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师友箴并序》原文、赏析和鉴赏

柳宗元

中焉可师，耻焉可友，谨是二物，用惕尔后。道苟在焉，佣丐为偶；道之反是，公侯以走。内考诸古，外考诸物，师乎友乎，敬尔毋忽。

《师友箴并序》是柳宗元论述为师为友问题的一篇短文章。箴，劝诫的意思，也是古代属于规劝、告诫性质的一种文体。

这篇文章所论，本非什么大题目，但短短二百多字，以刀劈斧削之行文、气势凌厉之笔锋，阐明观点，直抒己见，其立论之坚实，几不容人撼其半分。读此文，则觉呵成一气，至尾意犹难平，叹其收束何以匆匆！然掩卷思之，直觉其言其文若增添一字，便成蛇足。全文惜墨如金，能于寥寥之笔中有理有据、言简意赅地点透问题实质，将柳子沉郁之心和盘托出，殊属不易。

刘禹锡在《河东先生集》的序文中说：“天下文人争执所长，与时而奋，粲然如繁星满天，而芒寒色正人望而敬者，五行而已。河东柳子厚，斯人望而敬者欤！”这段评论，千年以降，实不过分。然而柳宗元何以获得天下文士“望而敬”的地位呢？根本在于他的不与势利之徒苟苟然、戚戚然的冰清之心，以及无愧于顶天立地男儿汉的凛凛风骨。“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虽死不可回也。”(《与韩愈论史官书》) 这种为贯彻自己所奉之“道”而百死犹不悔的精神，确实“芒寒色正”，令一般文人汗颜。

道，在柳宗元的思想中处于核心地位，“中焉可师，耻焉可友”，凡立言立行与“道”相符的人，方可以为师； 而以利为耻的人，方可以为友。《师友箴并序》正是柳宗元阐发其“大中之道”的文章风范在一个具体问题上的体现。

“今之世，为人师者众笑之，举世不师，故道益离； 为人友者，不以道而以利，举世无友，故道益弃。”首句开门见山，不枝不蔓，金石落地般地提出师与道、友与道的关系。同时，将犀利的笔触直指中唐世风。当时，“时议者率以拱默保位者为明智，以柔顺安身者为贤能，以直言危行者为狂愚，以中立守道者为凝滞。故朝寡敢言之士，廷鲜执咎之臣，自国及家，浸以成习。” (白居易《策林·使百职修皇纲振》) 柳宗元对此是痛心疾首的，他感叹中唐世风日下，以道取师取友之习荡然无存。然而不止于此，他更深一层的感叹是哀己之道不得行于天下，所以，在提出师与道、友与道的关系之后，他深入一层，在“箴”中明确提出了道有不同的观点：“仲尼不生，牙也久死，二人可作，惧吾不似。”号称“贤人七十，弟子三千”，善持道以教人的孔子不会再生，而以不尚私利、尊友荐贤著称于世的鲍叔牙也已然作古，这种为师为友的典范今世是难以再现了。但即使二人再生，恐怕我的“道”与他们的“道”也不一样。“吾欲从师，可从者谁？”这一问语是深沉的。柳宗元对当时学者陆淳推崇服膺之至，对陆淳“以生人为主”的“大中之道”早就以心许之，并执弟子礼师事陆淳，然而陆淳旋即病故，“不克卒业。”(《答元饶州论春秋书》) 可师者溘然长逝，而永贞革新的失败，令“大中之道”行于天下的理想破灭。柳宗元的心情是悲愤的。悲愤中流动着希望，他赞赏韩愈“抗颜为人师”的行动，但令韩愈的正统儒家之道师传于天下，又很不甘心，故此文在强调师道的同时，也暗指了师什么“道”的问题。

“吾欲取友，可取者谁？”另一句问语，同样深沉而悲愤。永贞革新骤起，柳宗元名声大震，一时皆艳慕与之交，可谓高朋满座，宾客踵门。然而好景不长，革新失败，被贬永州，政敌恨犹未解，诬之以谋逆大罪，必欲置柳宗元于死地，当此之时。“交游解散，羞与为戚； 生平向慕，毁书灭迹。”(《答问》) 更有“饰智求仕者，更詈仆以悦仇人之心，日为新奇，务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仆辈坐益困辱，万罪横生，不知其端。”(《与肖翰林俛书》) 这种感受该是何等深刻！ 人心势利，世态炎凉，道之不行，友之不常，这一历史上堪称不正常的正常现象，柳宗元终得以身心尽尝其中况味，同时，也就迫使他对历史相类现象逐一进行反省性的考察。历史上与柳宗元命运相似之人俯拾即是： 李斯友于韩非，并荐韩非于秦王，然而韩非入狱，李斯囿于私利，不但没有鼎力相救，反而落井下石，促秦王以诛韩非；司马迁因李陵案入狱，“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司马迁《报任安书》)，诸如此类的历史悲剧，平素读之，或许一洒同情之泪；而当自己成为悲剧中人时，同情之泪便为血的沉思所替代。在《师友箴并序》中，柳宗元并没有举出任何一件历史事件以为例证，而所有的悲剧人物尽聚于胸腔，经过痛苦的沉淀，终于结晶为一个愤愤然而又冷冷然的结论：“道苟在焉，佣丐为偶；道之反是，公侯以走。内考诸古，外考诸物，师乎友乎，敬尔毋忽”。如果能坚持中道的，即使是佣人、乞丐，也可以作为老师和朋友；背弃了中道的，就是公侯将相，也要离开他们。内要考察于历史，外要考察于社会现实，对于从师交友，要警戒不要疏忽。

这篇文章分为序与箴两部分。首段针对中唐人际关系紧张，人心惕怵，唯求保身的现象，指出中道日渐离弃的社会现实。次段点明从师交友的必要性及迫于世风，师无可从而友无可交的可悲状况。结尾做出潜心于道，慎择师友的结论。全文在结构上安排有序，层层深入；用语则如截铁斩钉，不容置疑，其中采用问句，加强了感情色彩和撼人的力量。文章纯如韩愈所论“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刘禹锡《唐故柳州刺史柳君集》)。雄深处，是思想内容上的深刻透辟；雅健处，则是语言文风的简洁有力。以这种宛如重峦叠嶂、挺立峭拔的文势，点明从师交友是重于“道”还是重于“利”的问题，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