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小史

李伯元著，六十回。光绪癸卯 (1903) 五月 《绣像小说》创刊号至乙己 (1905) 第五十六号连载。

在众多的晚清小说中，《文明小史》一向受到推崇，它从全民族的角度描绘了面对来自西方的文明的冲击，所呈现出来的既主动引进，又强烈反弹的复杂图景。
《文明小史》在楔子中，针对 “老大帝国，未必转老还童”与 “幼稚时代，不难由少而壮”两种对时势截然相反的观点，借 “太阳要出，大雨要下”为喻，说出了自己的判断：“据在下看起来，现在的光景，却非幼稚，大约离着那太阳要出、大雨要下的时代，也就不远了。”从晚清新小说发展史看，李伯元是头一个把 “文明”作为鲜明主题的作家。《文明小史》的伟大价值，不仅在于及时而形象地传达出在改革形势下，“人心鼓舞、上下奋兴”,对未来充满憧憬的历史势态，而且在于以写实主义的笔法，深刻地揭示出引进西方文明的曲折繁复、引进与反弹相互交错，从而显示了作者高于时人的深邃的洞察力和卓越的预见性。
小说既以文明为 “小史”之名，勾勒闭塞不通的中国如何“卷到文明中来”的历史过程，自然是作者给自己提出的第一个使命。毛泽东说：“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在小说中，到东洋寻觅文明自由的聂慕政 (三十五回)、自费至西洋考察工艺的饶鸿生(五十一回),都堪称走向世界的代表人物，但小说并没有从他们开始落笔；在中国辽阔的土地上，地处东海之滨、长江之口、申江之畔的上海，是引进西方文明、开始近代化进程的地方，小说中劳航芥说： “中国地方，只有上海经过外国人一番陶育，还有点文明气象，过此以往，一入内地，便是野蛮所居，这种好世界是没了。”(四十七回)但小说也没有从上海的变化入手。《文明小史》的故事，是从湖南永顺府开始的，顺着湖南—湖北—江南—上海，亦即从闭塞到渐次开放、野蛮到渐次文明的地域的次序来开展情节的，自在山民在第一回的评语中说：“书曰文明，却从极顽固地方下手，以见变野蛮为文明，甚非易事。”从引进文明的次第看，这种安排是倒置的，作者在结构上作这样的处理，恰是为了重现中国 “卷到文明中来” 的历史轮廓，因为闭塞、野蛮地方的今天，就是开放、文明地方的昨天。
小说写湖南永顺府僻处边陲，民俗浑噩，“所有百姓都分布在各处山凹之中，倚树为村，临流结舍，耕田凿井，不识不知”,这个“除睡觉吃饭之外，其余一无事事”,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的地方，忽然闯进来几个外国人，千百年来固有的安谧宁静，一下子被冲破了，一成不变的旧有秩序，也被彻底搅乱了。来到永顺府的外国人，原来是意大利的矿师，“只因朝廷近年以来，府库空虚，度支日绌，京里京外，很有几个识时务的大员，晓得国家所以贫弱的缘故，由于有利而不能兴。……更有两件天地自然之利，不可以考求的，一件是农功，一件是矿利，倘把这二事办成，百姓即不患贫穷，国家亦自然强盛。所以那些实心为国的督抚，懂得这个道理，一个个都派了委员到东洋考察农务，又从外洋聘到几位有名矿师，分赴各府州县察看矿苗，以便招人开采。”这本是“取外国之长，去中国之短” 的纯属技术引进的好事，不想因了一些区区小事，竟惹出了在现代人看来几乎不可思议的种种纷扰。
在永顺府全体居民中，知府柳继贤大约是唯一稍稍通达外务的人物，可是当他听报来了三个外国人，且客店又打碎了外国人的洋磁碗时，他的头一个强烈的反应是： “弄坏外国人的东西，是要赔款的！”为了应付这突发的 “交涉大事”,他停止了武考，且立即登门拜会，以收“柔远的效验”。就柳知府来说，与其说是“媚外”,不如说是为了脱卸干系，这有他向首县说的话为证： “等到出了界，卸了我们的干系，那怕他半路被强盗宰了呢！”于此可见，提倡西学、讲究外交这样一些引进西方文明的识时务的政策，实际上不曾为处于旧的官僚体制中运行的多数官吏所认识和接受。他们看到的，只是“外国人正在旺头上，不能不让三分”,因而只注重于表面的敷衍和周旋，以保全自己的职位。以柳知府之精明练达，意大利的矿师在他眼中间不是单个而是具体的外国人，而是易惹麻烦、难以应付的洋人整体中的一员，而察看矿苗、招人开采这样一桩“为国兴利” 的新政，在他头脑中竟然没有获得任何积极的响应，就是毫不足怪的了。
对于广大文化素质极低、扦格不通的乡民来说，洋人的探矿，则被理解为一场完完全全的骗局。出于对洋人侵侮的仇恨，郁积在他们心底的排外情绪是极其盲目而顽强的。开矿同千百年来有关“风水”的迷信，一时成为绝不相容的事情：祖坟在山上的，害怕“创坟见棺，翻尸掏骨”;住在山下大门紧对着山的，又恐于“风水”有所关碍。因暂停武考而心生怨望的一班武童，又散布谣言，说官府要把一府的山水通统卖给外国人，愤激的民众喊出：“先到西门外打死了外国人，除了后患，看他还开得成开不成矿？”“先去拆掉本府衙门，打死瘟官，看他还能把我们的地方卖给外国人不能？”一时聚起四五千人，以致激起一场民变，打洋人，冲官府，闹得难以收拾，一场以兴利为要旨的探矿活动，终于在多种因素的冲突中归于夭折。
真正促使永顺府的士人接触西方文明的，却是新任知府傅祝登的滥肆株连，“聚众会盟，谋为不轨”的罪名，逼得秀才刘伯骥避难教堂，与传教士建立了个人的友谊。小说第八回，写了一座高岗上相互对峙的古庙和教堂，这两座建筑物，毋宁是中西文化相互对立的象征。庙中的老和尚，尽管受过刘伯骥父母的布施，但对于这位连行李也没有的人，自不免怀有疑心，他所贪图的，只是洋钱； 当刘伯骥因寒气所感，生起病来时，老和尚方懊悔不迭，词色之间摆出一副讨厌他的意思来。而教堂中的洋教士，不但能说中国话，读中国书，与刘伯骥十分投契，一旦知悉刘伯骥朋友被拿、自身落难的真情，便以 “上帝以好生为心，我受了上帝的嘱咐，怎么可以见死不救”的基督教式的人道主义感情，挺身而出。关于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以往那种一概斥之为文化侵略的观点，是不免失之偏颇，当然，我们也不必无条件地赞同 “外国人中间唯有基督教传教士到中国来不是为了获得利益，而是要给予利益”的说法。从小说的具体情节看，洋教士所凭恃的，自然还是不平等条约所授予的插手中国教徒诉讼案件的特权，但由于此时矛头所向，是盘剥百姓的贪官，且解救清白无辜的好人于虎口之中，又不惮跋涉之苦，送他们至万国通商文明之地，以为增长学识和他日建立功业的基础，这种对于中国文明事业的推进之力，终是值得肯定的。
外国矿师是湖北总督聘请来的，随着刘伯骥在洋教士保护下出走，小说把场景推移到了南北各省通道的汉口。这里的景象，同永顺府是大大不同了：“总督大人很讲求新法，颇思为民兴利，从他到任七八年，纺纱局也有了，枪炮厂也有了，讲洋务的讲洋务，讲农功的讲农功，文有文学堂，武有武学堂，水师有水师学堂，陆军有陆军学堂，以至编书的，做报的，”大大小小事情，应有尽有。在引进西方文明以振兴中国方面，总督大人是一个有心人，可惜从湖北的大势看，似乎只是他一个人在忙忙碌碌，手下的人并不能真正领悟其中的深意，他们所遵奉的，只是 “把外国人一个个都抬到天上”的礼让主义，至于下层百姓，也只是看洋人看熟了，不以为奇罢了。
唯有当作者将笔锋转到江南的时候，才开始触及西方文明的引进在底层民众心中激起的重重波澜。吴江县贾家“世代一直是关着大门过日子的”,贾子猷兄弟三个，“除非亲友庆吊往来，甚么街上，镇上，从未到过”。第一个敲开贾家紧闭大门的，竟是学台改革考试章程的告示，使贾氏兄弟心里有了 “时务掌故天算舆地”之类的新概念； 而岁考的失败，使他们明白： 形势已经起了大的变化，“小题圣手”的吊渡钩挽之法，已经不合时宜了，推而广之，“现在的事，大而一国，小而一家，只要有好法子，都可以改的”。启蒙老师姚文通又开导他们： 开发民智，全在看报，兄弟三个于是一天到夜，足足有两三个时辰用在上海出的时报、旬报、月报上，“自从看报之后，晓得了外面事故，又浏览些上海新出的书籍，见识从此开通，思想格外发达。”江南的情形毕竟与湖南不同，在开放的格局中，占风气之先，所以西方文明能较快地获得平民百姓心悦诚服的接纳。
当贾氏兄弟随同姚文通踏上上海的土地，《文明小史》方结束了序幕，进入了场面开阔的正剧。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的发展繁荣，与近代中国的命运紧密相联。因了优越的地理位置，上海成了中国近代经济的中心，随着租界的开辟，司法行政制度、工务设施、教育政策乃至舶来的生活方式的设立和推行，上海更成了中国近代文明的中心。小说借着对西方文明充满向往之情的乡下青年的眼光，展现了上海文明的奇妙世界： 在上海，可以看到当天出的新闻纸，可以看新编的文武新戏，有可以买到新书的书坊，有可以学到新鲜知识的大小学堂，还可以会到许多维新朋友，参加以往闻所未闻的演说会……但是，在种种文明景象的背后，贾氏兄弟也很快觉察到了它的种种光怪陆离的伴生物——丑陋、鄙劣与罪恶，它们似乎都与文明纠缠到了一块，难以拆开。“热闹场且赋归来”,贾氏兄弟在经历一番体验之后，怀着不无迷惘的心情，离开了上海。不管怎么说，小说确实以形象的力量证明了： “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密闭棺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必然要解体一样。” (马克思：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 对西方文明的引进和接纳，是一种不可抵御的历史潮流，文明正在变成一种席卷中国大地的新的时尚，一种新的价值观念和一种新的人生道路。
小说既以 “小史”为名，它不仅写出了西方文明在中国由沿海到内地逐渐推开的过程，还写出了西方文明从浅层到深层接受的纵向深入的过程。
贾氏兄弟根据报上的信息，托人上省买回一盏洋灯，“那光头比油灯要亮数倍，兄弟三个点了看书，觉得与白昼无异”。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教师。贾子猷拍手拍脚地说：“我一向看见书上总说外国人如何文明，总想不出所以然的道理，如今看来，就这洋灯而论，晶光烁亮，已是外国人文明的证据。然而我还看见报上说，上海地方还有甚么自来火、电气灯，他的光头要抵得几十支洋烛，又不知比这洋灯还要如何光亮？”由此一点直观的判断，贾氏兄弟推论出凡是“外洋新到的器具”都是“文明”的，甚至不惜重价买来一大堆不知用处的外洋货，还自称自赞是“极开通、极文明” 的了。这种对于外国商品的盲目崇拜，反映了初次接触西方文明的人们的一般心态。
引进外国的机器和技术，以发展社会生产力，达到富国强兵之目的，层次自然要高得多了。湖北总督聘请外国矿师赴各地察看矿苗，以及开设纺纱局、枪炮厂，都属于这个范畴。南京开了个工艺局，不想“制造出来的货物，总还是土样，不能改良，因此制台想派一个人到外国去调查有什么新法子，回来教给这些工匠等，他们好弃短用长，顺便定几副机器，以代人力”。年轻的富家子饶鸿生被派往东洋考察，他却主动表示：“东洋的工艺，全是效法英美，职道这趟，打算先去东洋，到了东洋，渡太平洋到美国，到了美国，再到英国一转，然后回国。一来可以扩扩眼界，长长见识，二来也可以把这工艺一项，探本穷源。”(五十一回) 由请进来，到派出去，终是一个大的进步。
先进的社会生产力，是以先进的科学为基础的。引进外国机器和技术，势必导致科学知识的学习和普及。饶鸿生游日本，发现那里下午四点就天黑了，半夜二点天就大亮，大觉诧异，问人方知是“日轮旋转”所致。南京制台府中诸人闲谈，说起“庚子那年日食，天津制台还给没有撤退的联军一个照会，说是赤日行天，光照万古，今查得有一物，形如蛤蚧，欲将赤日吞下，使世界变为黑暗，是以本督不忍坐视，饬令各营鸣炮放枪救护，诚恐贵总统不知底细，因此致讶，合函照会，伏乞查照。” (五十九回) 此一千古奇文，已为在座读过天文教科书的人所笑，而再以此科学道理晓谕其余各人，亦俱各点头。可见科学在与迷信的较量中，已经开始占据上风。
紧闭的大门既已打开，随之而来的，就不只是现成的洋货和纯粹的技术，西方的生活方式乃至意识形态，也必然如潮水般涌来。在和洋人打交道的时候，“出洋相”,乃是体察西方生活方式的最好学校。永顺府首县去拜会洋矿师，错伸了左手，那矿师便不肯同他拉手，他这才明白，外国的 “礼信”是应该拉右手的； 饶鸿生在轮船大餐间喝了咖啡，把羹匙仍旧放在杯内，许多外国人都对他笑，仆欧方告诉他，羹匙是应该放在杯子外边的碟子里的。诸如此类的规矩，不过是不同民族的生活习惯，并无高低优劣之分。但西方的生活方式，确有其文明的地方，比如仆欧叮嘱饶鸿生，船上通例不准吸鸦片烟，在大餐间吃饭，千万不要搔头、剔指甲之类。姚文通在万年春吃大菜，见到一样“拿刀子割开来、红利利的”,不认得，一问方知是牛排，便说：“兄弟自高高祖一直传到如今，已经好几代不吃牛肉了。”同席的人忙解释说这是菜牛，“吃了不作孽的”,况且这牛排“我们读书人吃了顶补心的”,还有人笑他： “亏你还是个讲新学的，连个牛排都不吃，岂不惹维新朋友笑话你么？”吃牛排居然同“维新”联在一起，可见生活方式的文明与否，已经不是一个小问题了。
最带根本性质的巨变是，禁锢了中国人几千年的封建纲常伦理，已经被冲开一个缺口，“平等”、“自由”的话头，不只时时挂在维新人物的口上，而且还确实在指导着他们的行动。进过外国学堂的王济川，听先生讲如何叫做自由，如何叫做平等“犹如几年住在空山里面，不见人的踪迹，忽然来了一位旧友密切谈心，那一种欢喜的心，直从肝底里发出来。” 王济川见家童见他，“竟同百姓怕官府的样子一样”,正言说道：

论理你也是个人，我也是个人，不过你生在小户人家，比我穷些，所以才做我的家童。我不过比你多两个钱。你同为一样的人，又不是父母生下来应该做奴才的； 既做了奴才，那却说不得干些伺候主人家的勾当，永远知识不得开，要想超升从那里超升得起？ 我新近读了《汉书·卫青传》,卫青说： 人奴之生，得免笞辱足矣： 中国古来的大将军，也有奴隶出身；当他做奴隶的时候，所有的想头，不过求免笞辱，简直没有做大事业的志向，岂不可叹？我如今看你一般是个七尺之躯，未必就做一世的奴才。如来说： 诸佛众生，一切平等，我要与你讲平等的道理，怕你不懂，只不要见了我拘定主人奴才的分儿就是了。(二十五回)

以主人的身份，向奴才发布平等的宣言，在晚清小说史上，王济川是第一位典型。余小琴铰了辫子从日本游学回来，其父劝他等养长了再去拜客，余小琴遂直斥其父“顽固”,并说： “论起名分来，我和你是父子，论起权限来，我和你是平等。你知道英国的风俗么？ 人家儿子，只要过了二十一岁，父母就得听他自己作主了。我现在已经二十四岁了，你还能够把强硬手段压制我吗？” (五十六回)在余小琴“家庭革命主义”的攻势下，其父只好败下阵来。钮逢之与母亲争论婚姻问题，说：“外国人的法子，总要自由结婚，因为这夫妻是天天要在一块儿的，总要性情合式、才德一般，方才可以婚娶”,表示一定要娶学堂里的女生，因为“他既然读书，晓得了道理，自己可以自立，那个敢欺负他？再者，世故熟悉，做得成事业，讲得来平权，再没有悍妒等类的性情”。钮逢之还从世界大势来开导母亲：“如今外国人在那里要中国的地方，想出各种的法子来欺负中国，怕的是百姓不服，一时不敢动手，不好不从种族上自强起来。他们说的好，我们中国虽然有四万万人，倒有二万万人不中用，就是指那裹脚的女人说的。”在这般劝说下，其母也终于让了步。(三十九——四十回) 凡此种种有关主奴、父子、夫妻的崭新的伦理观念，显然是外国文明熏陶的产物，是对传统纲常礼教的挑战和背叛。
最高层次的文明，就晚清的时代而言，是进行全面、根本的政治改革，引进西方的政治制度，实现民主和法治，《文明小史》对此也有相当深刻的反映。志气极高的热血青年聂慕政、彭仲翔等，仰慕东洋“文明得极”,“人人都有自由的权利”,便往日本游学。在轮船上，大家议论官府不许集会演说，乃是“专制国的不二法门”,“只要弄得百姓四分五裂，各不相顾，便好发出苛刻的号令来，没一个敢反对他；殊不知人心散了，国家有点儿兵事也没人替他出力”,专制其实是害民害国的东西。但小说并没有让这班青年走得太远，他们也承认；“野蛮的自由”是不足取的，“法律自治是要的”。(三十五回)
在另一方面，小说也指出：“官府以法治人，自家也要守定法律，人家自然不议论他，这才是维新的要诀，文明国度也不过如此”。(三十六回) 小说最后一回写道：“话说北京政府，近日百度维新，差不多的事都举办了。有些心地明白的督抚，一个个都上条陈，目下有桩至要至紧之事，是什么呢？就是立宪。‘立宪’这两个字，要在十年前把他说出来，人家还当他是外国人的名字呢。于今却好了，士大夫也肯浏览新书，新书里面讲政治的，开宗明义，必说是某国是专制政体，某国是立宪政体。自从这 ‘立宪’ 二字发见了，就有人从西书上译出一部《宪法新论》,讲的源源本本，有条有理，有些士大夫看了，尚还明白‘立宪’二字的解说。这时两湖总督蒋铎上了个呼请立宪的折子，上头看了很为动容，就发下来叫军机处各大臣议奏。”由 “百度维新”到立宪，亦即将改革的全部要旨归结为变专制政体为民主政体，确乎是一个本质的飞跃。
有关法律的新认识，还被用到维护国家主权的方向。小说中的颜轶回，向被看作梁启超的化身，且被视为否定的形象，理由是书中以揶揄的笔墨写出了他的热衷功名，以及“猫四足者也，狗四足者也，故猫即狗也”的文风，其实书中的颜轶回，颇有政治远见，他看到列强各国在经济上着力对中国实行 ‘无形瓜分”的危险，并且指出：“现在中国，和外国的交涉日多一日，办理异常棘手，何以？ 他们是横着良心跟他们闹的，这里头并没有什么公理，也没有什么公法，叫做得寸即寸，得尺即尺。你不信，到了中国，把条约找出来看，从道光二十二年起，到现在为止，一年一年去比较，起先是他们来俯就我，后来是我们去俯就他，只怕再过两年，连我们去俯就他，他都不要了。”(四十六回)颜轶回凭借国际公法替国家办交涉、争权利的主张，在小说中并非绝无仅有。第三十八回写外国兵擅自驻扎诸城县北门，又放纵兵丁醉酒闹事，翻译钮逢之对县令说：“倘然依着公法驳起他来，不但不该扰害我们的地方，就是驻兵也应该商量在先，没有全不管我们主权，随他到处乱驻的道理，这不是成了他们的领土了么？只要东翁口气不松，我可以合他争得来的。”
要之，有关西方文明的引进从浅到深的各个层面，《文明小史》可以说都写到了，作者是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的。
西方文明的引进和接纳，不是径情直遂、一帆风顺的。来自各个方面的意志力量，都对引进文明的过程，施加了影响，因而导致引进与反弹的交错，呈现为抵制、扭曲与质变等不同形态。《文明小史》的作者在这一方面，尤其显示出了驾驭繁杂事态的大手笔的才能。
中国的贫弱，乃是西方列强入侵掠夺所致，而欲要转贫弱为富强，又唯有向西方取法学习。在中国人面前，“洋人”扮演了 “强盗”与“先生”的双重角色，这种局面是令人难堪的。在一般情况下，民族的情绪会压倒理性，连开始讨好于洋人的柳知府，一旦见事情闹大。存下了一个丢官的念头，忽然强硬起来，道：“我现在别的都不气，所气的是我们中国稍些不如从前强盛，无论是猫是狗，一个个都爬上来要欺负我们，真正岂有此理！”就非怪广大民众要义愤填膺了。但是，正当的民族情绪，因了历史的缘故，又往往同愚昧落后的文化素质交织在一起，因而使得排除成见、虚心学习外国先进东西的尝试，总是遭到顽强的抵制。这还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之下改革的种种努力，不但要受到外来社会理论与实践方略的诱发，而且还不得不借肋于外国势力的保护和庇荫。自在山民在评论刘伯骥的事迹时说：“刘伯骥为官所逼，逃往乡间，忽然想借外国人势力，搭救几个同志，是迫于无可如何，才想到这个急主意。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是谁之过欤！”就道出了个中的复杂性。第二十六回写官府捉拿在上海外国花园演说的青年，却被外国人要了去，王济川听了大喜，而方立夫却沉痛地说： “老同学，且慢高兴！ 你说官府捉不得人，是我们中国人的造化吗？他们那些演说的人，依赖了外国人，就敢那般举动，似此性质，将来能不做外国人的奴隶吗？做中国人的奴隶固然可耻，做外国人的奴隶可耻更甚。不但可耻，要是大家如此，竟没得这个国度了，定不可伤！”济川听了这番惊动的话，由不得泪下交颐。基于唤起民族的觉醒，以保卫国家主权、争取社会进步的深谋远虑，使《文明小史》关于西方文明的引进与反弹的描写，具有深挚的爱国主义精神。
《小史》作者又以十分沉重的心绪，写出对于西方文明扭曲的接受，所造成的道德水准的下降和社会风气的劣化。“上海不是好地方，少年子弟一到上海，没有不学坏的，而且那里浑账女人极多，化了钱不算，还要上当。”贾老太太的担心，撇开陈腐的本意，还是相当真实的。广东阿二专门轧姘头，吊膀子，居然被认为“颇合外国婚姻自由的道理”,斗蟋蟀的无赖魏榜贤改了洋装，到处招摇撞骗，阅历不深的姚文通，却将他当作“天人”。西方的物质文明，固可满足更高档次的物欲享受，西方的道德观念，尤可曲解为纵情声色犬马的理论依据。第十八回“一灯呼吸竞说维新”,写外国装的郭之问一边大抽鸦片，一边振振有辞地说：“论理呢，我们这新学家就抽不得这种烟，因为这烟原是害人的。起先兄弟也想戒掉，后来想到为人在世，总得有点自由之乐，我的吃烟，就是我的自由权，虽父母亦不能干预的。”第二十二回 “阻翻台正言劝友”,写黎定辉经上海这繁华世界，一班同学摆酒叫局，混闹起来，黎定辉正言相劝，一个道：“英雄儿女，本是化分不开的情肠，文明国何尝没有这样的事，不然，那《茶花女》小说为什么做呢？”“自由”、“权利”、“爱情”、“文明”一类神圣的字眼，居然成了吃鸦片、嫖妓女的最野蛮行动的护法。一班奴隶根性不变的人物，徒然拾了文明的皮毛，灵魂就更其丑恶。劳航芥因为自己是久住香港之人，“香港乃是英国属地，诸事文明，断非中国腐败可比”,因此视中国的同胞为土芥，而见了白种人，“你看他那副胁肩谄笑的样子，真是描也描他不出”。他被安徽巡抚聘为顾问官，嫌住的地方湫隘不堪，吃的东西不能下箸，又诬赖店主人偷他的表，拳打脚踢，肆意勒索，披了文明的外衣，骨子比强盗还要野蛮。更多的情况是，文明的事业，不过为求利之徒，添一新的财源。文萃书坊当八股盛行的时候，一部《文料触机》一年总要卖到五万本，后闻八股一定要废，翻译之学一定要昌明，就廉价请了从东洋回来的人，胡乱编译《男女交合大改良》、《传种新问题》之类以牟利 (十七回);培贤学堂住膳费高达四十八块，官利之外，每年总可余二、三千块钱，还自称是“格外克己”,又埋怨学堂办得太多，“弄得自己没有饭吃。” (十八回) “不管他文明不文明，只问他赚钱不赚钱”,寥寥数语，足以概括文明被大大扭曲的实质。
以引进西方文明为目标的改革新政，虽然遭到坚持封建传统的顽固分子的反对，如黄詹事之反对废八股、改法律之类(三十四回),但改革既已成为自上而下的施政方针，从事新政又可获肥差美缺、保举升迁，于是更多的官僚表现为钻营奔走，视之为终南捷径。第二十四回 “太史维新喜膺总教”,写了一个“因时制宜，揣摩迎合”的机会主义者王宋卿，当戊戌变法之时，“他觑便上了个改服色的条陈，被礼部压下，未见施行。他郁郁不乐，正想别的法子，偏偏各样复旧的上谕下来，只索罢手。”过了两年，义和团事起，王宋卿逢人便说这是乱党，该早些发兵剿灭，偶从一位同年口中得知，现在“上头”的意思，正想招接他们抵当外国，“宋卿得了这个消息，吓了一大跳，心上着实怀着鬼胎，到家里盘算了半夜，心上想着，现在要得意，除非如此如此。主意打定，半夜里起身，磨好了墨，立刻做了一个招抚义和团的折子，把义和团说得有声有色。”条陈上去，果然立刻召见，不想形势突变，王宋卿只好匆匆携眷出都以避风头。王宋卿两次揣摩风气、“仰体上意”而不售，闲居乡里，甚不甘心，闻改革新政开始施行，便求至亲万藩台为之说项，“找个维新上的事业办办”,凭着以往上条陈所博虚名，终于谋得山东学堂总教习的职位。这位“维新领袖”,拟几个时务题目，虽十分吃力，而泄漏考题以收受重贿，却办得极为了当。小说写抚台翻阅课吏试卷的情形道：

抚台收齐卷子，大略一翻，通共七十一本，倒有三十多本白卷；其余的或几十字一篇，或百余字一篇，大约没得到二百字的，也不知他说些什么。又打开一本，却整整的六百字，就只书法不佳，一字偏东，一字偏西，像那七巧图的块儿，大小邪正不一； 勉强看他文意，着实有意思，翻转卷面，写的是“尽先补用直隶州金颖”,心里暗忖： 捐班里面，要算他是巨擘了，为何那几个字写得这般难看呢？ 随即差人请了王总教来，把卷子交给他，请他评定。这番王总教看卷子，不比那出题目的为难了，提起笔来，先把金子香卷子连圈到底。说也奇怪，那歪邪不正的字儿被他一圈，就个个精光饱湛起来。

更为传神的是，课吏的结果，除了那交白卷的停委三年，余下的俱没有出进，王宋卿叹气道：“我们中国的事总是这般，你看上头出来的条教雷厉风行，说得何等厉害，及至办到要紧地方，原来也是稀松的。” 自在山民评曰： “数语深切中国弊病。”尤为可叹的是，指摘弊病的人，自身就在参与制造弊病，并且分润弊病所带来的种种利益。
相比之下，因了官僚之颟顸与专横依然如故，从而使许多新政事业徒具文明的形式，则是更为严重的质变。江宁知府康志庐受制台信用，任全省学务总办，拟章程、盖房子、聘教习，俨然办学的权威，可是他家少爷上体操碰破了头，学堂里的监督、提调、教习、学生都要拿了手本轮班进府探病，少爷一死，又要全校教习学生手执花圈前来送殡。康太尊满嘴“武曲星下凡”的妄言，他的唯一的新知识大约只有 “一个人脑子是顶要紧的，一切思想都从脑筋中出来”,因而要买补脑汁给伤了头的儿子吃。他最怕一班维新党员天天讲平等、讲自由，担心学生看了上海来的新书，“一个个都讲起平等来，不听我的节制，这差使还能当吗？”于是大倡禁书，搜抄书店、监禁学生，弄得江南学堂，为他一人势力圈所有，“没人敢违心半毫分。” (四十一，四十二回)
总之，《文明小史》通过来自不同方面的抵制、扭曲、质变，描绘了引进与反弹相互纠葛相互冲突的复杂图景，并且预见到了，由于这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所形成的合力，决定了中国的开放改革的程途是充满曲折与反复的。小说第一回写姚士广叮嘱柳继贤道：“要兴一利，必须先革一弊，改革之事，甚不易谈。就以贵省湖南而论，民风保守，已到极点，不能革旧，焉望生新？但我平生最佩服孔夫子有一句话，道是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我说这句话，并不是先存了秦始皇愚黔首的念头，原因我们中国，都是守着那几千年的风俗，除了几处通商口岸，稍能因时制宜，其余十八行省，那一处不是执迷不化，扞格不通呢？总之，我们有所兴造，有所革除，第一须用上些水磨工夫，叫他们潜移默化，断不可操切从事，以致打草惊蛇，反为不美。老弟，你记好我一句话，以愚兄所见，我们中国大局，将来有得反覆哩！”这一段话，集中概括了李伯元关于改革的基本观点，他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提出须用 “水磨工夫”、潜移默化，千万不可操切从事，欲速不达，唯此之故，李伯元向被视为改良主义者，颇受非议。这是极大的误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大局将来有得反覆” 的预言，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被他不幸而言中了。
杨世骥曾说《文明小史》是一部“谤书”式的讽刺作品，而后的多数研究者亦加以认可。“谤书”一说，实源于楔子中一首七绝：

谤书自昔轻司马，直笔于今笑董狐。
腐朽神奇随变化，聊将此语祝前途。

诗中说，过去人们因为“谤书”而看轻司马迁的《史记》,号称“直笔”的良史董狐到今天也不免要为人所笑。“腐朽”、“神奇”之间，并无不可逾越的界限，二者是可以随时势的变化而变化的，聊将我的这番话来预祝未来的程途。从诗中看，李伯元决没有自居 “谤书”的意思，相比，他自信比董狐还要忠于历史真实。《文明小史》 以 “比泰西的照相还要照得清楚些，比油画还要画得透露些”的写实手法，塑造了在文明引进过程中 “流芳遗臭，各有千秋”的人物群像，褒贬抑扬，允执厥中，并没有陷入“恶则无往不恶，美则无一不美” 的绝对化的极端。如第十二回到十四回，写了一个致力于改革事业，据说是以张之洞为原型的好官湖广总督，“做了几十年的官，依然是两袖清风，一尘不染”,竟穷得质当太太的嫁妆。武昌知府大惊道：“制台大人一年有上万银子的养廉俸银，还怕不够用？就是不够用，无论那个局子里提几万出来，随便报销一笔，还要他还吗？”武昌知府的疑窦，恰为实心为国的廉吏同借改革因缘为利的不肖之辈划清了界限。小说还不无善意地写出制台大人的怪僻性格：“原来这位制台，是天生一种异相，精神好的时候，竟其可以十天十夜不合眼；等到没事的时候，要是一睡，亦可以三日三夜不醒。一头看着公事，或者一面吃着饭，以及会着客，他都会睡着了的。只要有事，一惊就醒，倘若没有事把他惊醒，一定要大动气的。”《国闻备乘》卷二在述及张之洞时，说他“自负才地，多作度外之事，不屑拘守旧规，年愈迈而气愈骄”。小说既表现了张之洞有识见、有魄力，对于晚清改革事业开拓之功的一面，又表现了他好大喜功、办事疏阔、性情乖张的一面，可谓 “爱而知其恶”,是不应视为溢美的。
湖北巡抚万岐，贪财纳贿，假充内行，比起清廉而精明的湖广总督来，是要大大地不如的。但小说又写他“极讲究维新”、“锐然以革弊自任”,视察学堂时，主动提出要在学堂吃饭：

魏总办正待招呼备菜，万帅止住，说合学生一起吃。虽然这般说，魏总办到底叫厨房另外添了几样菜。万帅走到饭厅，见一桌一桌的坐齐，都是三盘两碗。自己合魏总办坐了一桌，虽多了几样，仍没有一样可口的。勉强吃了半碗饭，却噎了几次。(二十二回)

要说这是讽刺，自无不可。但万岐在那个时代，毕竟迈出了放下巡抚架子，与普通学生同堂吃饭的一步。
出洋考察政治的大臣平中丞，“心地明白，志趣高远，兼之酷嗜风雅，金石书画，尤所擅长”。小说写平中丞一清如水，却收下部属奉敬的骨董，把一座抚台衙门，变做了旧货店。但此公与《官场现形记》 中的华中堂不同，虽然收了人家的书画碑版，却 “不以此为轻重，委差委缺，仍旧是一秉至公，大家到后来看看没有什么想头，便也废然而返了。”平中丞的可爱之处，在于他珍视传统文化，说：“现在这种世界，人人维新，大家涉猎新书还来不及，那有工夫向故纸堆中讨生活，我看讲究这门的渐渐要变作绝学快了。” (六十回) 不啻是独醒之言。
南京制台之子冲天炮，更是具有深长意味的典型人物。冲天炮在日本留学的时候，经常给什么会、什么党捐钱，又在别人的译著上刊刻自己的名字，“学界巨子”、“中国少年”的美称，居之不疑。从日本归来，又打算“运动”老头子做唐高祖，以便尊自己去做唐太宗，民族思想之强烈，让人家听了，都吐舌头。但回到南京之后，“见着老人家的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的行径，不禁羡慕，暗想我当初错了主意，为什么放着福不享，倒去作社会的奴隶，为国家的牺牲呢？”于是，“文明的事做够了，自然要想到野蛮的事了； 维新的事做够了，自然要想到守旧的事了。” (五十七回) 小说借此道出文明与野蛮的分野，往往在一反掌之间，标榜所谓文明，往往是最易堕入野蛮的恶道中去的。
即便对于一班应该彻底否定，令人厌恶的角色，小说也表明他们的言论并非一无可采。魏标贤、刘学深之流的招摇撞骗，固然为人所不齿，但他们那一番“治国同治病一样，到了交难的时候，应得如何，便当如何，断不可存一点拘泥。不存拘泥，方好讲到自由；等到一切自由之后，那时不言变法，而变法自在其中”。又何尝不包含若干真理呢？李伯元站在一个历史的制高点上，对于文明引进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反弹现象，充满了宽厚的宅心仁恕，他在楔子中说：“你看这几年，新政新学，早已闹得沸反盈天，也有办得好的，也有办得不好的；也有学得成的，也有学不成的。现在无论他好不好，到底先有人肯办； 无论他成不成，到底先有人肯学。加以人心鼓舞，上下奋兴，这个风潮，不同那太阳要出，大雨要下的风潮一样么：所以这一干人，且不管他是成是败，是废是兴，是公是私，是真是假，将来总要算是文明世界上一个功臣，所以在下特特做这一部书，将他们表扬一番，庶不负他们这一片苦心孤诣也。”“腐朽神奇随变化，聊将此语祝前途”,对于文明进化趋势之不可逆转，富有辩证精神的李伯元，是满怀信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