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国民政府北伐奉系

1926年冬，从广东出师北伐的国民革命军进展到长江流域，冯玉祥所属的国民军在绥远五原誓师，参加北伐战争，出兵甘、陕，并向河南进军，对北洋军阀形成南北夹击的形势。但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干涉和封建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的阴谋破坏，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使北伐战争遭到严重挫折。这时，中国出现了武汉、南京、北京三个对立的政权。革命势力以武汉为中心，统治着湘、鄂、赣三省的广大地区，得到工农群众的全力支持，国民革命军主力部队的大部分官兵还是拥护武汉国民政府的，革命运动仍在继续发展。反革命势力则分为两个中心。在南方，蒋介石以南京为中心，占有闽、浙全部和苏、皖的一部分，并与广东、四川军阀相呼应，从东、南、西三方面包围武汉。由于追随蒋叛变革命的国民革命军主力部队并不多，其余都是新近投靠过来的军阀部队，战斗力很弱，因此无力对武汉组织全面的进攻。同时，蒋介石主要是得到美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与日本帝国主义有矛盾，他不愿与奉张分领天下，更不愿也不敢丢开“北伐”的旗帜，所以在美英支持下，仍与奉系相对立。在北方，张作霖则利用吴佩孚的溃败，于1927年2至3月间，进兵河南，集中兵力于豫南的许昌、郾城、汝南一带，觊觎武汉。在这种情况下，武汉国民政府面临着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的严重危机。在军事上，如何克服四面被围困的处境，是东征讨伐蒋介石呢，还是北伐进攻河南的奉军？这是武汉国民政府必须作出的新的战略决策。
武汉国民政府在讨论如何从军事上打破被围困的局势时，曾经有几种不同意见，主要有两种：一是主张东征讨蒋；一是主张北伐攻奉。主张东征的以唐生智、张发奎等为代表，其理由是：蒋介石叛变革命，并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已成为南方反革命的中心，如果不进行讨伐，让其坐大，则党纪不申，内战亦随在后，应乘其基础尚未巩固之时，迅袭南京，则长江下游问题易于解决①。主张北伐的以汪精卫、鲍罗廷等为代表，其理由是：蒋介石也在喊“北伐”,他的欺骗宣传在群众中还有一定影响，而且得到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的支持，因此，东征未必能胜利。如果武汉大军东下，张作霖的奉军可能直下武胜关而攻打武汉，武汉则会立即陷于腹背受敌的危境。东下会与帝国主义过早发生冲突，而这时蒋介石还无力西犯，武汉大军北伐可无后顾之忧。更主要的是北伐可以与冯玉祥的国民军从陕西出兵在河南会师，因为当时冯玉祥不仅反对奉张，而且表示忠诚拥护武汉国民政府，并斥责蒋介石为军阀，他们“把最后的希望押在冯玉祥身上”②。4月初，武汉中央政治分会曾决定对于蒋介石控制的宁沪采取坚决的政策，派第四军东下。但是4月10日汪精卫从上海参加反共会议回到武汉后，却主张暂缓东征之师。他为了争夺对国民党的控制权，提出了“革命的到左边来，不革命的滚开去”的口号，以谋求与蒋介石妥协。当南京方面李宗仁派参谋长王应榆到武汉，提出“分道北伐，会师北京”,先将北方之敌击溃后再说的主张，很快就获到了汪精卫等人的同意③。
关于北伐河南的问题，当时新到武汉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易与鲍罗廷的意见不同，并引起激烈的争论。鲍罗廷原先是主张东征的，他认为蒋介石是第二个陈炯明，应乘其立足未稳，迅速除去这个心腹之患，武汉才能站住脚。但是“四一二”后，他又主张无条件实行第二期北伐，土地革命待打到北京后再实行。罗易则反对这一主张，他认为现在革命应当深入，应立即实行土地革命，巩固既得之革命根据地。他还说他在原则上并不反对北伐，但立即向北出征，并把北伐计划建立在与冯玉祥、阎锡山的会师上，则充满着极大的危险。这两种意见叫做“深入”与“广出”之争。“罗易主张先深入然后广出，老鲍主张先广出然后深入”④。当时，中共中央负责人在讨论军事上的战略决策时，意见也很不一致。谭平山、张国焘主张南伐广东。他们认为这样可以取得海港，打通国际联系，既有利于解决财政经济危机，又能在军事上摆脱被围困的境地，而且南伐士兵积极性高，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群众基础好，易于取胜。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等主张“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他们在给中共中央的意见书中，分析了当时国内政治军事形势，提出了促使武汉国民政府“下决心讨伐，迅速出师，直指南京”的行动计划。他们认为，只有迅速出师讨蒋，采取坚定态度，克服彼进我退的缓和妥协，才能阻止时局继续逆转，否则局势会发展得更加不可收拾。意见书分析了军事态势，认为只要二、六军从侧面攻击芜湖，则南京必然震动，南京一失，苏沪可不战自定，蒋介石是完全可以战败的。这是一种大胆而切中要害的构想。瞿秋白也同意先打南京，但主张占领南京后就沿津浦、陇海路北伐，避免在上海决战。陈独秀、彭述之、张太雷则完全赞同鲍罗廷的意见。蔡和森的意见是有条件的北伐，主张把深入和广出结合起来。由于中共中央多数人的意见不同意东下，出兵河南继续北伐的主张便占了上风。而且鲍罗廷实际上已经将第二期北伐的决策在国民党中央通过了。
由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赞同，鲍罗廷和国共两党主要负责人的同意，从4月16日起，经国共两党联席会议谈话会几次商量，4月18日，决定举行第二次北伐。
在武汉国民政府继续北伐时，其主要敌人是奉系军阀张作霖，他盘踞在东北三省、热河、察哈尔、河北、山东及河南、安徽、江苏北部，拥兵三十五万，有大炮450门，飞机60架。由于受到蒋介石反革命政变的影响，他决计进攻武汉，消灭革命势力的中心。自从吴佩孚在武胜关溃败后，张作霖便以助吴反攻为名进兵河南，相继占领了郑州、开封等战略要地。1927年4月，张学良率奉军精锐六七万人，自郑州沿京汉路向南进攻，其左翼由开封攻取上蔡，继续南侵，右翼勾结吴佩孚残部进窥鄂北，以牵制武汉北伐军的后方。吴佩孚还与四川军阀杨森相勾结，拟从湖北北部和西部分路进窥武汉。因此，战云密布，局势异常紧张。
武汉国民政府的北伐计划，分为两期进行。第一期是在冯玉祥国民军从西向东进攻时，武汉北伐军由南向北进攻，以会师于京汉路和陇海路。第二期计划在会师后，以阎锡山可能支援，由冯玉祥率部推向北京，而武汉的北伐军则撤回去东征和南伐，以巩固武汉的基础。为了实行北伐的第一期计划，武汉国民政府的军事部署是：以唐生智和张发奎部为北伐军之主力，由唐生智任第一集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统率三个纵队，即第一纵队司令官张发奎，指挥由他任军长的第四军、第十一军及贺龙之独立第十五师，任右翼；第二纵队司令官刘兴，指挥由原第八军扩编成的第三十五、三十六两军及第八军的一部，任中路；第三纵队为新收编的杂牌部队，他们多是吴佩孚部队中的反奉派，战斗力较差，任左翼。
1927年4月19日，武汉国民政府在武昌东湖举行第二期北伐誓师大会。经过紧张的动员和组织工作，到4月底，各军完成了在信阳和驻马店附近的集结。4月28日和29日，张发奎、唐生智也分别离开武汉，北上督师⑤。与此同时，冯玉祥也宣誓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将西北所有的军队重新编为六路，冯玉祥自领中央一路军，刘镇华领东路军，岳维峻领南路军，宋哲元领北路军，孙连仲领右路军，徐永昌领左路军⑥。由西向东开拔，准备与第四方面军会师中原。
武汉国民政府在部署北伐河南时，对于武汉地区的防守也作了部署，当时后方留守的部队有：张发奎部的第十一军的叶挺第二十四师(由二十四师之七十二团和二十五师之七十五团组成)和李品仙的第八军的一部分卫戍武汉，李品仙负责汉口卫戍事宜，叶挺兼管武昌卫戍事宜。朱培德所部第三、九两军留守江西，对南京、安徽方面警戒。第三十五军何健之一部分、第二军鲁涤平之一部分及第十四军陈嘉佑全部留守湖南，对广东方面警戒。独立第十四师夏斗寅部留守宜昌，对四川方面警戒。
1927年4月底，武汉北伐军由驻马店附近分三路北上，以迎击南犯之敌。右路军经汝南、上蔡，进攻开封。中路沿京汉路北进。左路沿京汉路两侧地区北进。当时北伐军在数量上和装备上比奉军弱，但在士气和战斗力方面则大大超过奉军。北伐军于5月13日下总攻击令，与敌军展开激战，逐鹿中原。其主要战役有西平、上蔡、临颍三大战役。
围攻西平。5月上旬，北伐军中路军第三十六军刘兴所部由广平进至驻马店集中，原拟会合反正之靳云鄂部，一鼓击破漯河、郾城之敌北上。但敌方早有准备，奉军一方面勾结豫南反动分子，利用土匪，假冒红枪会，在东双河、柳林一带破坏交通，掠取给养，扰乱后方，迟滞北伐军前进；一面自郾城南下，直扑西平、遂平，并将靳云鄂部包围在驻马店以北地区。中路军接到总攻击令后，立即对敌施行反包围，与敌之铁甲车、骑兵展开激战，14日占领焦庄，肃清西平附近沿铁路之敌。15日经过反复争夺，占领了西平车站。奉军遭到内外夹攻，损失惨重，不得已退守漯河北岸，一部退入西平城，沿黑尼河凭险顽抗。16日，被迫退入西平城之敌以巨炮和铁甲车向北伐军轰击，第一师伤亡甚多，敌又增援两个步兵旅、一个骑兵团，企图解西平之围。北伐军冒着枪林弹雨，勇猛冲锋，终于17日占领西平。21日攻克漯河，随后分兵三路围攻郾城，敌败走临颍。西平之战，歼敌七个团以上，为继续北伐开辟了道路。
激战上蔡。当奉军在驻马店以北地区撤退时，其第一线兵力仍以一部坚守漯河北岸，并派骑兵自西平由左翼向南运动，企图策动反正之田维勤部在驻马店至确山之间截断北伐军之后路。这时北伐军右路军也奉命侧攻西平、郾城。于是双方便于5月中旬在上蔡展开激战，北伐军参战的有第四军之第十二师、第二十五师之七十三、七十四团，第十一军之第十师、第二十四师之七十团、七十一团和第二十六师。奉军参战的有第十一军之步兵第六、第十二、第四十六三个精锐旅，骑兵一个团和炮兵一个团。由于汝南所驻之田维勤部叛变，使第二十六师不得不负责警戒任务⑦。当时贺龙的独立第十五师还在信阳和确山间行进，形势对北伐军颇为不利。北伐军接到总攻击令后，即令第二十五师和第十二师向黄埠、上蔡方向前进，第十师则向蔡屯前进。14日正午第二十五师骑兵团在蔡部口东北一带地区与敌人激战到黄昏，敌退至上蔡城及城郊。15日上蔡之敌反扑被击退后，双方又在蔡部口、十里铺、东西拱桥、水寨激战多次，敌人不断增援，炮火异常猛烈，北伐军将士奋勇力战，以六个团的兵力，击破奉军最精锐(自称铁军)的第十一军。第四军中的许多共产党员在这次战斗中英勇牺牲了。5月21日，北伐军全力攻击，大破奉军于上蔡、周家口间地区，迫使上蔡守军敌第十一军副军长兼第十二旅旅长富汉英投降，兵不血刃占领上蔡城。随后北伐军又兵分三路前进：一路会同靳云鄂部向开封前进；一路经西平攻击许昌；一路直趋临颍。此役的胜利，为继续北伐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决战临颍。临颍为许昌之屏障，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奉军自失去漯河天险以后，即调动大批部队，准备固守临颍。张学良还亲赴前线督师，并撤换了军长赵恩臻，枪毙了一名旅长，三名团长，企图振奋其溃败的军队之士气。奉军司令部还急由郑州、开封将四个步兵旅、一个骑兵旅、一个炮兵旅以及所有坦克车、轻重迫击炮都调集到临颍，会合郾城溃败的第十七军和吴佩孚所属之联奉派残部，共计六七万人，于十里头、王庄一线，设置工事，企图一举击破北伐军之正面，挽回其颓势，而后由漯河、郾城长驱直下，占领驻马店，下信阳，出武胜关，直迫武汉。这是武汉国民政府北伐河南所遭到的一次最激烈的决死战。
北伐军中路军在攻占郾城以后，即令第三十六军的第一、三两师及铁甲车沿京汉路乘胜追击。27日晚，部队进逼临颍，并发起攻击。敌乘北伐军左右两路军尚未到达之际，竭尽全力向北伐军正面猛烈反扑，战斗异常激烈。这时，由于第二师赶到，由元庄开始攻击敌之侧背，才减轻了正面受敌的压力。原拟由逍遥镇直捣开封的右路军也被调来增援，26日下午到达临颍，即与敌展开激战。同时，第四军、第十一军和贺龙的独立第十五师也陆续赶到，加以冯玉祥的国民军已攻克洛阳，敌军心动摇，北伐军终于28日把敌军主力全部击溃，并占领了临颍。是役，敌伤亡逾万，被俘千余。北伐军也付出重大代价。著名共产党员蒋先云，就是在这次战役中英勇牺牲的。在临颍决战中，蒋先云率七十七团在十里头担任正面攻击。敌趁北伐军左右翼未进入阵地，集中兵力向正面反扑，七十七团能否坚持住，关系甚大。蒋先云身先士卒，跃马在前，向敌攻击。5月27日，中午，他腿部受伤，仍“不之顾，指挥如故”。下午4时，他又挂花，且战马战死，团副劝他下火线，他又不肯，继续指挥作战。晚上9时许，他第三次受伤，胸口流血不止，伤势很重，“扑地不起，犹呼杀喊进者耳”⑧。当抬到后方医院时，已不幸牺牲，年仅二十五岁。在他的指挥和革命精神的感召下，七十七团全团官兵打得非常英勇顽强，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终于坚守了阵地，等到援军，为整个战役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向导》周报在《悼蒋先云同志》一文中指出：“他的死不但足以表示无产阶级之战士能勇敢忠诚的为革命牺牲，而且使一般革命党人都应以他为模范。”⑨
奉军在临颍战败后，被迫向许昌退却，为了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北伐军正面组成挺进队，以铁甲军为掩护，沿京汉路向前急进。武汉国民政府还组织北伐飞机队飞往前线侦察轰炸。5月29日，右路军张发奎部占领许昌。两路纵队联合北进，30日占领新郑。这时，冯玉祥率部也于27日攻克洛阳后分兵两路东进，逼进郑州。这时奉军侧面受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的威胁，后路又受到红枪会的困扰，正面又被北伐军击溃，加上阎锡山的态度改变，威胁奉军后方，处境非常险恶，张作霖被迫放弃郑州、开封、徐州，退守山东、河北。张作霖又急调关外军队至京汉路掩护退却，并企图巩固北京。6月1日，北伐军第二纵队第三十六军与冯玉祥的第五路军石友三部在郑州会师。北伐军右路军也于2日收复开封。至此，武汉国民政府第二次北伐第一期计划基本实现。
在武汉国民政府北伐讨奉的同时，南京方面为了夺取主要交通线，占领津浦路和陇海路交叉点徐州，从而稳定黄河、长江之间一带的局势，也分三路渡江，击败直鲁军和孙传芳的部队，于6月2日占领徐州⑩。
武汉北伐军攻克郑州、开封等地是第二次北伐的重大胜利，但是由于夏斗寅、许克祥相继叛变，使武汉国民政府内部危机更加严重。6月10日，冯玉祥与汪精卫等举行郑州会议，决定北上的武汉的国民革命军全部回师武汉，河南军事完全交冯玉祥整理，令唐生智“班师回鄂，拱卫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