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斋中读书》（谢灵运）

昔余游京华，未尝废丘壑。矧乃归山川，心迹双寂寞。虚馆绝诤讼，空庭来鸟雀。卧疾丰暇豫，翰墨时间作。怀抱观古今，寝食展戏谑。既笑沮溺苦，又哂子云阁。执戟亦以疲，耕稼岂云乐。万事难并欢，达生幸可託。

南朝宋武帝永初三年(422)，谢灵运由京官太子左卫率改任永嘉太守。长期以来，诗人被出仕与归隐的矛盾所困扰。由于仕途不顺利，政治理想无法实现，归隐的思想逐渐占了上风，在永嘉任职一年后，终于“称疾去职”(《宋书》)，开始了他那悠闲的隐居生活。《斋中读书》诗作于永嘉太守任上，相当典型地表现了他在仕隐问题上的思想矛盾，以及为了摆脱这一矛盾向老庄的“达生”思想的复归。

全诗作纵向展开，从过去写到现在。开头两句说过去，“游京华”，指在京城建康(今南京)为官；“未尝废丘壑”，意为即使在担任京官职务时也并不稍减游赏山水的雅兴。从第三句起，主要讲述“归山川”——到永嘉担任地方官以后的情况。诗人因与庐陵王刘义真交住甚密，受到当权者徐羡之等人猜忌，被排挤出朝廷，因而在永嘉太守任上，思想更加消沉。“游京华”与“归山川”、“未尝废丘壑”与“心迹双寂寞”，隔句映衬，在文义上递进一层。“矧乃”这一表示递进关系的连词，更明白提示前后两个时期之间存在着的变化。诗人自述到永嘉以后，“心”不预世事，“迹”绝交以息游。“虚馆”二句更具体描画出“心迹双寂寞”的景象：太守衙门之中冷冷清清，听不到争辩与诉讼的声音；开阔的庭院之内寂无人声，飞来了寻食的鸟雀。事实上，身为一郡之长，是不可能如此清闲的。《宋书》本传说：“郡有名山水，灵运素所爱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游遨，遍历诸县，动逾旬朔，民间听讼，不复关怀。”可见“绝诤讼”并非真的没有“民间听讼”，而是由于心远地自偏，“不复关怀”，有意不闻不问罢了。以上几句，对于“斋中读书”的诗题来说，看似闲笔，实际上这是从大处落笔，委婉见意，显示的是读书时总的心态意绪与环境气氛。以下写“斋中读书”的正笔，正是从这一大背景上推出的。

从“卧疾丰暇豫”起，即转入“斋中读书”的描叙。“卧疾”，就只能在“斋中”；“丰暇豫”，有了许多空闲时间，为了排遣无聊，除了写诗作字以外，便轮到了“读书”。“怀抱观古今”等四句，具体写读书的情形。诗人读书的目的在于“观古今”，了解历史以增进对现实的认识；方法上有读有评，“寝食展戏谑”即指在茶余饭后对书中内容进行调侃性的评论。诗中论到的人物有消极避世的隐士长沮、桀溺和热衷仕进的文人扬雄(字子云)。《论语》中记载，长沮与桀溺一同耕田，孔子经过时，叫他的学生子路向两人打问渡口的所在。后代诗文常用为避世隐士的典故，给予肯定的评价，如王粲《从军诗》说：“不能效沮溺，相随把锄犁。”陶渊明《劝农》诗说：“冀缺携俪，沮溺结耦。相彼贤达，犹勤垄亩。”谢灵运对沮、溺则取批评的态度，认为隐居耕田是一“苦”事而予以非笑。扬雄在西汉成帝时在朝为官，王莽篡汉，立“新”朝，扬雄作《剧秦美新》加以吹捧，并受任大夫之职校书天禄阁，后来因事被株连，投阁自杀，几乎死去。扬雄在易代之际的言行，历来受人非议，如李善说他“露才以耽宠，诡情以怀禄”(《文选》李善注)。谢灵运也不满于扬雄的屈节事人、钻营爵禄，故在非笑沮、溺的同时，对扬雄也采取了哂笑的否定态度。

结尾四句是在读书论书基础上的进一步发挥，由“既笑”二句引出，直接说到诗人自己的政治态度与生活情趣。“执戟”，秦汉时宫廷的侍卫官，因值勤时手执戟而得名。这里泛指做官。“以”通“已”。“执戟亦以疲”，说明自己对于仕进已心灰意冷；“耕稼岂云乐”，又表示自己不愿过躬耕隐居的清苦生活。诗人让自己站到了三岔路口，仕乎？隐乎？无一理想，无可适从。故不由得叹道：“万事难并欢。”在仕隐矛盾的煎熬下，诗人为自己设计了一条慰藉心灵的人生道路：“达生幸可托。”“达生”是老庄的思想。《庄子》有《达生》篇，其中说：“达生之情者，不务生之所无以为。”所谓“生之所无以为”，是指分限以外的事物。以“达生”处世，就会避免贪多务得，不受物欲的困扰，摆脱世务的牵累，在精神上求得自我解脱，近乎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结尾所表示的生活态度：“乐乎天命复奚疑。”谢灵运为官时不理政事也是“达生”思想的表现，而“达生”思想的进一步实践，尚有待于绝意仕进，归隐田园，更远地离开尘世俗务。谢灵运出身大官僚地主家庭，广有田产，归隐而仍可免于沮溺的耦耕之苦，这大概是他的“达生”思想的最完美的实现了。不久，他固然踏上了归隐的道路。

全诗以“斋中读书”作为结构的中心，向前推衍，说到过去；往后演绎，谈及未来。读书是在斋中，说前道后的情事则及于斋外的广阔世界——京城的丘壑，永嘉的山川，执戟殿中，耕稼田间。仕隐矛盾的抽象主题，由于结合读书论书的具体内容提出，显得不玄不泛；又由于视野开阔，有回顾，有前瞻，联系长期以来的生活体验坦率剖白，通篇又具有了感情深沉凝重、语调平易亲切的特点。作为一首宣扬老庄“达生”思想的记事说理诗，而能不落抽象说理的魔障，写得迥异于“平典似《道德论》”的“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钟嵘《诗品序》)，足见诗人艺术上的功力。至于诗中宣扬的所谓“达生”的消极避世、自得其乐的人生态度与生活理想，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肯定是不足取的，但对于了解谢灵运全人及其创作演进的轨迹，则又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