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舞现雏戏

中国民间音乐的历史长河，经过漫长的集汇和衍展，不仅从民族的交融、地域的拓展中得到极大的扩展，而且还从自身内部的蓄积和蕴藏中滋生展衍出丰富多样的艺术样式。随着历史新时期的到来，它涌动奔淌着的潮水，将新的艺术品种不断推向社会音乐生活的堤岸。隋、唐、五代颇为流行的歌舞戏、参军戏等便是在民间音乐深厚基础上的发展。
歌舞戏，一种有故事情节、角色和化装表演，有歌舞兼或有伴唱、乐器伴奏的雏型戏曲。产生在南北朝末，最初搬演于民间。歌舞戏内容上多与社会现实相关，往往就是社会现实的戏剧化。像歌舞戏《踏谣娘》,原出于北齐民间的故事，后经“时人弄之”所成。歌舞戏流传民间的时间长、地域广。流传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变体。从北齐至唐代，《踏谣娘》或有《谈容娘》、《苏中郎》之名，或另增角色“典库”等等。歌舞戏的演出场所与散乐相一致，“广场角抵，长袖从风，聚而欢之，寖以成俗”(《唐会要》34),多在露天广场中进行。唐诗人常非月《咏谈容娘》诗曰：“马围行处匝，人压看场圆。”唐时散乐、歌舞戏的表演场地有称“歌场”或“戏场”。敦煌曲《皇帝感》辞第一首曰：“新歌旧曲遍州乡，未闻典籍入歌场。”据段安节《乐府杂录》鼓架部载，《苏中郎》的表演也入歌场，“每有歌场，辄入独舞”。“戏场”往往设于人群易集中之地，以及寺院所在地。唐李绰《尚书故实》载：“京国顷，岁街陌中，有聚观戏场者。”《集异记》也载：“寺前素为郡之戏场，每日中，聚观之徒，通计不下三万人。”又曰：“寺前负贩戏弄，观看人数万众。”(《太平广记》394条徐智通条引)
唐代歌舞戏的代表性剧目有《大面》、《钵头》和《踏谣娘》等。这些剧目经过不断发展，已经初具戏曲的核心要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简明的故事情节。歌舞戏《大面》,又名《代面》或《兰陵王入阵曲》,其内容是关于北齐兰陵王高长恭的故事。崔令钦《教坊记》载，“兰陵王长恭，性胆勇而貌若妇人，自嫌不足以威敌，乃刻假面，临阵著之。”歌舞戏《钵头》,或称《拨头》,故事出自西域，杜佑《通典》、段安节《乐府杂录》都有记载。近人王国维认为《拨头》出自西域拨豆国，北齐传入中原。故事情节大致是，西域有一胡人，其父被恶虎所伤害，儿子万分悲痛，于是上山收寻父尸和恶虎，最终杀死老虎，替父报了仇。另一出影响较大的戏是《踏谣娘》。其故事情节《教坊记》、《通典》、《旧唐书》中都有记载。如《教坊记》所说：“《踏谣娘》,北齐有人姓苏，䶌鼻，实不仕，而自号郎中，嗜饮酗酒，每醉辄殴其妻，妻衔悲，诉于邻里。”
其二，简单的人物角色。例如《大面》主要人物即兰陵王高长恭。《钵头》一戏中，既有胡人之子的角色，“格兽复仇”情节中，似亦应有人虎搏斗的表演。《踏谣娘》中则分男女两角，并贯穿全剧。
其三，适应剧情的化装和表演。《大面》中兰陵王“衣紫、腰金、执鞭”(《乐府杂录》),戴面具而舞。《钵头》中胡人“披发，素衣，面作啼，盖遭丧之状也”(同上)。《踏谣娘》一戏，先是女角登场，“丈夫著妇人衣(男饰女),徐步入场”;其后男角入场，“及其夫至，则作殴斗之状”(《教坊记》)。《乐府杂录》对又一体的《苏中郎》的记载是：“戏者著绯，戴帽；面正赤，盖状其醉也。”
其四，歌舞、伴唱和乐队伴奏的多种因素。《大面》中仍保留了明显的舞蹈成分。《旧唐书·音乐志》云：北齐兰陵王“尝击周师金墉城下，勇冠三军，齐人壮之，为此舞以效其指挥击刺之容，谓之《兰陵王入阵曲》”。《钵头》的故事情节也包括“为此舞以象之”(《通典》)的部分。《踏谣娘》中歌唱，表演和伴唱则融会一体，据《教坊记》载，表演者“行歌，每一叠，旁人齐声和之云：‘踏谣和来，踏谣娘苦和来！’以其且步且歌，故谓之‘踏谣’;以其称冤，故言苦”。唐诗人常非月对该戏的表演，曾作过生动的描绘：“举手整花钿，翻身舞锦筵”;“歌要齐声和，情教细语传，不知心大小，容得许多怜”(《咏谈容娘》)。
参军戏，又称弄参军，是唐代另一种戏曲形式。参军作为戏中一角色及戏曲名称与参军这一官职有关。参军戏内容多以讽刺或滑稽调笑为主，角色有两个，参军和苍鹘，一主一辅。唐李商隐《骄儿》诗曰：“忽复学参军，按声唤苍鹘。”随着参军戏的广为流传，精彩的演出也时有可见。例如咸通中优人李可及表演参军戏，他“乃儒服险巾，褒衣博带，摄齐以升讲座，自称《三教论衡》”。该戏内容取材于当时盛行的儒、释、道三教各自的说教活动。李可及扮巨座大儒，为参军。隅座后生为苍鹘。后生问，大儒答。对此唐高彦休《唐阙史》说：“优人李可及者，独出辈流，虽不能托讽匡正，然智巧敏捷，亦不可多得。”另据唐范摅《云溪友议》载，唐诗人元稹在浙东曾遇到冲州撞府的一个戏优家班，“俳优周季南、季崇及妻刘采春，自淮甸而来，善弄《陆参军》,歌声彻云”。刘采春自然优美的表演，使人断肠的歌唱给元稹留下美好印象。于是他有赠采春诗一首：“新妆巧样画双蛾，幔裹恒州透额罗。正面偷轮光滑笏，缓行轻踏皱纹靴。言词雅措风流足，举止低徊秀媚多。更有恼人肠断处，选词能唱《望夫歌》。”
参军戏中有不少讽刺、揭露官府、官吏加害于民的作品，如《旱税》、《刘辟责买》、《麦秀两歧》等等。《旱税》是由民间优人成辅端根据发生于唐德宗朝的一起天灾人祸而编演的。贞元二十年，关中大旱，粮食歉收。但是官吏李实不恤民命，强迫纳税。村民苦不堪言，被迫“撤屋瓦木，卖青苗，以供赋敛”。戏中几十首歌曲都是对李实残酷及其暴政的揭露。其中一首是：“秦地城池二百年，何期如此贱田园。一顷麦苗五硕米，三间堂屋二千钱。”(《旧唐书·李实传》)就是这位为民申舒冤愤的艺人成辅端，反遭诽谤罪，为此而被害捐躯。其他像《刘辟责买》、《麦秀两歧》等等都表现类似的主题。
整个唐代，表演戏弄的俳优，人才荟萃，名家辈出。据段安节《乐府杂录》载，玄宗开元中有黄幡绰、张野狐、李仙鹤等，武宗朝有曹叔度、刘泉水等，懿宗咸道以来又有范传康、上官唐卿、吕敬迁等。善“弄假妇人”的优人，自宣宗大中以来还有孙乾、刘璃瓶等，昭宗乾宁时又有郭外春、孙有熊等。“弄《婆罗门》”的，另有康乃、李百魁、石宝山等。优人中出类拔萃者，常入选宫中教坊。《乐府杂录》载：“僖宗幸蜀时，戏中有刘真者，尤能，后乃随驾入京，籍于教坊。”在宫廷中，“倡优之伎”,“居新声散乐”,与寻橦、跳丸、吐火、吞刀、旋盘、筋斗同类，并“以其非正声，置教坊于禁中以处之”(《旧唐书·音乐志》),其表演受到了限制。
总而言之，唐代歌舞戏、参军戏的出现，表明我国戏曲艺术已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尤其是歌舞戏的发展，已经完成了以歌舞表演或角抵表演的形式向戏曲形式的转变。“戏”的内涵也从早期的杂耍或技艺表演向特定的艺术门类过渡。同时，它综合性的特征——融歌舞、化装、角色表演等多种因素为一炉——已显示出我国戏曲艺术早期发展的轨迹和取向，并成为宋元戏曲大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