樵史通俗演义

《樵史通俗演义》,作者署“江左樵子”,真实姓名与生平不详，仅知其曾亲身经历过明清鼎革之变。书凡八卷四十回。约成于清顺治年间，因遭禁毁，传世极少。有清初写刻本，曾于1937年排印出版，后因“七七事变”发生，未及发行。1988年，中国书店据北京大学1937年版影印发行。

书叙明天启朝时，宦官魏忠贤与明熹宗的乳母客氏互相勾结，把持朝政，一些无耻的官员如崔呈秀、魏广微、阮大铖等纷纷投靠，结成魏党。朝中不少官员 (特别是东林党人) 不仅不愿依附魏忠贤，杨琏、左光斗等人还屡上奏章弹劾他。可是明熹宗对魏忠贤却极为信任，朝政均交与他处理。为了扫除异己，阮大铖等人将不愿归顺的官员的名单编成“点将录”等名册，并按着名册或逼他们退隐，或将他们罢官。魏党还制造冤狱，将杨琏、左光斗等人一一逮捕，折磨至死。
天启七年，熹宗驾崩，信王朱由检即位，是为明思宗。思宗登基后，逐步削去魏党权势，最后下令将魏忠贤押至凤阳看守皇陵。魏忠贤见大势已去，自杀于途中。接着，思宗一面赠恤天启间被害诸臣，一面对魏党诸人分别处以立斩或革职等处罚。这些措施颇得朝野拥护，但未能解决明王朝内外交困的危机。
崇祯二年，后金兵大举攻明，并迅速占领遵化等要地，直逼北京城。正巡抚河南的范景文闻讯起兵勤王，大军行至金县时，把总李自成因军粮与王参将发生争执，并把他杀了，随后即投奔闯王高如岳。不久，高闯王战死，李自成继任闯王。经过几年转战，李自成的军队已发展到几十万人，湖广一带的张献忠也拥兵十万，屡败官军。此时，河南连年荒旱，举人李岩不忍百姓流离饿死，就将自家的粮食散与本甲饥民。各处的饥民要求本地富户也发粟济贫，杞县知县却以收买民心，谋图不轨的罪名将李岩投入大狱。被激怒的饥民杀了知县，救出李岩，并在他带领下投奔闯王。李岩还向李自成引荐了牛金星等人，并建议实施广泛争取民心的措施，闯王军队的声势从此更为浩大。
崇祯十七年，李自成大军攻占北京，思宗自缢于煤山。李自成发兵山海关，被吴三桂部及清军所败。李自成退回北京，听牛金星谮言杀了李岩，不久又率部西撤，最后在罗公山为侄子李过所杀。
思宗自缢后，南京的百官拥福王即位，年号弘光。福王登基后，忙的是选淑女、绣女，弄得江南人心惶惶。此时马士英因拥立有功，掌管朝政，并起用了魏忠贤余党阮大铖。阮大铖得势后，便大肆迫害东林党人与复社人士。握有重兵的左良玉闻讯后，从湖广一带起兵东下。马士英不顾清军压境，竟将军队调去抵御左军。清军长驱直入，史可法在扬州坚守了四天后殉难。清军又渡江占领南京，弘光帝、马士英等弃城出逃，弘光小朝廷就此灭亡了。
《樵史通俗演义》按时间顺序铺叙了明天启、崇祯、弘光三朝二十五年间的朝野大事，其中又以客魏阉党与东林、复社间残酷而激烈的党争、满清政权的崛起与南侵、李自成与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大起义为三项主要内容。在明末清初政治局势急剧动荡的环境中，曾出现了一批描写正在发生或刚结束不久的军国大事的时事小说，它们最显著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作品的内容与时代基本平行，而《樵史通俗演义》 则是清初时事小说中较有代表性的一部。
小说作者“樵子”的生平不详，但通过对书中内容以及他所发议论的分析，却也可以了解到他的思想倾向。作者在第二回中写道：“千秋话到兴亡处，掩卷无言祇自唏”;在第七回中又说：“可怜一点忧时泪，洒向千秋论世人。”这些诗句颇能反映出他著书时的心情，即对明王朝的灭亡十分感慨与痛惜。在具体描述导致明王朝灭亡的三大事件时，作者首先是极为痛恨魏党的篡权乱政，同情与支持东林党人的抗争，所谓 “谱到奸回和泪写”,确为这位“樵子”的心声。当写到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时，作者是不遗余力地攻击与污蔑，憎恨之情溢于言词。至于对明清鼎革这一大事件，作者一方面是惋惜于边战失利，书中又间或称明为“国朝”,表现出追怀故国的感情。但在另一方面，又不敢对清军入关南侵置一贬词，就连提到 “四夷馆” 时也小心翼翼地改称为 “四方馆”,显然是生怕触犯满清统治者。这立场不同于那些奋起抗争的明遗民，但作者只是不愿得罪新朝，并没有象另一部描写同一内容的时事小说《新世鸿勋》那样，去称颂“大清开国皇仁布，喜和风甘露”。总之，作者完全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看待这场社会大动荡。他有一定的正义感，却似胆小怕事，而且身经战乱之后，又显得较为消沉，《自序》 中所言“醉起兮朝朝，醉眠兮宵宵”,正是这一心情的写照。
正如“樵子” 自己所言，他写这部小说的目的是“补正史而垂千秋”,在开卷第一回中，他又自负地写道： “樵夫野史无屈笔，侃然何逊刘知几”。宗旨既然如此，作者在铺叙天启、崇祯、弘光三朝大事时便力求实录。他一方面辑入了不少当时的诏书、章奏、檄文、函牍等文献，同时也根据自己的亲见亲闻撰写。如写到魏党迫害东林人士时，作者就注明是“昔在京师曾目睹，非关传说赘闲词”;而所述范景文起兵勤王一节，则是“范质公每向友人述之，非劈空描画，以资谈柄也。” 由于这部作品记录了作者亲身经历过的历史事件且又作于《明史》等史书修撰之前，也由于满清统治者后来又篡改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因而此书的史料价值受到了人们的重视。不过，《樵史通俗演义》并非全是实录，这突出地表现在对李自成义军的描写上。在全书上，惟有这一部分的内容较有故事情节，但也最不可靠，作者只是根据一些道听途说的材料敷演，有的则纯属编造。如李自成因妻子不贞，将其杀害一节，就是作者模仿《水浒传》中潘金莲与潘巧云的故事而写成的。这明显地有悖于作者原先“为正史作津筏”的宗旨，后来有的史家未能细察，将这部分内容也录入了史书，结果反而混淆了史实。
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看，《樵史通俗演义》是一部失败的作品，它的致命缺陷是体例混杂。作者并没有掌握小说创作的基本章法，既想写成小说的模样，同时又刻意追求史传笔法。为了追求实录，作品中嵌入了相当多的诏旨、奏章等文件，显得十分枯燥乏味，如第二十四回总共只有四千余字，而引录的诏旨、奏章就占了三千余字，令人不堪卒读。作品没有贯穿全书的情节线索，只是按着时间顺序记时事、述轶闻而已，因此作品中也没有贯穿全书的人物，甚至没有可称为主人公的人物。书中前前后后写到了百余人，但他们都是随着对事件发展的描述忽而出现，忽而消失，形象也都模糊苍白，更不必说有什么典型人物的塑造了。
在通俗小说的发展过程中，曾有一部分讲史演义的作者尊奉“羽翼信史而不违” 的信条，但随着对小说功用认识的深化以及创作经验的逐步积累，许多作家在实际上已渐渐地放弃了这一违反小说创作规律的原则。到了明末清初时，通俗小说的创作开始在总体上向独创过渡，许多作家已懂得了应对生活素材作概括提炼，合理的虚构、捏合等也已成为必不可少的艺术手段。若从通俗小说创作的发展趋势的角度考察，《樵史通俗演义》等时事小说力求照生活原样实录的主张是创作方法上的倒退。然而，《樵史通俗演义》等时事小说之所以会出现并能成为当时创作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其中又有着历史的必然性。明清鼎革之际激烈的社会大动荡迫使广大群众去关心朝野大事，时事小说正是在这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应读者的要求而出现的。时事小说反映的是正在进行或刚刚结束的重大历史事件，作者们对此还来不及作认真充分的咀嚼与反思，再加上他们又不具备以小说形式统摄历史内容的功力，于是写出的作品就显得粗糙拙涩，结构、情节等也都芜杂支离。这些缺陷本是时事小说的通病，而在《樵史通俗演义》里，它们又表现得更为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