恣肆，不可羁。然却无语不精，所以为妙。惟不喜武士二句，笔势尤为奇宕。”不言而喻，毛颖的性格特征正是毛笔性能的人格化，由于拟人手法的运用，才把无生命的毛笔写得性格鲜明、形象生动，才使小说引人入胜，妙趣横生，才使主题阐发得那样明确深邃，才使人化毛颖性格与作为毛笔的性能两者之间融合得那样入丝入扣。
再者是叙事凿凿有据和虚构巧妙结合。叙事有据必旁征博引，但作者无一处直接用典，全用作者的口吻叙述。开头一句：“毛颖者，中山人也”就是一例。宋代马永卿《懒真子》说：“退之以毛颖为中山人者，盖出于《右军经》云：‘唯赵国豪中用，盖赵国平原广泽无杂木，唯有细草，是以兔肥。肥则豪长而锐，以良笔也。’”《右军经》的真伪以及其论的正确与否后人争论不已，在此姑且不论，重要的是韩愈之说查有实据，不是凭空杜撰。韩卢、宋鹊史有所载。《战国策·齐策三》:“韩子卢者，天下之疾犬也。韩子卢逐东郭㕙,环山者三，腾山者五，兔极于前，犬废于后。”《博物志》卷四：“宋有骏犬曰鹊。”至于蒙恬制笔，禹治东土，文王之封等皆为史记。这种处处有出处的手法增强了文章的知识性和真实性，读后令人获益非浅，深信不疑。但毛颖其人纯属虚构，因此，在确凿性的绿树上，斜逸着朵朵想象的花朵。“佐禹治东方土”的伟勋，“窃恒娥、骑蟾蜍人月”的艳举，管城之封的殊誉，累拜中书令的恩宠和打入冷宫，太史公的评赞……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基于此，这篇文章才称为传奇体小说。
最后，双关语的大量运用增强了小说的趣味性和耐读性。比如蒙恬围猎后“拔其豪”中的“豪”,表面上是兔中之豪，实指兔身之“毫”。“聚起族而加束缚”,形式指捆缚兔子，实是用兔毫制成毛笔尖。“赐之汤沐”,“封诸管城”,“陈玄”、“弘农”、“褚先生”等无一不是双关。除了平添文章趣味外，双关语还巧妙地把记实和记虚结合起来，成为这篇小说滑稽幽默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