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并序》原文、赏析和鉴赏

欧阳修

范于吴越，世实陪臣。俶纳山川，及其士民。范始来北，中间几息。公奋自躬，与时偕逢。事有罪功，言有违从。岂公必能，天子用公。其艰其劳，一其初终。夏童跳边，乘吏怠安。帝命公往，问彼骄顽。有不听顺，锄其穴根。公居三年，怯勇隳完。儿怜兽扰，卒俾来臣。夏人在廷，其事方议。帝趣公来，以就予治。公拜稽首，兹惟艰哉。初匪其难，在其终之。群言营营，卒坏于成。匪恶其成，惟公是倾。不倾不危，天子之明。存有显荣，殁有赠谥，藏其子孙，宠及后世。惟百有位，可劝无怠。

《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并序》，是北宋文坛领袖、大散文家欧阳修为悼念已故政治家、军事家范仲淹而精心构制的一篇碑文。全文共分两大部分，即前面的《序》和后面的《铭》。《铭》作为一种颂扬文字，其思想意义不是很大，文章的价值，主要体现在那长达两千余字的《序》里。

这篇《序》，实际上是一部人物传记。全文大致可分为八个段落，各段之间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多角度、多层次地概括了范仲淹一生的志趣、际遇及其事业成就。

从“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起，至“妣谢氏为吴国夫人”止，是文章的第一段。作者起笔，未言其生，先述其死，这就自然而然地渲染了一种悲哀的气氛，寄托了他对逝者的悼念之情。接着又用例叙法，追述了范仲淹的家世，穿插介绍了他的父亲范墉。而后笔锋一转，言归正传，系统地交代了青少年时期的范仲淹贫困好学、立志不凡以及中举、选官以后，皇帝对他家祖宗三代的封赠等一系列事实。短短二百余字，有铺陈、有追叙、有穿插、有顺带，详略得宜，字无虚设，真是非大手笔不能为也！ 其中叙述范文正公青少年时期一节，是本段的中心。从“其起居饮食人民不堪，而公自刻益苦”、“为文章论说，必本于仁义”这些话语里，可以分明地看到了一个胸怀博大、意志坚韧的青年学子的光辉形象。这些，正是范仲淹能够成为一代名贤的思想基础，他步人仕途后能够有所作为、不同凡响，在这里已经植下根因。

第二段正面点明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风亮节，提纲挈领，照应全篇。对于这位时贤，欧阳修是推崇备至的，且看他笔下由衷的赞语：“公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择利害为趋舍。”这绝不是一般空泛的溢美之词，而是范文正公一生实践的真实写照。为了说明这一点，欧阳修在后文提出了一系列无可辩驳的事实——

对待章献皇太后的态度就是一例。据《宋史·后妃传》记载：贞宗皇帝驾崩，遗诏尊皇后刘氏“为皇太后，军国重事，权取处分，于是五日一御承明殿，帝位左，太后位右，垂帘决事。”这可是一位凌驾于皇帝之上的炙手可热的人物，群臣谄媚尚恐来不及，范仲淹却偏偏敢于得罪。冬至这天，为庆贺太后寿诞，群臣大会前殿，皇帝准备亲率百官给太后拜寿。司职官员已经做出了具体安排。范仲淹担心此事“开后世弱人主以强母后之渐”，不识趣地上疏谏上，甚至公开要求还政于天子，不仅扫了太后的兴，而且触动了她心中的忌讳，结果被赶出京师，作了河中府的通判。然而，当太后逝世之后，那些了解“上幼冲即位，章献性严，动以礼法禁约之，未尝假以颜色”(《涑水记闻》卷八)这一内情的人，“多求太后时事，欲深治之”的时候，范仲淹又独以“太后受托先帝，保佑圣躬，始终十年，未见过失”为理由，主张“掩其小故，以全大德”。清初散文家储同人读到这里，情不自禁地赞道：“忤太后于临朝听政之时，而护持于身后攻击之日，此趋舍不避利害之大者。”确实，范仲淹这种不计个人恩怨得失，处处以大局为重的无私无畏的精神，是很值得后人景仰和效法的！

如果说范仲淹扫章献太后之兴时还隐约有一位少年皇帝可作为后台的话，那么在废郭皇后问题上与皇帝的抗颜廷争，则表现了他在是非面前宁置身家性命于不顾，也不肯苟且迎合的原则性与勇气。史载：仁宗郭皇后，天圣二年(1024)立。与皇帝宠幸的另两个妃子尚美人、杨美人有矛盾。一次，尚美人在皇帝面前进谗，恰被郭后听见，一时气忿，上前刮尚的耳光，不料一把误抓在起身遮护尚氏的仁宗皇帝的面颊上。这一下闯了大祸，龙颜大怒，于是下诏废后。家务事本就难断，更何况这是发生在皇帝家里的纠纷呢？范仲淹偏偏要去断，又是上书，又是廷辩，三番五次为郭后鸣不平。结果皇后没救成，自己反被“贬知睦州，又徙苏州”，差一点掉了脑袋。

他在外坐了一年多的冷板凳，召还以后，仍不改其耿直忠荩的秉性，“益论时政阙失”，引起“大臣权幸多忌恶之”。果然，没过多久，这位先生又因不满意某些人奉行的任人唯亲的做法而和当朝宰相吕夷简发生正面冲突，结果是“坐落职知饶州”。

欧阳修在列举上述事实时未加任何个人褒贬，只是将矛盾的过程客观地展现出来，让读者自己去判断是非。其中穿插叙述的范仲淹治理开封时的政绩一节，也只用“公治有声，事日益简”八字轻轻带过。这种让事实说话的表现手法，较之那种公开的评说，高出又何止一筹呢？

四、五两段写范仲淹任职陕西，经略西夏时的功绩。侧重点已由对其人品的称颂过渡到表现他的将略才干与胆识上。

赵元吴原姓拓跋氏，其先人于太平兴国七年 (982) 率族人入朝，太宗皇帝赐姓赵氏。元昊于宋仁宗宝元元年 (1038) 即夏国皇帝位后，国势日盛，经常派兵骚扰宗国边境，对宋王朝构成了很大的威胁。从文中“是时新失大将，延州危”这一节可以看出： 范仲淹经略陕西，乃是受命于危难之时。在叙述范仲淹的功绩之前，作者故意放开一笔，巧妙地拈出范在外交当中“生擅复书夺一官，知耀州”一事，不惟避免了文章的平铺直叙，而且从侧面道出了主人公当断不疑、当仁不让的果敢精神，为后文的进一步描述，伏下了有力的一笔。

“公为将，务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是欧阳修对范仲淹所作的一个客观评价。文章着重介绍了范仲淹到职后采取的两大措施： 一是加强防务，作长远打算，未求获胜，先求不败。如在延州筑青涧城，垦植营田、修复承平和永平两处废寨； 在庆州筑城于大顺和细腰胡芦，占据要津，以防敌变等。二是根据当时边制久废。武备松弛，兵将互不相识的状况，整肃军纪、确定编制、严格训练。此法首先在延州实行，然后推而广之，“诸路皆用以为法”。这两项措施的实行，使得宋军的防卫和进攻能力都大大提高了，从而从根本上扭转了敌强我弱的被动局面。其结果是“公居三岁，士勇边实”，迫使赵元昊不得不“数遣使称臣请和”。

欧阳修是用文学表现手法来为范仲淹作传记的，因此，他笔下的史实，已非简单的事件记录，而是贯注了形象塑造的意图在内。如写范仲淹领军筑大顺城时的严守机密，写他临河拒敌，料敌决胜时的精明机警，写他将自己所得的奖赏全部用皇上的名义分赐诸将的良苦用心，以及会见敌酋时“召之卧内，屏人彻 (彻通撤) 卫，与语不疑”的识见与胆略等，无不绘声绘色，形象毕然。此外，欧阳修在着力描述范文正公威严、果敢的将略才干的同时，并未忽略他宽柔、仁厚的一面，于大事叙毕之后，忽然一逆笔锋，顺势补出了这位伟人治军经武时所施行的两项仁政。其一是革除乡兵黥面的做法，改为刺手作记 (按： 宋夏战争期间，朝廷采用韩琦的建议，抽点边民为乡兵，以补兵力之不足。为加强禁约。所点之兵俱在脸上刺字，边民对此惶惧不已)，安定人心。战争结束以后，只有范仲淹部下的乡兵“独得复为民”。其二是在防务得到加强的基础上，将正规部队适量地移驻内地就食，从而缓减了边民的军食和劳务负担。作者忙中偷闲缀出一笔，看似平常，实则起到了丰满人物形象，使之呈立体感的关键作用。

第六段一开头，便以回环之笔再次提起范、吕矛盾一段公案，照应前文。不同的是，这里已非矛盾的重复，而是接述在新的形势面前，两人矛盾的冰释。“及吕公复相，公亦再起被用，于是二公欢然相约，戮力平贼”，这一交代，不惟进一步展示了范仲淹博大的胸襟，而且顺带为吕夷简做了开脱。真可谓一箭双雕，事半功倍。而后笔法又是一变，转入对范仲淹由枢密副使到入阁拜相以及因改革弊端而得罪权贵，被再度挤出京师，贬放外任等一系列事件的叙述。其中对范仲淹执政期间所奉行的施政方针，论说较为详尽，如“兴学取士，先德行不专文辞”、“革磨勘例迁”、“减任子之数”、“除滥官”、“用农桑考课守宰”等等。这些方针，在当时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可惜因顽固势力的阻挠而未能真正实行到底。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列举上述方针之前，特别讲了皇帝开天章阁，受以纸笔，命范仲淹当面陈疏，而“公惶恐避席，始退而条列时所宜先者十数事上之”一事。这一细节描写决非闲笔，它恰恰说明了范仲淹施政方针的出台，是经过了反复权衡、深思熟虑的。正因为如此，这些方针在范仲淹罢相之后，被有司悉数奏罢，就更加令人感到惋惜和不平。很显然，欧阳修是带着强烈的感情来描绘上述事件的，他的同情、他的愤慨、他的不安，文中虽未明言，但已从字里行间隐隐约约地流露出来了。

第七段写范仲淹的以身殉职，与文章的开头遥相呼应。夏人臣服以后，范仲淹在陕西的使命已经完成，身体也染上了疾病，于是请求改守邓州。三年以后，又求知杭州，再徙青州。这时他的病情越发严重了，再次请求改知颍州，结果被人用单架抬着路经徐州时，便溘然长逝，最终未能到达任所。这一天是皇祐四年(1052)五月二十日。范仲淹卧病之时，皇帝曾“赐药存问”，死后又“辍朝一日”，可见朝廷对于这位贤臣，还是恩宠有加的。但他本人的遗表，却未提任何个人要求，这种和他一生志趣与追求相始相终的无私精神，是多么令人感动，令人敬佩啊！

结尾一段属于叙事之余的补笔，系用抽象表现法全面介绍范仲淹的为人。“终身非宾客，食不重肉”写其简朴；“临财好施”写其仁厚；“退而视其私，妻子仅给衣食”写其清廉；“为政所至，民多立祠画像”写其威望。一笔一事，一事一意，巧妙地将全文作了一个总的收束。最后一句表明作《铭》的主旨：凡墓志上、家谱中、有司的记录里已经写了范公的世次官爵等内容，俱不一一重复，只将其“系天下国家之大者”表述出来。

《铭》文基本上是复述《序》文的内容。所不同者是增加了颂扬皇家恩德的成分。如文中多次出现“天子用公”、“帝命公往”、“帝趣公来”、“天子之明”等一类字眼，这表明作为封建士大夫的欧阳修，尽管才华出众，识见超凡，但在制作《铭》、《志》等模式文章时，仍不能摆脱当时的通例。这种现象，是历史的局限性使然。作为后人，绝不可用当代人论事的标准去苛求前人。何况从艺术的角度看，这《铭》文还是写得相当优雅的。

总之，这是一篇在多如牛毛的碑铭墓志中难得一见的上乘之作。文章大开大合，气势雄浑； 疏密相间、首尾圆合，极尽变化。其叙事言情，时如巨浪排空，奔腾咆哮； 时若幽泉出谷、婉转低回。而对贤哲的推崇之至，对世事的感慨之深，又能使人掩卷之后，仍然回味无穷。“人间不朽是文章”，读完《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并序》，我们要说：文章的不朽，与贤哲的不朽是并行不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