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建立广田内阁法西斯政权

日本法西斯势力通过一系列恐怖事件更迭内阁，于1936年3月建立军人法西斯专政，从而大大加速了发动全面侵略战争的步伐。
1929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给严重依赖国际市场的日本经济以极大打击，1万多家中小企业倒闭，300万工人失业，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贸易缩减了70%,农民约有2/5破产，不少地方出现饥荒，造成大批死亡。这种情况导致日本阶级矛盾极端尖锐化，城市劳资争议急剧增加，工人罢工此伏彼起；农村租佃纠纷也屡见不鲜，农民不断掀起反抗地主的斗争。在斗争中工会组织和佃农协会纷纷建立，到1931年有组织的农民已达30万，1932年工会组织已发展到830个。日本共产党在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为了摆脱政治经济危机，日本统治集团在垄断资产阶级和法西斯势力的支持下，选择了对内实行独裁统治、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法西斯道路。当时日本的经济命脉掌握在三井、三菱、住友等十大财阀手中，他们急于到国外扩大市场，掠夺原材料，富有侵略野心，不满历届政党内阁的治理，企图扩大军部(包括陆军省和海军省等)权力，主张加快扩军备战的步伐。日本的法西斯势力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就产生了，他们主张以天皇为中心，强调军部作用，鼓吹发动战争，征服全世界，“执世界联邦之牛耳”。经济危机爆发后，日本法西斯组织先后建立几百个，活动日趋猖獗。他们标榜保护工人和国民的权利，实行工人参加企业管理和8小时工作制度等，具有很大欺骗性。而日本军部就被以主张皇道主义的法西斯势力所把持，他们声言“军人干预政治是理所当然的”,“政党是日本国民公敌”,图谋推翻政党内阁，建立独裁政权，以放手发动侵略战争。
1930年11月，日本法西斯组织“爱国社”分子在军部支持下刺杀首相滨口雄幸(民政党首领)。在若规礼次郎政党内阁时期，军部法西斯势力转变策略，用侵略中国的战争行动来提高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以推动国内的法西斯化。1931年9月18日夜，驻中国东北的日军制造借口，突然向中国驻军发动进攻，制造了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随后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于1932年3成立“满洲帝国”。
日本对中国发动的不宣而战的侵略战争得手后，以军部为首的法西斯势力更加嚣张。若规内阁因解决不了财政危机，被迫于1931年12月下台，接着由政友会组阁，成立了以犬养毅为首相、陆军大将荒木贞夫为陆军大臣的新政府。尽管内阁中大大加强了军部的势力，仍不能满足其扩大战争的急迫愿望。1932年5月15日，少壮派军人和军人法西斯组织“血盟团”成员闯入首相住宅，杀死首相犬养毅，同时还袭击了警视厅等政府机关，企图迫使政府发布戒严命令，成立军人内阁，强化军国主义体制。“五·一五”暴乱平息后，成立以海军大将斋藤实为首的所谓“举国一致”的内阁，荒木贞夫仍留任陆军大臣。这样，两次世界大战间出现的政党内阁从此告终。斋藤实内阁虽然还有政党出身的大臣，实际上只是装璜门面而已。在斋藤实和随后接任首相的冈田启介内阁时期，日本进一步建立了以军需生产为中心的经济体制，加紧掠夺朝鲜和中国东北的资源，使日本军国主义经济迅速发展，早于欧洲各国渡过了不严重的经济危机。
随着军部势力的发展，其内部也产生了矛盾。他们在推行法西斯化和对外扩大侵略的总目标上是一致的，但在如何控制政府权力和扩军备战的速度等问题上分成两大派别。以东条英机等为首的“统制派”,原先也主张用武力建立军部独裁，但自“九·一八”事变后，认为有可能通过自上而下的合法途径实现独裁，因此反对搞流血政变。以荒木贞夫等为首的“皇道派”,则一贯坚持武装政变，由天皇掌权，建立军事独裁政权，迅速扩大侵略战争。1936年2月26日，由22名“皇道派”青年军官率领1500名陆军士兵举行政变，占领政府重要机关，袭击高级官员住宅，杀死前首相斋藤实和现任的内阁大臣、财政大臣及教育总监等多人，并向陆军大臣荒木贞夫提出“兵谏”,要求成立“军人政府”,建立军事独裁。但由于军阀集团内讧，政变未能得逞。直接参与“二·二六”政变的80余名军人受到惩罚，其中17名为首分子被处决。从此以东条英机为首的“统制派”在军队里占了上风。1936年3月9日，原任外相的法西斯分子广田弘毅(二战战犯，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在“统制派”的支持下组阁，任首相兼外相，完全听命于军部，宣告了日本法西斯政权的确立。
广田内阁对内加强法西斯统治，取缔一切集会结社活动，颁布书刊管理法、思想犯保护观察法等法西斯法律，加紧扩军备战。在1936年8月内阁通过的《基本国策纲要》中，公然提出为谋求“帝国的生存和发展”,稳步地向海外扩张，在“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指中国)的地位”同时，“向南方海洋发展”的侵略计划。同年11月，日本和德国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一年后意大利也加入这个协定，结成了侵略同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