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杀活动

中华革命党发动三次革命，在致力于以武力讨袁的同时，还采取了暗杀行动。狙击暗杀，往往是革命党人用来作为军事冒险的补充手段。特别是当革命处于低潮，发动起义困难重重，一筹莫展之时，暗杀活动更被视为快速有效的歼敌捷径。许多党人认为，通过暗杀，“既可以促成反动统治内部之混乱，又可以振奋民心士气”^[1]。为此，中华革命党人组织了“中华铁血模范新军炸弹暗杀团”^[2],还在广州成立了敢死队、炸弹队，进行了多次暗杀活动。
1.钟明光行刺龙济光
自1914年末中华革命党发动了“讨龙之役”后，袁世凯恐革命党在广东再举暴动，一再电令龙济光“严加防缉，而杜祸萌”。龙济光乘机大肆搜捕党人，并再三表示：“乱党之谋，注重在粤，诚如钧示，济光仰蒙付托之重，敢不殚诚竭虑，力保治安。”^[3]龙济光媚袁惟恐不周，当袁氏承认“二十一条”后，他竟不顾举国一致反对，仰承袁氏意旨，电请“提灯庆贺”。革命党人闻龙此举，“愤不欲生，切齿誓杀龙以儆凶顽”^[4]。再加上龙济光督粤多年，苛捐杂税，贩烟开赌，纵兵淫掠，杀戮党人，无所不为。革命党人李作汉、罗刬湖、李稚陶、钟明光与丘汉苗女士等结义，组成暗杀团，专以刺杀龙济光为己任。他们最初计划采用手枪为狙击武器，但钟明光认为手枪远程射击，命中困难，主张采用炸弹，并慷慨表示：“必要时愿与龙贼同归于尽。”^[5]
5月末，暗杀团准备就绪，开始侦查龙氏行踪，伺机进行。但龙济光自知在粤与民结怨甚深，党人必欲先除之而后快，因而行踪诡秘，深居简出。革命党人潜伏多日，也未得手，便改变主意，先杀龙氏之兄龙觐光。龙觐光任广惠镇守使兼陆军一师师长，是龙济光的主要帮凶，先杀他即是断其左膀右臂。暗杀团乔装成小商贩，肩挑瓜果、杂货，将炸弹藏在箩筐中，在将军署镇守使署一带叫卖，但在外巡候数日，仍未得时机。
7月11日，广东大水成灾。15日，油行又起大火，火苗随着漂在水上的浮油，顺河而下，延及船艇，惨声四起。龙济光深恐局势生变，在严密的保卫下，前呼后拥，到龙觐光处察看。暗杀团利用这难得的机会，由钟明光“托名摆卖卤酸菜为业”^[6],潜伏在龙济光必经之路。17日，龙济光一行路经积厚坊时，钟明光从容扔出炸弹。炸弹威力巨大，当场炸死炸伤龙氏卫士及路人各十余人^[7]。遗憾的是龙济光在护卫包围之中，仅伤其左足。钟明光不幸被执，凌迟而死。
2.杨玉桥行刺薛大可
北京《亚细亚报》是帝制派的御用宣传机关，平日鼓吹帝制，不遗余力。该报总理薛大可为进一步扩大帝制宣传，特在上海筹设该报分馆，定于9月10日出版。革命党人杨玉桥闻讯，怒不可遏，欲置薛大可于死地，以张正义。
9月11日晚7时许，杨玉桥携炸弹潜至报馆，向馆内投掷炸弹，当场炸死三人，伤数人，但薛大可未被炸死。杨玉桥被英捕抓获，后由上海镇守使郑汝成引渡入狱。革命党人萧美成急欲营救，亦因走漏消息而被捕。12月23日，两位志士在沪殉难^[8]。
3.吴先梅行刺蒋士立
袁世凯以中华革命党为心腹大患，特派变节分子蒋士立携巨款五十万元到东京，与驻日本公使陆宗舆共商分化瓦解中华革命党的对策。他们以资送回国、予以政治地位、送到国外休养、予以优裕生活费和补给留学官费的办法来引诱革命党人叛变自首，并规定凡党人前来办理自首手续，须检讨过去讨袁大逆不道，写下“犯上作乱，天诛地灭”^[9]的誓词，还要定期汇报党内消息及党人行踪。
当时麇集东京的革命党人，多数生活贫困，在敌人金钱收买之下，一些意志薄弱之徒堕志变节，奔走于蒋士立的门下。叛徒的出现，搞得中华革命党内气氛紧张，人人自危，甚至隔几天未见面的朋友，也怀疑是否被收买了。孙中山也觉察到，“吾党秘密事，何以袁政府总能得消息？”^[10]为制止这种腐蚀剂在党内蔓延，孙中山召集居正、田桐、廖仲恺、谢持、覃振商讨对付办法。这时湖南青年党员吴先梅自告奋勇，向覃振提出，愿负除害具体责任。覃振赞同吴先梅的意见，决定派其刺杀蒋士立。
覃振的同乡湖南岳阳人周鳌山是蒋士立的爪牙，为蒋收买党人四处奔走，深得蒋的信任。某日周往访覃振，因覃振不在，便留下一张便条。覃振就仿效周的字体，假冒周的名义写一便条伪称向蒋引见自首党人。1915年10月17日晚9时许，吴先梅持便条赴蒋士立赤坂寓所，诡称有要件面交。蒋以为是党人前来自首，同秘书一起下楼会见。吴先梅因事先见过蒋的照片，蒋刚进接应室门口，即拔枪射击，一弹贯通蒋的右胸，一弹伤腹，蒋应声倒地^[11]。吴先梅见目的已达，快步走出蒋宅，并举枪大呼：“杀袁探，我革命党也。”^[12]随即趁雨夜飞驰而去。事后，在孙中山、陈其美等人的掩护下，吴先梅顺利地回到了国内。
4.王晓峰、王明山行刺郑汝成
袁世凯深知上海为全国重镇，又向为“乱党”发源地，特派心腹大将郑汝成任上海镇守使，坐镇东南。郑汝成“权谋诡谲，干练多才”。帝制发生，郑极力赞助，声言：“一身独当东南各省反对之冲。”^[13]为防备暴动，郑大肆捕杀革命党人，仅以1914年9月计，即“杀害党人八十七名之多”,成为革命党的凶恶敌人。
1915年末，陈其美与杨虎、孙祥夫等策划在上海举事。他们认为，上海为东南第一要区，吴淞要塞扼长江之口，制造局为后方重地，都是军事上的必争之地。但海军不得，则上海难下，上海不下，则东南难图。要想取上海，须先除去郑汝成，“逆酋不杀，则上海与海军二者皆不能急图也”^[14]。为此，第一目标是刺杀郑汝成。
11月8日，陈其美获悉日本大正天皇于10日举行加冕典礼，驻沪日总领事署将开会庆祝，郑汝成必定要亲往祝贺。陈其美认为这是绝好的机会。9日，他召集党人在法租界萨坡赛路十四号开会，周密安排了狙击郑汝成的具体方案。凡郑可能经过的地方，都派同志埋伏于路口：吴忠信领安徽同志在十六铺，江、浙同志在跑马厅，谢宝轩等在黄浦滩，马伯麟、徐之福等广东同志在海军码头，各路分头前往，准备伺机伏击。英租界外白渡桥是最重要一处，不但离日署近，是郑汝成必经之地，而且车辆在此须转弯慢行，最利于伏击。陈其美考虑再三，决定派干练沉勇、射击术娴熟的王晓峰、王明山担此重任。因这次行动事关重大，陈其美特于11月9日会见他们二人，问道：“欲在沪发难，必先杀郑汝成，故杀郑既所以倒袁，亦既所以存民国也，二君之意谓何？”二人慨然许诺，表示：“郑不诛，袁不孤”,“必誓死以奉公命”^[15]。
10日上午10时半，各路伏击人员携炸弹、驳壳枪与五百发子弹分头出发。王晓峰、王明山与孙祥夫潜伏于白渡桥北墩三四丈处。郑汝成知近期风声甚紧，出动倍加警惕，故意改变原来路线，绕道乘汽艇至汉口路外滩登岸，换乘汽车。因此，各路均未遇到郑的车队。11时许，郑的汽车行至白渡桥北墩，车速转缓，将上桥脊，孙祥夫认定身着黑披肩、大礼服者是郑汝成，急发令执行。王明山立即向郑的汽车投去一枚炸弹，但因用力过猛，炸弹落在车后。郑的司机见事危急，想加速急驶而逃。王明山眼明手快，又冲上前去，投出第二枚炸弹，命中车的后身，郑汝成在车中被震得失去知觉。王晓峰趁势跳上车缘，左手握车栏，右手提驳壳枪，对准郑的头部连发十枪。因射击距离近在尺寸，郑汝成立刻脑浆迸裂，头若蜂巢，当场毙命。王晓峰将郑击毙后本可逃脱，他却再次验明正身，见目的已达，放声大笑，立桥头演说一分钟，从容被捕。受审时，二位壮士侃侃而谈：“郑汝成辅袁世凯叛反民国，余等为民除贼，使天下知吾人讨贼之义，且知民贼之不可为。”^[16]但当法官再三盘问主使人及同党时，二人“坚不吐实”^[17],只是自豪地说：“吾为祖国立一大功，虽死无憾。”^[18]12月7日，二人在上海被害。
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往往以暗杀作为打击敌人的一种手段。虽然靠暗杀不可能从根本上推翻袁世凯的反动政权，暗杀的作用也远不如革命党人想象的那样巨大，但从客观上看，成功的暗杀的确打击了敌人，鼓舞了士气，为武装起义创造了一定的有利条件。对郑汝成之死，袁世凯“大为伤感，辍会终日”^[19],并下令“追赠郑汝成一等彰威侯”^[20]。而革命党人却为之振奋。孙中山深表敬佩地说：“此等气魄，真足令人生敬，沪去此贼，事大可为。”^[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