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鹅湖院佛殿记》原文、赏析和鉴赏

曾巩

自西方用兵，天子宰相与士大夫劳于议谋，材武之士劳于力，农、工、商之民劳于赋敛； 而天子尝减乘舆、掖庭诸费，大臣亦往往辞赐钱，士大夫或暴露其身，材武之士或秉义而死，农、工、商之民或失其业。唯学佛之人不劳于谋议，不用其力，不出赋敛，食与寝自如也。资其官之侈，非国则民力焉，而天下皆以为当然。予不知其何以然也！ 今是殿之费，十万不已，必百万也； 百万不已，必千万也； 或累累而千万之不可知也。其费如是广，欲勿记其日时，其得邪？ 而请予文者又绍元也，故云耳。

本文是作者应僧人之“约请”而作。变颂扬为痛斥，揭露佛教上层分子，兴土木，建佛殿、挥霍财物、愚弄百姓的劣行。

观曾巩诗文见涉及寺院佛道者颇多，世人常以此怪之。其实此类文字，或为游历时的记景叙事，或是旅途中的问路投宿； 或访高僧方丈而有感，或借殿院楼宇以抒怀。作者每每能发轫于纸砚者仍然是指评时尚，褒贬兴废，阐明利弊以寄托心志。其中不乏佳作名篇。以艺术手法而论，唯其构筑精巧、出语机警、笔墨诙谐，题旨深入浅出，而揶谕、劝讽之心常在，倒更能显示出曾巩行文的别一种情趣来。

《宋史·曾巩传》中甚至还专门录下了曾氏与寺院间的一段轶事： 子固知任福州，时“福多佛寺，僧利其富饶，争欲为主守，赇请公行。巩俾其徒相推择，识诸籍，以次补之。授贴于府庭，却其私谢，以绝左右徼求弊。”这一记载虽旨在表明曾巩的为政请廉，何尝不是隐寓着曾子固对佛道与僧侣的鄙视。

体现这种鄙视乃至于驳难的，莫过于曾氏的一组“寺院佛殿记”，即《分宁县云峰院记》、《兜率院记》、《菜园院佛殿记》、《金山寺水陆堂记》和《鹅湖院佛殿记》。作者或单抉出分宁土俗，以告诫佛徒不必沉溺于佛理；或感叹“兜率院”徒的“蒙病已甚”，“愚不能释”;或惊呼世儒“习圣人之道”久不如佛道的“勤行”、“自守”;或指证“水陆堂”的兴坏，惋惜“天下之材”的不足。唯《鹅湖院佛殿记》独出机杼，由佛院的大兴土木。挥霍财物落笔，揭露了僧侣不劳而获，愚弄百姓的丑恶嘴脸。然而，曾巩撰此文的主旨并不限于这种无情的鞭挞，恰恰以一句“资其官之侈，非国则民力焉，而天下皆以为当然”的断语，深刻地揭示了北宋兰若林立，佛学惑众的根本原因。“天下”二字，作者运笔饱含沉痛与愤怒，何尝不是直指天子的沉缅与朝政的积弊，而这一短小的佛殿记也愈发显示出它的尖锐、蕴藉和隽永。同其余几篇一样，《鹅湖院佛殿记》是应绍元和尚建佛殿而作，但曾巩却将计就计，以机警智巧的言辞，幽默诙谐的文笔，变颂扬之语为讨伐檄文，迫使和尚乘兴而来，败兴而去。堪称一篇借题辟佛的绝妙佳构。不知和尚有无胆量刻在碑上，留下难以磨反之笔迹？

“鹅湖院”在信州铅山县(今江西上饶市铅山县)。院内兴师动众，修建佛殿正值北宋庆历年间。史家所谓北宋中朝“积贫积弱”的局面亦已日趋严重。更兼西夏国恃凶毁约，不断侵边，滋扰中原，一时间剑拔弩张，战事频仍。由庆历元年(1041)起，接连的三次大战役(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宋军竟连遭惨败，损兵折将，以致震骇朝野。西夏国亦因财力困乏，上下疲惫，而百姓怨声载道，唱“十不如”歌以吐诉悲愤。不久遂有庆历五年的两国议和之举。获胜者虽仍退回臣属国的地位，战败国却被迫每年应“赏赐”西夏白银七万两、绢十五万匹、茶三万斤，得到的仅仅是徒有虚名的大宋“天威”与“脸面”。不过北宋由此更是元气大伤，而迫在眉睫的国库空虚，财政匮乏，一时竟成为举国之虞。所以曾巩的“记”文由此入笔，正切中时弊。作者写道“自西方用兵”，君臣庶民或“劳于议谋”;或“劳于力”;或“劳于赋敛”，都在为国难当头而用力用心，唯有学佛之人“不以为然”。曾氏正敏锐地看到了这一弊端，于是巧借为佛殿作记的机会，一浇胸中块垒。他将满腔愤怒倾泄于劳民伤财的滥建佛院，表现了对财政陷于严重危机的真诚关切。作者用行文的短小简明，幽烈风趣，播发出强烈的反佛、辟佛的战斗精神。曾巩又以鲜明的对比手法，在叙事说理之中流露出对朝政的揭露、劝讽的本意，使《鹅湖院佛殿记》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的针对性。而这正是与另几篇寺院佛殿记文的最大区别。

文章虽以“记”体名篇，实际上是一篇以揭露、讽谕，驳难为主的杂论。短文以僧侣对国家的“不以为然”以及建“佛殿之费”的“广不可知”为靶子。运用由此及彼的托喻手法，使被斥者在强烈而鲜明的对比之中裸露出本质，现形于曾巩的笔下。《鹅湖院佛殿记》仅二百余字，但结构非常精巧，全文明比暗寓，三转九迭； 句式齐整且富于变化； 语辞浅显、自然、准确； 而行文明白如话，既形象生动又谈笑风生。更兼通篇文势贯通，一气呵成。曾巩用一枝生花妙笔击打出一片震聋发聩之声，在“记”体文苑的花卉丛中，确是枝小巧别致的奇芭。

全文仅分为二节。首节叙“佛殿记”仍为“应请”之作，而且作者题署撰于庆历的“某年某月日”，又详明佛殿原是“信州铅山县鹅湖院”之宝刹，都是实指实写，符合“记物叙事”一类文的格式。曾巩特地指出此“记”是由于“僧绍元来请”。绍元者今不可考，以曾氏记中单题其名，或为鹅湖院的高僧主持也未可知。按一般“记”寺院佛殿文体的通例： 叙述建殿经过，表彰主事者的功德，说明“记”文的始末。篇尾或归结于人事之颂扬褒奖，或旨在宣传佛学的普渡众生，待其文虽成只不过通篇是溢美之辞。曾巩偏别出心裁，单从“自西方用兵”落墨，将建造佛殿与国难当头联系起来。乍一看，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实际上作者用的是烘托映衬的手法。由首节的“记”文之通则，骤然转人飞自天外而又是人人沉痛，无法逃避的现实。作者的笔锋折转入二节，又分作三层，而起势即一跌宕处，“用兵”二字，语出惊人，曾巩循“来龙结穴”的构思之妙，起笔并不将“记”文的主旨点明，而是着意于谋篇布局的巧妙引导，一心敛气蓄势。使行文释理精微，思路畅达而又显豁文意、章法多变。由一层折转顺势引出三迭。

第一层转折连用了三个“劳于”尤见作者之匠心；“劳于议谋”，“劳于力”、“劳于赋敛”。此处分述君、臣、庶民为国分忧的种种努力。明为褒辞，其实在讲史实之中溶进了曾巩的无比愤慨。一个“自”字，点明所“劳”之患由来已久。“西方用兵”只不过是个导火索。未“劳于”之前的北宋“三冗”积弊业已耗竭了国库的存储，所谓“州县之地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上三冗三费疏》); 养兵百万，却“谓之兵而不知战者”(《挥麈录余话》)，以至号称“精锐京师”的禁军上阵，西夏人竟举手额庆，以喜禁军的不堪一击； 至于“冗费”者，有称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而“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却“不留其有余”。糜费若此，国库的人不敷出，势在必然。可见“自西方用兵”虽指患来之于外，而“三冗”之积弊早已植祸根于内了。大宋朝的“积贫积弱”非一日之寒，黎民百姓的“劳于赋敛”亦非始于“西方用兵”之时。国家的病人膏肓久矣，而君臣此刻的“劳于议谋”无异于临阵磨枪的权宜之举。“议谋”“出力”均“劳于”用兵之后，而胜负与结局已裁定在未“劳”之前。这何尝不是国家与人民的悲哀。可见此文虽一转折处已暗起波澜。

曾巩行文长于委婉曲折，穷尽事理。三处“劳于”已给人以余味，但作者又轻灵地用了连接上下文的“而”字，顺势使文章顿然又有三迭。天子“减乘舆、掖庭诸费”，大臣“辞赐钱”;士大夫“暴露其身”、材武士“秉义而死”;庶民“失其业”。三迭的笔触极细腻，具体实在，要言不烦。而用词又极精确得体，显得形象生动。天子唯“尝减”;大臣“亦往往辞”;而士大夫、材武士，农、工、商之民只能以“或”指代各成其时尚。作者选辞颇斟酌，“减费”、“辞赐钱”对于天子和大臣几同蒙耻；而“暴露其身”、“秉义而死”、“失其业”无疑是一般士民的结局。曾巩名为佛殿作记，却一味写君臣士民的应急之患，真是指佛殿而言它，却又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二层的转折是全文所揭示题旨的关键。“唯学佛之人”使笔墨终于指向佛殿与僧侣，但作者高屋建瓴，所指并不限于此“鹅湖”一院。同时不专提佛殿死物，偏讲“学佛活人”，委婉迂回，步步逼近了题旨所在。以一组针对性鲜明的排比句揭露“学佛之人”的不以国难为患，“不劳于谋议”、“不用其力”、“不出赋敛”，只求“食与寝自如”的厚颜无耻。曾巩曾作“本朝政要策”《佛教》篇，深刻地指出：“东南之俗，游隋不职者，跨村连邑，去而为僧”的贻害非浅，所谓“古者一夫耕，三人食，尚有受馁者。今一夫耕，十人食，天下安得不重困，水旱安得无转死之民？”僧侣寺院的过于兴盛必将危及国泰民安。作者对“学佛之人”的卑视与驳难亦见于这一组排比句中。三个“不”字正对应于上文的三个“劳于”，而“食寝自如”四字仿佛勾勒出一幅“学佛之人”的漫画，既一针见血又入木三分。曾巩一生倡言辟佛。他作《梁书目录序》即批判佛家“独得于内”的观点，他视“神坛净土”的寺院如任人游览处，以“自笑粗官偷暇日，暂携妻子一开颜”(《大乘寺》)讥讽佛道。高僧绍之“来请记”，却不料曾子固的笔触一转二转，竟在佛殿记碑上雕出“学佛之人”的丑恶嘴脸来，真是神来之笔。

曾文不愧为大家风范，行文曲折自如，嘻笑怒骂皆成文章。二层的转折中亦有三迭波澜。以三“不”与“自如”为一迭，揭“学佛之人”的丑态本相；以“资其官之侈”而“天下皆以为当然”为二迭，痛斥“官侈”成习，而“天下皆以为然”，指出这就是学佛之人逞凶肆虐的根本。曾巩应允作《鹅湖院佛殿记》，正是看清了这一点。作者此时揭示题旨紧随斥指学佛之人的丑恶，正恰到好处。而“予不知其何以然”为三迭。感慨万千一起泄出。“不知何以”正是“知其所以”。话不说尽而以叹代语，其意无穷令人寻味。

行文至此，仍无一字一句记佛殿。而层层转折，处处迭起又都围绕着、照应着“鹅湖院佛殿”。作者的运文之妙也正在此。这种致力于新角度、新题旨的笔法堪为曾巩此文的风格。

作者的意犹未竟，短文的末层又作转折。直笔写“鹅湖院佛殿”之费：十万、百万、千万累之而“不可知”。一边是三“劳于”、“尝减”、“亦辞”、“暴露其身”、“秉义而死”、“或失其业”;一边是三“不”，“自如”，“官侈”，“皆以为当然”、“累之不可知”，果真是处处对比，褒贬分明。末层转折仍作三迭，累十百千万为一迭； 费广而“记其日时”为二迭以对应于“西方用兵”;而为绍元请记遂有“故云”作三迭，曾巩此文步步紧逼，又语出诙谐，寓笑骂愤怒于行文间，反而使短文收到奇效。修建佛殿。“其费如是广”，不记下这大兴土木，耗费财物，愚弄百姓的“日时”，便不能安宁，反唇相讥，曾巩此时已是出离了愤怒。所以三迭仍不忘那高僧绍元的“请记”，顺手捎带一笔，既使首尾呼应，又合乎记体文的要求，更不忘揭穿绍元的虚伪和无耻，真是“守着和尚骂贼秃”，一举三得。

《鹅湖院佛殿记》虽是篇短小简洁的杂论，但论述有力，观点鲜明。作者文思奇特，竟能从财政钱物的或糜费，或节用入笔，角度新颖，构思精妙，不仅显示了曾巩散文的高超自如，亦可证曾子固还是位善于理财的能手。难怪《宋史》本传对此犬加褒奖，所谓“巩以节用为理财之要，世之言理财者，未有及此”，而赞语竟直接出自帝王之口，可见曾巩对国家财政的“节用经制”，“出入有度”确有独到的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