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囚充军，多多益善

北魏高宗文成帝拓跋濬时，魏断狱多滥，陇西王源贺上书道：“根据法律条文：谋反之家，其子孙即使寄养他族，也得拘归杀掉，以绝罪人之烟火，向天下彰示大逆之不可赦；而劫贼应诛杀的人，兄弟子侄离得很远，道隔关津，皆受牵连。假如十三岁以下，家人首恶，策划行逆决不能参预，臣以为可赦其死罪，没入县官作官奴。”拓跋濬采纳了此建议。后来，源贺进一步上书道：“臣闻，人最宝贵的，莫过于生命；最厚的施德方式，莫过于宽宥一个人的死罪。虽然犯死之罪，难以全部宽恕，但可以权衡死罪之轻重大小，适当存恤一些。目前，我国边关，劲寇游魂于北，狡贼负险于南，防戍的任务十分艰巨。臣以为对那些不是大逆、赤手杀人的罪犯，及坐赃、盗与过失犯罪的人，除了实在不能开脱死罪的外，其余可留其性命，遣派他们守边境，可相应减少征调良民百姓戍边。如此一来，这些已断之体，沐浴到了重生的大恩；徭役之家，享受到了休养生息的实惠。”拓跋濬十分赞赏，完全采纳了他的意见。自此后，凡罪该处死者，多恕死贬谪徙边，时间一长，收效甚大。拓跋溶对群臣说：“源贺劝朕宥诸死刑，徙充北番各戍地，自开始至如今，一年下来活命者不少，生济之理既多，而对戍边的兵将又十分有益。回过头来想想他的意见，对国家的益处实在很大。”(《魏书·源贺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