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文 | 李商隐《行次西郊作一百韵》 |
释义 | 李商隐《行次西郊作一百韵》李商隐《行次西郊作一百韵》 李商隐
文宗开成二年(837)十二月,李商隐从兴元(今陕西汉中)回长安,路过京西郊区,途中留宿,由人民的悲苦生活引起,写出了这首概括一代兴亡的政治长诗。 开篇记时。蛇年即开成二年。开成二年为丁巳年,巳在十二生肖中属蛇。夏历以正月为建寅,上推十二月为建丑,即在开成二年的隆冬腊月。次句开始作者以第一人称自述:说他从兴元返回西京(长安),过宝鸡县西南的大散关口,往北还要渡过渭水。叙述此行时间和路程后,接述所见冬旱景象:草木多因天旱抽出的芽又干裂,清早不见冰封雪痕,倒反像炎夏酷暑,叶子缩得没有一丝水分。田野一片萧条景况:地势高的田上长满了槲树栎树,地势低的田上长满了荆棘和榛木。农具丢弃在路旁,饥牛饿死在荒土墩上。所经过的村落,十户人家没有一户幸存,活下来的也哭泣着背过身去,因为没有衣服啊,难以见客人。开始好像怕别人问他什么,等到我进屋门才敢把他的惨痛经历陈述出来。这第一段十八句,作者以亲闻目见记述西郊农村的破败荒凉,只有“依依过村落”一句自我抒怀,其他皆用“敷陈其事”的赋体。 由农民的具体陈述转入第二段。追述开元以前社会安定,官吏清廉,中央宰辅用人得当,人民生活幸福,原因在于朝廷与地方任官得人心。 自“降及开元中”后40句为第三段。这时情况转变:奸臣扰了纪纲,李林甫忌恨贤臣执政,地方官录用大批边臣藩将。经纶,整理丝缕。引申为处理国家大事。晋公,指林甫,开元二十五年封为晋国公。叙述开元以来由于奸邪当道,造成政局腐败,藩镇跋扈,人民负担加重的情况,为“安史之乱”埋下祸根。 自“奚寇东北来”以下32句为第四段。奚寇,指叛军。豺狼喻安史叛党。全段写安史叛乱者长驱直入,百姓逃亡,满朝上下陷入空前的混乱。握兵权者乘机谋私利,人民蒙受前所未有的浩劫。 由“南资竭吴越”以下42句为第五段。开始两句总说:南方的吴越已被搜刮净尽,西面又失去了可供赋税费用的河源(黄河上游的河西、陇右一带,产粮丰富,时为吐蕃侵占)。“竭”字见搜括之甚; “失”字见朝廷之无能为力。本段列述安史后唐王朝财用枯竭,赋税繁苛,藩镇割据,边患频仍,而当权者束手无策,并抨击当权者腐败无能。 自“近年牛医儿”以下36句为诗的第六段。前十句是对郑注的批判。牛医儿,借指郑注。谴责甘露之变在凤翔一带的影响,虽对郑注有所非难,更着重写宦官的反噬,致使长安西郊农民遭受惨祸和农民开始反抗的情况。 诗的最后十六句为第七段。抒发作者对国势的极度忧愤,并提出任用贤才以挽救危亡的政治主张。也是本诗的结穴。 这是一篇概括一代兴亡的政治诗。诗人以第一人称展开叙述,通过一位京郊农民的口诉,反映了大唐盛世转入天宝以后百余年来的社会政治面貌。全诗长100韵200句,线索清楚,层次井然。这首政治诗闳中肆外,展开一幅广阔深远的社会图景:皇帝的昏愦,藩镇的跋扈,宦官的专政,人民的悲惨痛苦,无不历历在目。对贞观之治到甘露之变这段历史,作了高度的概括。从本质的方面找出其“致乱之本”,并提出自己的政治见解。铺叙中间以议论,故“衍而不平,质而不俚” (纪昀语)。由于多用对比,美丑鲜明,又与政论文章往往趋于板滞不同,如用田园荒芜民不堪命与贞观时官清吏廉、人民生活富裕作对比;用贞观时的“牧伯仁”与开元中的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奸邪当道作对比;用藩镇宦官的穷凶极恶和人民的哀苦无告作对比等等,生动地反映出各个时代的面貌。风格苍劲,大气包举,语言质朴,是一首如史诗般的政治诗,也是李商隐诗中的精品,更是叙事诗中的不可多得之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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