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杀活动

中国历史上本来就不乏关于刺客的美谈，二十世纪初年，随着西方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传入，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逐渐趋于活跃。
无政府主义者的主要斗争手段是暗杀。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之后，小资产阶级所受到的排挤和压迫加强，各国无政府主义者以单独斗争相号召，在许多国家内多次进行暗杀。其中，尤以俄国民粹党人为最著，对中国革命党人的影响也最大。
同盟会成立后，沿袭军国民教育会的做法，建立了专门的暗杀团体，聘流亡在日本的俄国“虚无党”人为教授，黄兴、秋瑾、黄树中、汪精卫等均曾加入学习。1907年4月，《民报》在《天讨》增刊中全文发表了吴樾的《暗杀时代》。同年，东京出现《天义报》,巴黎出现《新世纪》,二者均为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刊物，同时鼓吹“以暗杀为首务”^[1]。这以后，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频繁起来了。
暗杀活动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他们热心革命，但轻视群众力量，缺乏韧性，不愿意长期做艰苦、细致的工作，总想找个“最快最捷”的“速成法子”^[2],企图以炸弹吓倒敌人。此外，在革命遭遇挫折时，由于丧失信心，他们也常常倾向于实行暗杀，一拼了事。
1.刘思复炸李准
刘思复(1884—1915),广东香山(今中山)人。1904年留学日本，次年8月加入同盟会，1906年至香港主编《东方报》。当时，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日以拿捕党人为能事”,革命党人视之为大敌，决议除去。刘思复在日本时曾向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学习制造炸药，便以炸李事自荐，得到冯自由、汪精卫的赞同。同盟会香港机关部并派朱执信、胡毅生等人协助。
1907年6月初，李准镇压黄冈、七女湖起义后班师回广州，冯自由、胡汉民等计议乘机诛杀立威。同月，刘思复赶赴广州，准备于李准赴总督衙门参谒时截击。11日晨，刘思复装配好炸弹，不料出门时发生爆炸^[3],面部受伤，左手五指全废。岗警闻声赶来，发现铁弹。审讯时，刘思复自称为李德山，因试验化学受伤。清吏虽怀疑为革命党，但得不到确切证据，判令解回香山原籍监禁。1909年经陈景华营救出狱。
2.汪精卫等炸载沣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常常经不住失败的考验。镇南关、河口诸役失败后，在东京的部分同盟会员中滋长了沮丧情绪，日渐消沉。为了振作精神，黄树中、汪精卫等企图“藉炸弹之力，以为激动之方”^[4]。
1909年8月，端方由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拟经汉口由京汉铁路北上。黄树中、喻培伦等即赶赴汉口，密谋暗杀。因端方改由海道赴津，便将炸药留给了孙武。
其后，同盟会内部矛盾加剧，汪精卫极为灰心。他不听孙中山等人的劝阻，邀约黄树中、喻培伦、黎仲实、陈璧君等前往北京从事暗杀。
10月，黄树中首途入京建立机关。11月，汪精卫写信给胡汉民及南洋革命党人，表示其孤注一掷的拼命主义决心，说：“此行无论事之成否，皆必无生还之望。”“弟虽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5]。1910年1月，汪精卫、喻培伦等先后抵京，在琉璃厂开设守真影相馆以为掩护，并在东北园租赁一屋，作为集合同志的场地。
最初，拟炸庆王奕劻，因戒备很严未行；准备改炸从欧洲考察海陆军归国的贝勒载洵、载涛，也未得手。最后，决定炸摄政王载沣。为了加大炸力，在骡马市大街鸿太永铁铺铸造了一个可盛四五十磅炸药的“铁西瓜”。
自3月21日夜起，黄树中、喻培伦即在什刹海附近的银锭桥下埋设炸弹。23日夜被人发觉，黄树中等匆匆返回。经连夜集议，推喻培伦重购炸药，黎仲实、陈璧君往南洋筹款，再谋进行。
清政府得报后，以“铁西瓜”为线索追查。4月5日，北京警厅逮捕黄树中和汪精卫。审讯中，汪精卫写了长达数千言的供词，声称“立宪不可望”,“欲达民主之目的，舍与政府死战之外，实无他法”^[6]。
载沣本拟处死汪、黄，因同盟会员程家柽正在肃王善耆府中任家庭教师，他对善耆说：“国家如杀汪、黄，则此后党祸日夕相寻，非朝廷之福。”善耆也因为清政府正在标榜立宪，为收买人心，以从轻处治为有利。便劝说载沣将汪、黄交法部永远监禁。
狱中，汪精卫写过几首诗，表现很慷慨，有杀身成仁的样子。实际上，他享受着较一般犯人远为优厚的待遇，肃王善耆、贝子溥伦都曾到狱中去探视他。随后，汪精卫就逐渐被软化了。
3.邝佐治刺载洵
1910年11月，满族亲王载洵赴美，考察军政，经三藩市(旧金山)登陆，华侨厨工邝佐治怀枪行刺，被美国政府逮捕。
邝佐治，广东新宁(今台山)人。1879年生，原名霖，抵美后，因仰慕华盛顿，改名佐治。劳动余暇，喜阅新学书报。1909年在旧金山加入李是男等组织的少年学社。次年加入同盟会。当载洵乘车抵达屋伦站时，邝佐治混身人丛中，正拟从裤袋取枪，被侦探逮捕。
按美国法律，怀枪无罪。邝佐治并未拔出手枪，如本人否认，罪案可以不成。当时，旅美同盟会员也已聘请了律师，准备为邝辩护。但邝直认谋刺不讳，声言：“此次满洲皇族载洵来游美国，并非为中国谋公益，实欲兴建海军，以压制革命党，使汉人受满酋束缚。我闻其来，早已密购手枪，立意杀之，以除国家大害。”并称：“我既决心为国牺牲，虽坐电椅而死，亦毫无悔意。我料我死后必有无数之我继续进行。”^[7]结果，被判徒刑十四年。入狱之际，数千人送行，甚至有人高呼佐治万岁。1912年被释放出狱。
4.温生才刺孚琦
温生才，字练生，广东嘉应人。1870年生。自幼家贫，长期投身行伍当兵，后卖身往南洋霹雳埠作工。因阅读《扬州十日记》等书，反清思想勃发，参加同盟会。后来又听到孙中山演说三民主义，非常信服，立意为排满献出生命。1909年，参加南洋华侨所组织的暗杀团^[8]。
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前，温生才曾立意谋刺广州将军增祺，因无炸药作罢。1911年3月底，由香港再次到广州，谋刺广州将军孚琦。在给怡保同盟会李孝章、李源水、郑螺生等人的信中，他说：“看满贱种太无人道，恨火焚心，时刻不能耐。自从徐、汪二君事失败后，继起无人。弟思欲步二君后尘，因手无寸铁，亦无鬼炮，莫奈何，暂忍。能得手有鬼炮时，一定有好戏看。弟心已决，死之日即生之年，从此永别矣！”^[9]
4月8日，华侨飞行家冯如在广州燕塘表演飞机，广州将军孚琦等以下官吏都前往观看。温生才在东门外一茶馆伺候至傍晚，见有卫队前后护拥，呵道而来，知是孚琦到，便突然冲出，排开卫队，左手攀轿，右手出枪。卫队、轿夫惊逃四散。温生才连击四枪，于孚琦毙命后缓步向东校场走去。途中，被尾随的巡警等人所捕。
审讯中，温生才谈笑自若。清吏要他招供，温云：“晚饭未吃，懒得说话。”清吏送来饭菜，温随吃随谈：“与孚琦并无仇怨。不过近来苛细杂捐，抽剥已极，民不聊生，皆由满人专制，害我同胞。故欲先杀满官，后杀满族，为四万万国民申气。”清吏讯以同党，答云：“此系一人所作之事，并无同党。”清吏吓以刑法厉害，温轻蔑地答道：“何不将来试呀？”4月11日，李准提讯，问至行刺情形，温眉飞色舞，双手拍腿，声言放第一枪见各卫队走散，心甚畅快，后连放三枪，见均中要害，更为欣慰。李准问及同党及主谋姓名，不供；施以严刑，仍不供。
4月15日在赴刑场途中，温生才大声说：“今日我代同胞报仇，各同胞务须振奋做人方好！”随即被害。
5.林冠慈、陈敬岳再炸李准
1909年冬，刘思复自香山狱中获释，来到香港。次年，汪精卫、黄树中谋刺载沣被捕，刘思复大愤，与朱述堂、谢英伯、高剑父等组织支那暗杀团。该团初次宣誓时，厅堂四周围以黑布，中间置一圆桌，围以白幔，上放一骷髅头，旁边燃着一支白蜡烛，宣誓者须在烛影摇红中独对骷髅三分钟，由主盟者宣读暗杀团宗旨和方略^[10]。团员分执行员、辅助员两种，入团者最少须经一个月以上的考察。陈炯明、李熙斌、李应生、徐宗汉、林冠慈等陆续加入。
林冠慈，原名冠戎，广东归善人。农民出身。少年时在田间目睹催租官吏欺压乡民，非常气愤，便买了一把快刀，准备为老乡报仇。后来听人谈起俄国虚无党人用炸弹暗杀官僚贵族的情况，非常羡慕。这以后又听说孙中山创立了革命党，便只身走香港，多方寻访，加入支那暗杀团。
“三二九”之役失败，暗杀团决议先除去粤督张鸣岐和水师提督李准，林冠慈自动申请任执行员。临行前，同志们为他饯行，他慷慨陈词说：“我以身许国，早视死如归。此行无所系念，老母在家，不及一面为憾耳！”1911年7月末，抵达广州，为纪念母亲，易名冠慈。
当时，除林之外，陈敬岳和商人出身的同盟会员潘赋西等也担负着暗杀张、李的任务。8月13日午后，侦悉李准由城外水师公所入城，三人便分头出发。林冠慈将炸弹藏在茶箩里，在双门底一货摊旁假装购物，当李准乘轿经过时，林连掷两弹，李准被炸倒，折断两根肋骨，未死。不幸，林冠慈本人却牺牲了。
在李准由公所入城时，陈敬岳自天字码头尾随至大南门。林冠慈掷出炸弹后，陈乘人群纷乱之际行至育贤坊，岗警见他西装剪发，手持沉重的吕宋烟箱，发生怀疑，上前盘问。陈正拟抛掷炸弹，巡警纷纷赶到，陈被捕，至11月7日被杀。
6.李沛基炸凤山
“三二九”之役后，拚命主义情绪也感染了黄兴。他在港多次表示：“革命与暗杀二者相辅而行，其收效至丰且速。”^[11]“此时党人惟有行个人暗杀之事，否则无以对诸烈士。”^[12]他闭门谢客，专事准备，拟一死拚李准。消息为同志得知。孙中山、冯自由、美洲致公堂、《少年中国晨报》等纷纷函电劝阻，并有人愿代行暗杀之职。
其后，黄兴得到孙中山资助，组织东方暗杀团，派李应生、李沛基、周之贞、黄悲汉等至广州，于李准必经之地南关仓前街开设成记洋货店，贮弹以备。但李准自被炸后，深居简出，一时无从下手。适逢清新任广州将军凤山南来，黄兴决定改以凤山为对象。为万无一失，改用重型炸弹，其中并配置毒药。因配药时李应生晕倒，由其弟李沛基代。又因炸弹过重，特制一斜板将炸弹置于屋檐下，系以长绳。布置就绪，“洋货店”择日开张。10月25日，黄兴电告：“凤山即日到省。”店中人陆续离去，仅留李沛基。当凤山乘肩舆经过店前时，李沛基割绳，炸弹下落。轰然一声，凤山立即毙命。李沛基也被震仆，见事成，从灰砾中爬出来，从容离开。
暗杀活动是十分危险的事业。二十世纪初年的爆炸技术还处在很幼稚的阶段，暗杀者从制药起就必须把个人生死完全置之度外。在上述事例中不少人确实表现了视死如归的无畏精神，但是，革命是阶级之间的斗争，这种基于个人恐怖的斗争方式不可能推翻反动政权，更不可能摧毁反动的社会基础。1911年春，美洲《少年中国晨报》发表社论说：“革命党者，必当以大起国民军，组织军队为唯一之方针。”“吾党之所求者，在废灭鞑虏清朝，创立中华民国，事业伟大，断非区区暗杀一二元凶大恶所能有济者。”^[13]这一段比较正确的言论显然是有针对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