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诗《行次西郊作一百韵》

李商隐诗《行次西郊作一百韵》

蛇年建丑月，我自梁还秦。南下大散岭，北济渭之滨。草木半舒坼，不类冰雪晨。又若夏苦热，焦卷无芳津。高田长檞枥，下田长荆榛。农具弃道旁，饥牛死空墩。依依过村落，十室无一存。存者背面啼，无衣可迎宾。始若畏人问，及门还具陈：“右辅田畴薄，斯民常苦贫。伊昔称乐土，所赖牧伯仁。官清若冰玉，吏善如六亲。生儿不远征，生女事四邻。浊酒盈瓦缶，烂谷堆荆囷。健儿庇旁妇，衰翁舐童孙。况自贞观后，命官多儒臣。例以贤牧伯，征入司陶钧。降及开元中，奸邪挠经纶。晋公忌此事，多录边将勋。因令猛毅辈，杂牧升平民。中原遂多故，除授非至尊。或出倖臣辈，或由帝戚恩。中原困屠解，奴隶厌肥豚。皇子弃不乳，椒房抱羌浑。重赐竭中国，强兵临北边。控弦二十万，长臂皆如猿。 皇都三千里，来往同雕鸢。 五里一换马，十里一开筵。指顾动白日，暖热回苍旻。公卿辱嘲叱，唾弃如粪丸。大朝会万方，天子正临轩。彩旗转初旭，玉座当祥烟。金障既特设，珠帘亦高褰。捋须蹇不顾，坐在御榻前。忤者死跟屦，附之升顶颠。华侈矜递炫，豪俊相并吞。因失生惠养，渐见征求频。奚寇东北来，挥霍如天翻。是时正忘战，重兵多在边。列城绕长河，平明插旗幡。但闻虏骑入，不见汉兵屯。大妇抱儿哭，小妇攀车轓。 生小太平年，不识夜闭门。 少壮尽点行，疲老守空村。生分作死誓，挥泪连秋云。廷臣例獐怯，诸将如羸奔。为贼扫上阳，捉人送潼关。玉辇望南斗，未知何日旋。诚知开辟久，遘此云雷屯。逆者问鼎大，存者要高官。抢攘互间谍，孰辨枭与鸾。千马无返辔，万车无还辕。城空鼠雀死，人去豺狼喧。南资竭吴越，西费失河源。因令左藏库，摧毁惟空垣。如人当一身，有左无右边。筋体半痿痺，肘腋生臊羶。列圣蒙此耻，含怀不能宣；谋臣拱手立，相戒无敢先。万国困杼轴，内库无金钱。健儿立霜雪，腹歉衣裳单。馈饷多过时，高估铜与铅。山东望河北，爨烟犹相联。朝廷不暇给，辛苦无半年。行人榷行资，居者税屋椽。 中间遂作梗，狼籍用戈鋋。 临门送节制，以锡通天班。破者以族灭，存者尚迁延。礼数异君父，羁縻如羌零。直求输赤诚，所望大体全。巍巍政事堂，宰相厌八珍。敢问下执事，今谁掌其权？ 疮疽几十载，不敢抉其根： 国蹙赋更重，人稀役弥繁。近年牛医儿，城社更攀缘。盲目把大旆，处此京西藩。乐祸忘怨敌，树党多狂狷。生为人所惮，死非人所怜。快刀断其头，列若猪牛悬。凤翔三百里，兵马如黄巾。夜半军牒来，屯兵万五千。乡里骇供亿，老少相扳牵。儿孙生未孩，弃之无惨颜。不复议所适，但欲死山间。尔来又三岁，甘泽不及春。盗贼亭午起，问谁多穷民。节使杀亭吏，捕之恐无因。咫尺不相见，旱久多黄尘。官健腰佩弓，自言为官巡。常恐值荒迥，此辈还射人。愧客问本末，愿客无因循。郿坞抵陈仓，此地忌黄昏。”我听此言罢，冤愤如相焚。昔闻举一会，群盗为之奔；又闻理与乱，系人不系天。我愿为此事，君前剖心肝；叩头出鲜血，滂沱污紫宸。九重黯已隔，涕泗空沾唇。使典作尚书，厮养为将军。慎勿道此言，此言未忍闻！

(据四部备要本《玉谿生诗笺注》，下同)

李商隐的《行次西郊作一百韵》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不甚多见的长诗。波澜壮阔，大气包举。它不仅能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九世纪前期唐王朝农村极度凋敝、民不聊生的惨景，还透过长安西郊这一个窗口，以惊心怵目的见闻，由小见大地揭示了晚唐时期多种危机的总爆发和危机的根源所在，勾画了唐王朝的西山落日图。

李商隐的这篇名作写于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十二月，是诗人二十六岁那年到兴元(今陕西省汉中市)悼其师令狐楚之丧后，回经长安西郊旅次时有感而发的作品，诗中不但描绘了农村的凋敝和人民的灾难，更揭示了国家日益严重的危机；不但暴露了当时的黑暗腐朽势力，还深刻地探求和揭示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根源和转折；不但抨击了奸佞权臣和包藏祸心的藩镇，还针对最高统治者提出了批评、指责和建议。为了适应这样一种内容较多、头绪较繁的题材，诗人匠心独运，充分地发挥了他的“沉博”风格的优长，表现为艺术时空绵长而浩浩茫茫的特色。在时间上追溯到公元七世纪前期唐太宗因任用“儒臣”而造成的国家安定繁荣局面，一直写到公元837年西郊的所见所闻，这跨度大致为二百年；在空间上说，包括黄河以北、渭水以东，从大散关到秦岭，以及洛阳与长安，具体描绘的场面更触及朝廷、战乱、农村等等。随着现实场景的变化，诗人的忧心如焚的感情和对王朝治乱的理性分析也相应转换：或而郁勃，或而焦虑，或而忧伤，或而同情，或而冷静思考，或而深沉回顾，融感知、情思、想象、判断、推理于一炉，表现为亦张亦弛、亦疾亦徐、亦抗亦坠、亦开亦合的格局；而这一切错综变化，又都汇合为这一作品所特有的苍老遒劲的主导风格。

全诗共分七段。首段是诗的引导。诗人从他的旅程写起引入长安西郊，然后经过对西郊惨景的重点描绘过渡到他和村民的对话，从而展开下面村民的大段的血泪诉说，亦即诗篇的正文。第二段开始转入村民的陈述。陈述一开始，就拉开了唐王朝隆盛时期的帷幕，而其目的所在，则是尽情渲染儒家的仁政，为下文“儒臣”作铺垫。这种笔势的“大起”，越发衬托出了下面第三段的“大落”。第三段开始转写唐王朝的乱世。诗人以“开元”时代为转折点，这一段包括三个层次： 从“降及开元中”到“奴隶厌肥豚”是第一层，为奸佞当权；从“皇子弃不乳”到“附之升顶颠”是第二层，写由于奸佞误国引起了安禄山的祸乱；从“华侈矜递炫”到“渐见征求频”是第三层，写由于上述原因而朝廷愈乱，人民苦难愈深。在诗人伤时忧国的感情层层推进的同时，探究历史治乱的推理也随之层层深化，为下段写安禄山叛乱做了充分铺垫。第四段从“奚寇东北来”到“人去豺狼喧”，描述安史叛军长驱直入，唐帝国一时陷于土崩瓦解的局面。对人民来说，安史之乱带来了灾难；对唐王朝统治集团来说，就是一次危机和丑态的暴露。这些都可以说是围绕着人民遭难这一个核心问题的有关笔墨。本段结尾便是极写人民灾难的一个镜头：“城空鼠雀死，人去豺狼喧。”虽是寥寥两句，但却饱和着《芜城赋》和《吊古战场文》中的荒凉凄厉的气氛。第五段从“南资竭吴越”到“人稀役弥繁”，揭示安史之乱的国势，而落笔点则仍旧是在于关怀民瘼。很显然，诗人通过古诗中一种极其擅长的以散文行气的笔法和韵文中常见的对仗、均衡的构架，层层推衍，层层铺叙，层层转换，表现了诗歌宇宙的广阔和诗人对历史灾难根源的深深探索。尤其动人心弦的，是在概括叙述中间或展开一二细节，作出立体的浮雕式的描绘，这就好像在一片浩荡平原上突然有一个宝塔腾空而起，格外引人瞩目。面对着这一严重情势，当权者又是如何呢？他们不但不去正视这些危机，相反地愈加尸位素餐，这是一种人。藩镇之流趁机对朝廷进行要挟，对皇室分庭抗礼，这是又一种人。但归根结底，由于中央权力削弱，贼税相应短少，人民的负担加重，结果最大的灾难仍然是落在人民头上。蒿目时艰、关心民生疾苦的诗人，在这里，不仅显示其明朗的倾向性，而且又是涵茹着无穷诗意的。他把当前这一个破碎支离的国家形象地比喻做一个半身不遂的病人：“如人当一身，有左无右边。”他大声疾呼地责问执政者：“敢问下执事，今谁掌其权？”在这第五段中，以“南资竭吴越”始，以“人稀役弥繁”终，一线贯穿着对经济危机的揭露，表现了诗人对国家和人民命运的深切关注，忧心如焚。第六段从“近年牛医儿”到“但欲死山间”，是对安史之乱以后的历史回顾，以甘露之变带给人民的灾祸为中心。本段共分两层。从“近年牛医儿”到“列若猪牛悬”是第一层，描叙郑注的善于夤缘依附，私下和李训联合谋诛宦官，从而引起甘露之变，以致国家危机加深，终于被枭首示众。从“凤翔三百里”到段终是第二层，写李、郑密谋失败，控制中央政权的官僚集团先后派禁军捕杀这二人及其党羽，旁及无辜，血流成渠，长安西郊一带受害尤深。前一层以抨击郑注为主，充溢着怨愤填膺的感情，出之以辛辣和鞭挞的笔调。为了着意显示鄙夷感，运用了“牛医儿”、“城社”、“盲目把大旆”、“列若猪牛悬”等诗句，为了安排对仗以加强揭露和嘲讽的尖锐性，则有“生为人所惮，死非人所怜”等十分洗练精警的偶句。后一层由于以写捕杀李、郑党羽的禁军骚扰人民为主，则又是出之以对人民深切同情和为民请命的笔调，突出惨绝人寰的细节：“儿孙生未孩，弃之无惨颜。不复议所适，但欲死山间。”这里用的是激切的反语，迸绝一切而无所反顾的语言！ 第七段从“尔来又三岁”到“此地忌黄昏”，是以长安西郊农村天灾人祸的反映为中心，而尤侧重于对良民被迫成“盗”的义正辞严的控诉。这一段紧承前段，一开头就表明“尔来又三岁，甘泽不及春”，揭示甘露之变带给人民的深重灾难。如果说前一段主要是讲“人祸”，那么这一段就主要是讲“人祸带来天灾”;但从“穷民”们因饥寒交迫故铤而走险一说，这又可以说是“天灾再带来了人祸”。联系前段，可以看出诗人激情的波澜层层迭起，而引人最为触目惊心的是在写出“穷民”成为盗贼，在大白天也出现。这一来，笔势陡然一转，事态愈奇而诗情也愈怆痛：“官健腰佩弓，自言为官巡。常恐值荒迥，此辈还射人。”这分明是说在荒郊僻野，腰间佩着弓箭的负责治安的“官健”，反倒去掠杀百姓。作为京城郊区，尚且如此，一般地区的治安情况更可想而知，唐王朝的危机和人民的苦难也就不言而喻了。这时，出于村民的好心，只有催客人快点上路，道出了“此地忌黄昏”的怵目惊心的现实真相。由此可见，长安西郊的可危以至唐王朝的可危，在这里描绘得极其充分。康德曾说过，源于理性崇高的人们的精神力量，可以外化到一些巨大宏伟的事物中而显示其伟大。这说明，作为一位卓越的诗人，在思想境界豁然开拓的同时，他的感情能力也往往是强烈的。李商隐之为长安西郊而痛心，为国家和人民的前途而焦虑，必然有其理性的反思、历史的回顾和对前途的探索；而与此相应，他的忧愤之情也必然因为受到唐帝国的“黄昏”的一再触发而逐步高涨。请看这结尾一段中的声声春雷！ 诗人的悲慨之情和历史洞察，不是已经达到一发而不可收的地步了么？ “又闻理与乱，系人不系天。”这是理性的悟解。“我愿为此事，君前剖心肝。叩头出鲜血，滂沱污紫宸。”这是与理性崇高同步的感情升华。

尽管《行次西郊作一百韵》的层次、侧面很多，但它们却形成一个形象画面的整体，充分体现了李商隐的“包蕴密致”(葛立方《韵语阳秋》引杨亿语)的风格。也就是说，这一切内心波澜都像万水归源一样融汇于理性高峰与感情深度相结合而形成的崇高美的大江大海之中，浩浩荡荡，大开大合，确堪追攀老杜的名作《北征》。综上观之，这首长诗不仅是李商隐作品中的名篇，而且也是中国文学史上寓史论于抒情及叙事之中的长篇政治诗的罕见佳构。古代诗歌中，咏史而兼咏怀，或叙事而兼咏怀的佳作并不算少，然而如同这一首的波澜壮阔，却并不多见。真正站得更高，瞩目更远，熔抒情、叙事、写景和政论于一炉的长篇政治诗，要推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和《北征》了，而李商隐的《行次西郊作一百韵》，基本上可说是成功地继承这一优秀传统。尽管诗中感情的组合是错综交织的，但就诗篇内部节奏而言，却统一在哀时伤世的基调之中。它作为风格的主导，作用于艺术结构，并将那些渗透着多种感情的意象各为其分地进行构置，按照情感流程的一定指向不断地外化为作品。这时，诗的“哀上浮壮”(李商隐《樊南甲集序》)的气魄，便不仅笼罩着长安西郊，而且更笼罩于益为庞大的唐王朝兴衰史之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