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事研究会的反帝制活动

欧事研究会的反帝制活动，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指导方针也几经变动。因此，其活动的范围、特点、作用在每个阶段中也都不尽相同。
第一阶段(1914年8月—1915年2月)
这个时期欧事研究会在“缓进”方针的指导下，主要从事反袁的宣传活动，同时逐步聚集人力、物力，为将来的发动作准备。活动地点以海外为主，集中在美国、日本和南洋。在国内，则集中在上海。
上海方面的活动由谷钟秀、欧阳振声、杨永泰、徐傅霖、殷汝骊主持。1914年冬，谷钟秀等人在一起分析国情，商讨今后进行的方针和活动计划。
他们讨论了国内政局与各界人士的动向，认为：“全国之中，有政治智识，有政治能力，而又一趋于正轨者，仅此少数之人才，分则势孤，或更生有力之敌。”^[1]因此，目前必须尽量联络各界人士，集中人才，在全国发展、扩大反袁势力。为达此目的，需要积极扩大联络范围，应当“不分党派，即前为敌党，但有可以接近之道，即极力与之接近”^[2],“感情融洽，主张自易一致”。
另外，谷钟秀等人通过对国民心理及舆论界状况的分析，提出国内辛亥、癸丑两次动乱，人人皆喘息不遑，故无论政府如何可恶，激进之主张则不能唤起国人之同情。因此，要促进舆论的转变，当务之急是“鼓吹共和国家组织之原则，共和国民应具之智识”^[3]。人们增强了民主观念，对当局实行专制的所作所为，便可借鉴返观，由此便不难形成健全的舆论。
鉴于以上认识，他们把在上海的活动计划归结为二个重要方面：
一、对于当代有望人物，取广义的联络主义，使人才集中，主张一致；
二、对于现今之政局，取缓和的改进主义，使人心渐入舆论同情^[4]。
谷钟秀、杨永泰等人一面将计划送至东京，与在那里主持工作的李根源等取得联系，求助海外的经费支援，一面按计划在上海开展活动。
为便于与各界人士联络，欧阳振声等曾与北京丁佛言、刘松计划发起一个学会，以聚集当代有望人物。但刚着手进行，丁佛言即被政府派探尾随。这使他们警觉到，突起一学会，会遭到政府怀疑而难以发展，只能以迂回的方法进行联络。他们决定“纳学会于学校之中”,这样事易成而且不至招忌，在学校中还可以培养无数青年，为将来政治上之臂助。于是，他们筹备在上海办一政法专门学校，延聘有名而为当局所不忌之人才，共襄其事。开学后，每个学科都可以发起各自的学会，既能培养学生，又便于联络活动，可谓一举两得。
与此同时，谷钟秀、欧阳振声、彭允彝、殷汝骊设立了明明编译社和泰东书局。泰东书局撰译法政、哲学、文学各种书籍，“欲以牖进社会文明，隐力商贾之间，密图改革”^[5]。泰东书局还作为联络海外同志的机关，被称为“国内民党之重镇”^[6]。谷钟秀等仍觉联络范围狭小，“不足以容纳众流”^[7],便着手合并泰东书局、明明编译社，重组一大图书公司，打算以公司为基础，作为实业上的根据地，与活动的退藏之所，为今后的扩展打下基础。他们自称这种办法是：“似迂缓而实迅速，且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位。”^[8]
谷钟秀等人还敏感地察觉到：“现今民党之新闻，一家无存，然除政府直接收买之报馆听其命令外，余皆时露攻讦之态度，此正舆论变转之机会。”^[9]为此，他们创办了《正谊》杂志，由谷钟秀主笔，其目的在于宣传民主共和思想及共和国家的组织原则。谷钟秀在《发刊词》中激愤地写道：“民国自成立以来，掷数十万之头颅，糜恒河沙之金钱，墟沼无数有名之城镇市埠，所汲汲购得者，迄今不过共和两字之虚名，与五色旗飘扬于空中而已。而环顾吾人民，不殣于水火，即死于刀兵，幸而生存，颠沛流离。”^[10]他明确指出，这是袁氏破坏共和，政治腐败所致。他说：“共和为人民谋幸福云云者，毫不相属，则不得不归究于政治之窳败。”^[11]他提出：“对于政府，希望其开诚心，布公道，刷新政治，纳入共和立宪之轨道；对于人民，希望其发展政治上之智识，并培养道德，渐移易今日之不良社会。”^[12]当时，在袁世凯黑暗的文化专制下，全国报纸、杂志多谄媚袁氏，抨击民党。唯独《正谊》杂志金鸡独鸣，首先打破了舆论界沉闷的气氛，“敷陈正论，为神州放一线光明”^[13]。
在美国，黄兴一行先后到檀香山、旧金山、洛杉矶、芝加哥、纽约等地，每到一处便召集或参加各种集会，发表演说，或撰著文章，进行反袁宣传。
黄兴宣传的主要目的是：“将袁氏罪状节节宣布，使世界各国皆知袁氏当国一日，即乱国一日，欲保东亚之和平，非先去袁氏不可。”^[14]黄兴在多次演讲中，着重揭露了袁氏在国内破坏共和、实行独裁专制的罪恶行径。他说：“我国名为共和，乃袁世凯所行暴政，犹甚于专制君主。”^[15]他列举了袁世凯祸国殃民的五大罪行，“一、弃灭人道；二、违背约法；三、破坏军纪；四、混乱财政；五、扰乱地方”^[16],形象地勾画出袁世凯这个“专制的、狂妄的、叛国的独裁者”的嘴脸。他号召所有海外侨胞“同心合力，拥护共和，将袁氏驱除”^[17],并坚决表示：“我们将奋斗到底，使中国成为一个实至名归的共和国。”^[18]
黄兴的宣传鼓舞了革命党人的斗志，也在美国各界人士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争取了美国人民对中国革命的同情。
在东京，欧事研究会以《甲寅》杂志为喉舌，开展反袁宣传。《甲寅》创办于1914年5月，章士钊主笔。《甲寅》的宣传，最初言词并不激烈，而以生动流畅的文笔，从理论上阐明必须维护民主共和的道理。它在前几期中，发表了《政本》、《国家与责任》、《开明专制》、《中华民国之新体制》、《调和立国论》等文章，指出：“开明专制者，人治政治也”^[19],并深入地剖析了专制对中国社会带来的危害，同时阐明了建立法制的重要性。文章指出：“专制国之法则不然，举所谓法，不越一人之意，即意即法，莫能明之。果兹一人者，亦落形气之中，则意决无衡，而法因靡定。”^[20]与“人治”相反，“今之文明国所有法者，其性公，其质固，审判有定员，解释有定义，所用者法也，而非用法之人。人唯用法而不能自用，故行之而无弊”^[21]。因此，要实现民主共和，就必须否定“人治”思想，建立法制观念。文章在批判“开明专制”论时，虽然过分强调和夸大了资产阶级法制的作用，甚至对以法律限制袁世凯仍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文章对封建的“人治”思想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对提高人们的民主意识，坚定人们实行民主制度的信心，起到了促进作用。文章在否定“人治”的同时，也使更多的人认清了袁世凯托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的本质，这对唤起国民的反袁情绪，扩大讨袁的力量和声势，产生了潜在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在南洋，欧事研究会的活动以筹款为主。1914年冬，李烈钧由巴黎抵南洋。不久，他联合柏文蔚、陈炯明、谭人凤、宋渊源、周震鳞、熊克武、龚振鹏、冷遹、耿毅等人，组织了“中华水利促成社”。其对外宗旨称“拟兴办水利，并计划在南洋设立世界轮船大公司，分劝募股”^[22],还声称要“办邮船，并派学生赴欧美留学，习飞机”^[23]。其实，他们只是用“中华水利促成社”之名，避开居留政府的干涉，而真实目的在于“筹备大款，然后举事”^[24]。该社成立之后，柏文蔚、白楚香、宋渊源等人四处奔走，赴各埠募款。但因南洋华侨中，信仰孙中山者居多，中华水利促成社的筹款活动，成效甚微。柏文蔚等奔走半年，只得“荷兰纸币九万三千余盾，英纸币一万余镑，共合中国钱十二万数千元”^[25]。为改变这种局面，李烈钧、陈炯明商议，改用公司集资办法，给以股票，俟成功付息清偿，由出名人签名负责。
中华水利促成社想尽办法在南洋筹款，必然和中华革命党发生冲突。为此，邓泽如、郑螺生、王慎刚找陈炯明等到槟城，与该埠同志陈新政共同会商。邓泽如劝陈炯明、李烈钧服从孙中山主张，一致革命，以免分歧^[26]。但陈、李却推说：“对先生十分爱戴，断无不从之理，惜乎总章不善，易惹国人反对，未敢妄从。总之，宗旨既同，异途同归，虽未加入本党，系形式上不同，其实精神如一，将来得以倾袁，仍欲辅助先生，施展救民政策。”^[27]李、陈借词推托，拒绝与中华革命党合作。他们单独进行宣传和筹款活动，为了争取款项，有时甚至对中华革命党进行攻击。
革命党内部的分裂，对海外华侨的反袁热情是个打击。有些人认为讨袁事败，现内部又不能统一，有何东山再起的希望，因而灰心丧气，“不愿出钱出力”^[28]。更严重的是，革命党内部矛盾外露，使袁世凯有了可乘之机。袁派人到南洋，混称革命党，四处募捐，“藉敛华侨之金钱，捣毁吾党之信用，挑拨华侨对于吾党之恶感”^[29]。此时，一些投机者也乘势招摇撞骗，私自募捐集资，以为己用。中华革命党的声誉因此受到严重影响，筹款工作阻力重重。中华革命党总部不得不发出通告：“以后凡属筹款各项，须奉有总理及各部长委任证书者，方生效力”^[30],并增派骨干力量到南洋协助筹款，以求改变被动局面。
由上可见，欧事研究会另立“中华水利促成社”在南洋筹款，虽意在积蓄力量，但实际上与中华革命党分庭抗礼，使革命力量相互抵消。特别是当中华革命党提出合作建议时，遭到了陈炯明等人的拒绝，这种不顾大局、不利于团结的做法，客观上起到了加剧内部矛盾的消极作用。
第二阶段(1915年2月—1915年5月)
1915年1月18日，日本当局向袁世凯提出了“二十一条”要求，消息传出，举国惶然。国内外形势的激剧变化，使尖锐的民族矛盾和反对袁世凯专制独裁的斗争交织在一起，形成更为错综复杂的局面。在这种形势下，能否处理好反侵略和反国贼的关系，作出正确的决策，对于资产阶级革命派来说，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欧事研究会以国家将亡，民族受辱，强调一致对外，反对日本侵略。他们改变了以往缓进的讨袁方针，倾注全力于反日救国斗争。1915年2月11日，李根源、程潜、熊克武、陈强等在东京最先联名通电申明：“吾人第一主见，乃先国家而后政治，先政治而后党派，国若不成，政于何有？”^[31]之后，黄兴、钮永建与在南洋的李烈钧、柏文蔚、陈炯明也于2月25日联名通电指出：“一族以内之事，纵为万恶，亦惟族人自董理之。倚赖他族，国必不保。”^[32]他们反对借助外力进行革命，提出暂时停止革命活动，以免妨碍袁政府之对日外交^[33],希望以此为条件，联合袁政府，共同对外。
国难当头，号召人们反对侵略，维护国权，本是革命者义不容辞的职责，何况每当民族矛盾尖锐之际，人们也往往要求调整各种关系，以求共同对敌。欧事研究会从这个愿望出发，号召人们携手共进，抵御外侮，他们反对日本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在外有强邻紧逼、内有国贼当权的复杂形势下，欧事研究会只强调外御侵略，忽视内反国贼，甚至提出停止革命，则是顾此失彼，其客观后果只能是助纣为虐，适得其反。欧事研究会的错误首先在于，混淆了国家和袁氏政府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钮永建在美国发表演讲时说：“本党向以反对恶政府为宗旨，然尤以国家之利益为前提。”因此，“如国家遇危则当先其所急，即暂时中止革命”^[34]。有人更直接地说：“吾党革命本缘内政不良，国若不存，命于何革？”^[35]在他们看来，只有停止反袁，支持袁政府，才能抵制侵略，维护国权。
再则，欧事研究会只看到了“此次外交受侮，举国惊惧，虽由国之积弱，而亦中央失政所招，能发能收，责在当局”^[36],但却对袁世凯为自己黄袍加身，不惜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本质，缺乏深刻认识，因而就不免产生联袁反日的幻想。钮永建于2月28日在纽约第二次救国大会上呼吁：“一、全国人民，不论何党何派，应协力一致为政府之后援，俾政府得以全力为对日之交涉；二、我民党中人，亦勿于此对日期内为掣肘政府之动作，且当善劝国民实行右第一项之义务。”^[37]爱国热情的冲动，使他们不能理智地看到，袁氏独裁政权，就是丧权辱国的根源。与他们的认识相比，孙中山的看法要高明得多。孙中山明确指出：“袁世凯蓄意媚日卖国，非除去之，决不能保卫国权，吾党继续革命，即如清季之以革命止瓜分。”^[38]
值得惋惜的是，欧事研究会并没有接受孙中山的正确主张。他们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愈远，对讨袁救国斗争带来的损失也就愈大。袁世凯利用欧事研究会停止革命的时机，分化瓦解革命队伍。在黄兴等通电发表后，袁党大肆宣扬：“黄兴与柏文蔚一派，因孙文为日作伥，已与孙反对，不日将宣告与孙离脱”^[39],并攻击孙中山等人企图“利用外力，以为第三次革命之举”^[40]。袁世凯乘势宣布“宽赦党人”,加紧劝诱党人停止讨袁。他在给驻日公使陆宗舆的电文中说：“此次政府宽赦党人，务令迅速回国自首，共济时艰，以卫祖国。”^[41]同时又密令各省将军，防范党人以“二十一条”交涉为借口闹事，“应即严督所属各军警严行侦察缉办，以资防范”^[42]。袁世凯对内想方设法打击革命力量，稳住政局；对外则卑躬屈膝，以“二十一条”换取日本对其帝制的支持。事实说明，欧事研究会的行动，不但没起到御侮救亡的作用，反为袁世凯所利用。
第三阶段(1915年5月—1915年12月)
事实比语言有更大的威力。孙中山的劝说没能使欧事研究会改弦更张，而袁世凯卖国的事实，却使他们豁然醒悟。无情的事实毁灭了欧事研究会联袁反日的幻想。他们看到的是，袁世凯不但不拒绝日本的无理要求，而且“忍心迎受，反以见好邻国之意图谋称帝”^[43]。失望之余，主张缓进者于是重树讨袁旗帜，急起直追。
1915年5月9日，黄兴与李烈钧、陈炯明、柏文蔚、钮永建、林虎、熊克武、程潜、李根源等十七人联名通电，斥责袁世凯置国家利益于不顾，接受辱国丧权的“二十一条”。文中指出：“当此举国听命，内讧尽熄之时，政府膺四亿同胞付托之重，一味屈让，罔识其他，条约既成，国命以绝。……今兹结果，实由吾国自始无死拒之心，而当局尤有不能死拒之势。”^[44]电文向全国表明，欧事研究会再次向袁世凯公开宣战。
袁世凯并没有把欧事研究会的通电放在眼里，于同年8月在北京成立筹安会，悍然公开进行帝制。消息传至海外，恰似火上浇油。在南洋的柏文蔚、林虎愤怒地说：“袁氏帝制自为，无论我党，全中国国民均必起而反对。”^[45]李根源参加了在日本神田举行的留学生侨属演说会，认为形势所迫，必须抛弃前日所坚持的观点，“主张非革命不可”^[46]。身居海外的欧事研究会会员，看到袁世凯怙恶不悛，日甚一日，一致表示不能再事优容，必须立即回国，武装讨袁。
李烈钧、陈炯明、柏文蔚、熊克武、龚振鹏、但懋辛、陈泽霈、曹浩森、何子奇、方声涛等人，在槟榔屿开会，商议对策。李烈钧激昂地说：“君等皆系军人，自应速回东方。”^[47]多数人赞同他的意见。经大家最后商议决定：尽快回国，分途筹划举义^[48]。在日本，由李根源、程潜召集欧事研究会成员开会，详细研究了回国的具体步骤。会上有人提议：程潜和李根源是欧事研究会的干事，应首先回国了解情况，考虑下步进行办法。其余的人根据情况的发展和工作需要陆续回国^[49]。与会者都认为这样办比较稳妥，遂决定李根源和程潜先行回国。
1915年11月3日，李根源和程潜由横滨出发，乘船直赴上海。先后抵达上海的还有从美国回来的钮永建，从南洋回来的林虎、章梓、冷遹、陈强、程子楷、耿毅、章士钊。他们又会晤了上海的谷钟秀、杨永泰、欧阳振声、张季鸾等人。欧事研究会分散在海外的各路人马聚集上海，一起分析了当前的局势和事态的发展，共同感到，欧事研究会以往的方针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于是，他们重新制订了下一步的行动方针：
一、全国各界人士，凡秉爱国热忱和救国愿望，挺身而出，反对袁世凯卖国称帝者，我们都愿与之合作，采取一致行动；
二、国内平日与我们不同宗旨的党派，只要真心反对袁世凯卖国称帝，我们也愿与之合作，采取一致行动；
三、反袁斗争主要是武装对抗，但也不排斥其他方法^[50]。
欧事研究会这个新的方针，断然抛弃了“停止革命”的错误政策和“缓进”主张，保留了他们联合各派力量，共同对敌的策略，确定了武装讨袁的正确道路。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欧事研究会成为讨袁斗争中一支不可缺少的生力军，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个时期，欧事研究会的讨袁活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宣传
欧事研究会重举讨袁大旗，他们的宣传活动也更加富有生机和战斗力。在欧事研究会的宣传阵地上，除了《甲寅》、《正谊》杂志以外，又新出了《新中华杂志》。为进一步扩大影响，让宣传更迅速、更直接地在实际斗争中发挥作用，1915年10月5日，谷钟秀、杨永泰、徐傅霖等在上海创办了《中华新报》。该报作为全国讨袁阵营中第一家报纸，很快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如果说欧事研究会前期的宣传，重在阐明民主共和的理论，以启迪民智，那么，这时的文章就恰似一篇篇战斗檄文，以犀利的笔锋，咄咄逼人的气势，揭露袁氏的种种阴谋，号召人们起来斗争。
1.揭露袁氏卖国与帝制的关系。
袁世凯几无保留地接受了“二十一条”,却四处宣扬是“双方交让，东亚幸福”,甚至还开会庆祝所谓的外交胜利。对此，《甲寅》、《中华新报》连续发表了《时局痛言》、《国耻》、《中日交涉谈》、《纪中日交涉》等文章，披露了“二十一条”交涉经过，让世人皆知，此次外交受辱，实由袁氏一手造成。这些文章切中要害地剖析了袁氏急欲称帝的心理，指出：在袁氏看来，“国无大小，皇帝之尊荣则一，故领土固不欲弃，皇帝又所乐为，二者不可得兼，姑舍领土而取皇帝矣”^[51]。这些文章深刻地揭示出袁氏为图谋称帝，不惜出卖国家利益的本来面目。
“二十一条”交涉时，广大民众纷纷捐赠爱国储金，诚心支援政府，抵御外侮。袁世凯却企图将这笔储金变为帝制活动的经费。《中华新报》为此发表社论指出：“本为储金以救国，岂知竟储金以制造皇帝，并间接以此亡国，初心所期，适得其反。”^[52]同时，他们还注意从理论上向国人阐明“爱国不等于爱袁氏政府”的道理，指出：“谓吾有国而不知爱，是谓大瞀；谓吾于恶政府而宜爱，是谓大愚”^[53],并提醒大家，“决不能使此倚国为祟之恶政府，并享吾爱也”^[54]。他们引导人们看清袁政府的本质，把蕴藏在人民中间的爱国主义激情，吸引到反帝制复辟的斗争中来。
2.反对帝制，痛斥筹安会。
欧事研究会宣传内容的核心是“反对帝制，维持共和”^[55]。他们猛烈抨击袁氏政府“大权集于一人，外虽有民主之名，而内实有君主之实”^[56],并向国人呼吁：“共和既立，不得复建君主。”^[57]谁若妄想拨弄专制的死灰，必定为民心所不容。
筹安会成立，袁氏窃国之心大白于天下。谷钟秀、欧阳振声、杨永泰等人立即组织了“共和维持会”,发布“维持共和国体宣言”,最先出来公开驳斥筹安会的谬论。宣言指出杨度鼓吹变更国体，目的是将“国家移诸一姓子孙之手”^[58]。他们发誓说：“某等不忍乱亡惨祸之将至，重念缔造共和之艰难，誓发鸿愿，力予维持。”^[59]
随后，《甲寅》和《中华新报》也连续发表了观点鲜明、言词锐利的文章，猛烈抨击筹安会的种种谬论。文章指出：古德诺在既不了解中国国情，自身理论又陷于混乱的情况下，仓促抛出所谓“君主实较民主为优，而中国则尤不能不用君主国体”的理论，其用心真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甲寅》论坛的文章中，还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中国今日时势不可变共和为君主。须知一变共和为君主，其恶影响所及，足以覆国而痛民。”^[60]《中华新报》也发表社论坚决表示：“对于共和主张到底，宁死勿退，宁辱勿改，今日于共和之下主张之，他日于君主之下亦主张之。”^[61]这些文章不仅从理论上揭示了筹安会妄图复辟帝制的实质，还向国人表明了与筹安会势不两立，坚决反对帝制的决心，给宣传赋予更大的感召力。
3.号召民众加入反袁斗争。
与以往的宣传相比，欧事研究会宣传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既深入而又广泛。他们把宣传触角直接深入到各个阶层，特别是面对广大民众。他们既注意揭穿袁氏的种种阴谋，又重视由此而唤醒国民；既从大义上申明复辟帝制对国家和民族带来的危害，又从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分析帝制发生对他们带来的损失，激励他们去斗争。《中华新报》说：“自运动皇帝之开始，至制造皇帝之始终，统合费用，撙节图之，总额当在万万元以上。人祸天刑，外患内忧，交起并作，民穷财尽，析骸剥肤，试问款从何来？曰地丁钱粮耳，储蓄票、印花税、土膏捐耳，及傥来之救国储金耳。吸吾民之膏血，以为帝制之供张，剥吾民之资财，以发扬一姓之私业。”^[62]他们还在醒目的位置，破例登载了一则小百姓的怨言：“新皇帝登基，一切铺张扬厉之费，一般百姓莫不蹙额相告，种种需费，又将在吾民头上打主意矣。”^[63]宣传直接反映了民众的呼声，自然就容易引起民众的共鸣。
欧事研究会的主要宣传阵地《中华新报》,不仅时常发表社论，对一些重大问题阐明自己的观点，还开辟专栏，报道全国各地反帝制斗争的最新消息，刊登短小精悍的时评，痛快淋漓地道出“国民心中所欲言而不敢言者，对于袁逆之举，无不直揭其隐”。因此，报纸一出，风行中外，“不一二月，销数达至万余份”^[64]。有人曾评价说：“推倒满清，得力于《民立报》;摧灭洪宪，得力于《中华新报》。”^[65]
二、联络各派力量共同讨袁
当时，最大的几支反袁力量，中华革命党、欧事研究会、进步党以及倾向讨袁的西南地方实力派，都是各自独立活动。全国讨袁斗争形势的发展，日益迫切地需要联合一切反袁力量共同对敌。欧事研究会洞悉到斗争进程中出现的转机，主动地担负起了联络各派力量的使命。
与其他各派相比，欧事研究会更多地具备了完成这一使命的有利条件：一、欧事研究会在指导思想上，十分重视联合各派共同讨袁。黄兴一再强调：“不论各党派政见如何不同，不论他们以前与国民党有何种嫌怨，只要他们现在反对帝制，肯出力打倒袁世凯的，都要与他们合作。”^[66]二、欧事研究会的活动和宣传，在全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各党派中已具有一定的威信和号召力。三、欧事研究会有别于政党的组织形式，有利于他们的活动；其组织中包容了各派人士，也为他们四方联络提供了方便条件。另外，欧事研究会和讨袁的其他三大派别——中华革命党、进步党、西南地方实力派，都有十分密切的联系。这些有利条件，使它在联合各派结成讨袁联合战线的过程中，起到了其他各派所难以起到的作用。
欧事研究会和中华革命党是在思想认识趋于一致的基础上，重新携手合作的。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后，黄兴深感形势危急，一改缓进观点，主张立即发动革命。他让其子黄一欧马上赴日，带给孙中山一信说，袁世凯必将称帝，三次革命的发难时机已届成熟，如有所命，极愿效力^[67],表示了与孙中山重新合作的愿望。孙中山也强调，应利用当前的大好时机，联合一致，共同讨袁，希望黄兴早日去日本，共商讨袁大计。
欧事研究会的其他成员，也日感与中华革命党重新联合，共谋三次革命的必要。他们说：“当兹国势危殆，吾党仍分缓急两派，各自为谋，实于国家大大不利，宜设法早日团结一致，共谋国事，庶不致被内奸外患所乘。”^[68]于是，钮永建等人一起商议，委托冯自由赴日本向孙中山表明联合对敌的想法。1915年7月，冯自由赴东京面谒孙中山，详述了希望实现各派大团结以推翻袁世凯的愿望。孙中山对他们的这一表示深为嘉许，愉快地和他们一起商讨了合作的办法。
聚集在南洋的欧事研究会成员，也希望尽早和中华革命党建立合作关系。他们派章士钊、周孝怀到日本见孙中山，表示愿捐弃前嫌，共图进行。孙中山接受了他们的意见，并在灵南坂寓所宴请章、周二人，冯自由、胡汉民、戴季陶、居正、廖仲恺、谢持、邓铿等人在宴会上作陪，席间欢谈甚洽。
在湖南，程潜联络中华革命党杨王鹏、廖湘芸，“以大敌当前，正义所在”,表示应联合对敌，杨、廖欣然同意。他们一起商量了在湖南的进行方法，决意从湘西宝庆边远地区着手，组织队伍作为根据，等云贵军队出兵湘西，一同奋斗，以图恢复湘南。程潜答应帮助杨、廖解决在上海的活动费用及回湘的旅费。不久，程潜便集资一千多元给杨王鹏等作活动经费^[69]。
在筹款问题上，双方也开始互通声息，合作进行。黄兴在美国积极筹备讨袁经费，要华侨把捐款“随集随汇”回国，或直接寄给孙中山支配。张继、李根源欲向上海外商借款二百万元，以作西南起义之用。外商所敬仰者唯黄兴，声明非黄兴签字不可。张继电告黄兴后，黄兴立即致电孙中山商议办法。孙中山亦觉此事应加紧办理，乃电托张孝准代表签名，随后又电促李烈钧、柏文蔚在南洋筹饷，以资接济^[70]。中华革命党和欧事研究会在各方面的合作，结束了革命党内分裂的局面，增强了讨袁的力量。
与此同时，进步党也完成了由拥袁到反袁的转变，从而使欧事研究会和进步党的联合成为可能。袁世凯公开进行帝制后，进步党既痛恨袁氏之所为，又忏悔前日之谬误。为此，1915年11月7日孙洪伊等发表了《进步党反对帝制之通电》,愤然指出：“帝制发生，人心愤恨，若不即此终止，灭亡之祸，无可幸逃。”^[71]第二天，他们又立即通电各省分支部，表示“当此存亡危急，一发千钧之际，吾党力障狂澜，义无旁贷，请诸公及时奋起，共谋补救”^[72]。对于进步党的转变，欧事研究会予以充分的肯定和热情的支持。他们发表了《对于进步党通电感言》,赞扬进步党在关键时刻作出的利国为民的义举。文章指出，进步党“挟全党之势，大张反对，则影响所及，必能昌明吾国人真正之民意，不使彼野心者之妄假民意，以欺天下。一方面可使倡帝制者，不得援君宪以欺国人”^[73]。欧事研究会和进步党以相互支持的形式，迈出了合作讨袁的第一步。1915年12月18日，梁启超自天津抵沪，以便和上海的欧事研究会成员取得联系，“思与提携进行”^[74]。欧事研究会当即表示，对志在讨袁者都推诚结纳，不存党见。双方开始共谋讨袁良策。为解决筹款购置武器及对日外交等事，李根源、杨永泰、程潜、林虎等六人联名致函梁启超，说明岑春煊须赴日活动外援，希梁协助进行^[75]。梁启超本主张岑赴滇，以壮军威，但他还是接受了李根源等人的意见，帮助岑赴日活动筹款。欧事研究会与进步党的合作，在护国战争高潮阶段，就更加密切了。事后，梁启超总结说：“两派合作，是当时成功主因。”^[76]这是很有道理的。
武装讨袁，必须以军事实力为基础。西南地方实力派拥有兵权，可以说是举足轻重的势力，所以欧事研究会十分重视联合他们的力量。
曾经效忠袁世凯的广西都督陆荣廷，因袁在洪宪封爵时，将其爵位置于龙济光之下而大为不满。欧事研究会认为，这是促陆反袁的大好时机。遂决定钮永建、林虎两人冒险潜入南宁，联络陆荣廷起兵讨袁。1915年12月，钮永建和林虎分两路入桂。钮永建由香港搭轮直到梧州转南宁，林虎从安南由海路绕道越南，经镇南关到南宁。钮永建到南宁后，即与护理陆荣廷职务的第一师长陈炳焜密谈。陈代表陆荣廷向钮表示接受“海外同志对桂今日的要求”^[77],所虑者“龙济光冥顽，非以兵力平之不可”^[78]。林虎抵南宁，即致书陆、陈。陆派其亲信马济会见林虎，向林表示：所有海外同志要求广西应负的责任，绝对尽力做到^[79],只是目前因袁氏在粤拨给桂省的军费一百万元、步枪五千枝，须下个月始能领到，为缜密计，拟请钮、林两人先回港，尽管进行其他工作^[80]。陆并派曾其衡、雷殷随同到港，以便于相互之间的通讯联络。随后，陆荣廷还下令“悬五万金购拿李根源、钮永建、林虎”^[81],以遮掩袁氏耳目。
黄兴在美国亦感到促陆倒袁事关大局。他于1915年12月22日致函陆荣廷，促其兴师讨贼。信中说：“今袁逆谋叛民国，公然帝制，不忠不信，不仁不义，人民痛恨，外邦非议，内援外助，俱已断绝，此其自亡之日也。弟知足下素富爱国之热忱，且智勇冠绝一时，临兹事变，必有宏谋伟略百倍于弟之所期。……望足下节丧明之痛，兴讨贼之师，发扬奋迅，激励国民之气，勿使时机坐失，贼势日张，则国家之福，亦足下之所赐也。”^[82]在陆荣廷和袁世凯矛盾加剧时，钮永建、林虎冒险入南宁与黄兴致书劝说，对坚定陆荣廷讨袁的决心，是起了作用的。
除上述几支主要的讨袁力量外，凡倾向于反袁的党派、团体与个人，欧事研究会也都尽可能与他们联合。李根源、程潜、钮永建等人到上海后，主动找唐绍仪、王宠惠、温宗尧等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并邀他们在杨永泰住宅共商讨袁之策。康有为、郑孝胥、沈曾植、瞿鸿禨等人“骂袁最痛切”,与欧事研究会在倒袁这一点上具有某种一致性。李根源等人特登门相访，但在谈到联合问题时，康有为却提出：“是否请宣统皇帝出来？”^[83]李根源策略地回答：“倒袁为一事，复辟又为一事，余革命党人，复辟未敢苟同。”^[84]尽管在政见上相差如此悬殊，但欧事研究会仍表示愿与他们在反袁的共同点上联合起来。康有为等人对此也表赞同，他们说：“君等戮力倒袁，后事再说。”^[85]
为联合张謇、赵凤昌、汤寿潜、伍廷芳、唐绍仪、庄蕴宽等有声望、有影响的人物共同讨袁，黄兴于1915年12月21日特意致函给他们说：“今兹共和废绝，国脉将危，泣血椎心，哀何能已！先生等负国人之重望，往时缔造共和，殚尽心力，中复维持国体，委曲求全。今岂能掉心任运，坐视而不一顾乎？……贤者不出，大难终不可平，国之存亡，系于今日。”^[86]
由上可见，在反袁斗争进入高潮之时，欧事研究会奔走于各派之间，呼吁所有反袁力量通力合作，共讨国贼。中华革命党、进步党、西南地方实力派以及各种反袁政治力量，正是以欧事研究会为纽带，实现了直接或间接的联合。
三、策动武装讨袁
在国内发动武力讨袁，是欧事研究会的中心任务。他们反复商议了各省的武装策动计划，并决定相应的部署：由耿毅担任北方同志的联络工作；熊克武回四川，组织地方讨袁军；柏文蔚、钮永建、冷遹策划苏皖浙地方军队的发动；林虎担任广西的联络^[87],程子楷、杨永泰也负责广西之事^[88];李烈钧担任筹划粤赣军事；程潜和张孝准布置两湖军事及湘省义军的发动；谷钟秀、欧阳振声等人任长江之事。他们相约，组织发动起来的力量有大有小，但是每个同志都必须努力去完成自己分担的任务，在讨袁斗争中尽量发挥作用。
为确定发动武装讨袁的突破口，欧事研究会的主要负责人在一起深入地分析了国内形势，认为西南五省的袁氏力量相对薄弱，其中尤以云南起事的条件最为成熟。其原因是：一、云南地处偏僻险阻的边区，在军事上扼险要优胜之势，且四川地方军队既杂又乱，陈宧一时统一不起来，可以作为云南的有力屏障。二、云南两师陆军的素质，大大超过北洋军队，所有中下级军官都是讲武堂的学生，学术优良，思想纯正，并曾受到李烈钧、李根源等教官的影响。三、云南陆军所使用的军械精良，超过南方各省的军队。四、云南当时几个主要当权人物如唐继尧、罗佩金等，原来都是同盟会员或有革命倾向的人^[89]。因此，他们决定以云南作为起事反袁的基地。
李烈钧曾任云南讲武堂教官，在滇中不乏故旧，和唐继尧也颇有交情。他曾多次与柏文蔚秘商回滇策动举义之事，认为利用和唐继尧的关系，在云南活动十分有利。1915年10月，李烈钧托人送给唐继尧一幅刺绣，上面绣有“西南保障”、“国家柱石”等字样，以试探唐的态度^[90]。当李烈钧得知唐继尧对赠品甚为满意，对本党主张不表反对，即与唐“密函往来相通候”^[91],商讨回滇起事。与此同时，李烈钧等人共同筹划了回滇的具体步骤。由于方声涛和云南的中级军官谊属师生，进行工作诸多方便，决定方声涛先赴昆明探明情况，进行一些联络策动工作；如进行得顺利，其他人就立即动身回国，共策进行。
10月，方声涛率学生邹以庄、周汝康二人抵昆明，密隐于骑兵教官黄毓成家^[92]。他们利用和云南军人的密切关系，进行策动工作。当方声涛等了解到云南军界人士也反袁甚烈，大为高兴，立即报告李烈钧说：云南的两师陆军团、营级的主要骨干，如邓泰中、杨蓁、刘云峰、华封歌、董鸿勋、黄永社、赵钟奇等四十余人，都极端反袁，久已跃跃欲试^[93]。李烈钧得到消息，决定立刻动身入滇。12月初，李烈钧、陈泽霈、曹浩森、吴吉甫、周世英等至香港，向云南富滇银行香港分行的行长张木欣借到大洋十万元，作为回滇策动的活动费用^[94],然后经海防、河内进入滇境，12月17日到达昆明。欧事研究会成员相继入滇，不仅为发动起事做了诸多组织工作，也鼓舞了滇军将士讨袁的斗志，增强了他们首举义旗的决心。
黄兴也极为关注云南讨袁事态的发展，他认为凭借蔡锷辛亥前后在云南蓄积的革命力量，以及他与进步党及一部分国民党人的密切关系，云南发难是较有把握的^[95]。因此，他积极设法帮助蔡锷回滇，为此特意致函张孝准，嘱其“速与松坡先生密切联系，相助进行”^[96]。黄兴还考虑到蔡锷在滇声望甚高，恐唐继尧对蔡入滇产生其他顾虑而影响大局，便写信向唐继尧说明“蔡只借滇军讨袁，不为都督，不留滇，到即率兵出发”^[97],以消除唐继尧的疑虑。
此外，在上海的谷钟秀、彭允彝、何成濬等人也与唐继尧的联络员李宗黄建立了联系，共同筹商发动长江上游各省起义，以扩大讨袁力量，减轻袁军对云南的压力^[98]。《中华新报》在云南起义前，“亦直接间接相与筹划一切”^[99]。因云南地处西南边陲，与国内外消息多不灵通，《中华新报》社便成为联络各方面的据点，传递消息，“对外之交涉，对内各方面之运动接洽进行，亦多以《中华新报》负其责任”^[100]。上述事实说明，云南起义的发动是和欧事研究会的努力分不开的。
综观欧事研究会讨袁活动的三个阶段，当革命转入低潮时，它虽然主张缓进，但并没有与反动势力妥协，而坚持开展反袁宣传活动，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成为当时除中华革命党外另一支坚持反袁的政治力量。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开始，欧事研究会提出了“联袁对外”、“停止革命”的错误主张，虽然其中含有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积极因素，但客观上毕竟对袁氏有利。欧事研究会的一些成员虽一度陷于迷途，但当袁世凯卖国行径暴露之后，他们便断然抛弃了错误的主张，立即展开了各种方式的讨袁活动，为全国大规模武装讨袁斗争的爆发作出了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