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名盖世 书名流芳

李邕才华横溢，书法以行书称雄于世，文名亦盖世，又是一位名臣。然而在李邕死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其书名人们知之不多，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书名被文名所掩。据 《新唐书·李邕传》载，李邕少习文章，即有文名；及壮，富于才辩，而个性刚烈耿直，嫉恶如仇；任官时以正直义烈，声震天下。据朱长文《续书断》称，“人奉金帛以请，前后所受巨万计”。又据 《旧唐书 ·李邕传》云，“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多赍持金帛，往求其文”。南宋高似孙 《纬略》中也称他 “为人长于碑颂，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多斋金帛求其文，文多自书。”由此可知他在世书名不能大显，乃为文名掩盖所致。唐时推崇他书法的人不多，有亦间与他的为人相并提及，如裴休称： “观北海书，想见其风采。”《书林藻鉴》)卢藏用称：“邕如干将、莫邪，难与争锋。”杜甫于他死后作诗追述生前求邕书文情景为 “干谒走其门，碑版照四裔。末屋珊瑚钩，麒麟织成罽，紫骝随剑几，义取无虚岁”。而唐代真正赞他书艺大概只有大书法家李阳冰，他推崇李邕为 “书中仙手”。
其二，李邕书法不合重楷时风。李邕书法以行书著称，历来书评家皆将其列入真行草书门，赵崡 《石墨镌华》中称他为 “北海分隶，固自遒逸”,但后人几乎未曾见过。唐代是一个楷书时代，楷书应历代考试所需，几乎成为人人必习，是流行最广的基本书体。而行草则需已具有相当正书素养后才能体会与学习，故唐代能够享大名于后世的，都是以正书为主兼善他体的人，如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徐浩等人。这方面李邕是难以争雄的。但正因如此，反倒形成了李邕书法的特殊风格，他书写碑刻悉以真行夹草的字体书写。有人认为中国行草书自魏晋以来，惟用于简札，至于碑碣铭刻必以正书为之，在李邕前的欧、虞、褚、薛等谨守勿失，到了李邕时则置正楷于不顾，悉以行草入石，他是开风气之先的。如前所述，在李邕之前已有李世民的 《温泉铭》和《晋祠铭》及武则天的《升天太子碑》,以行书入碑。不过，把这种书体风格发扬光大，确实是李邕的不可抹杀的贡献。
其三，李邕的创新一时难为人们所接受。李邕这种亦真亦行亦草的书体，不易骤然为人接受，也成为他的书法难以扩展影响的原因之一。宋欧阳修在《欧公试笔》中说到“余始得李邕书，不甚好之，然疑邕以书名，自必有深趣，及看之久，遂谓他书少及者；得之最晚，好之尤笃”。明王世贞也提到“李北海书翩翩自肆，乍见不使人敬；而久乃爱之”。欧王二人均为书家，尚且如此，一般人的感受就更不必说了。然而，他们对于李邕书作乍看不佳，久而发现妙趣的看法，说明李邕的书法艺术具有一定的深度。
其四，李邕传世书迹甚少。这是最主要原因。一般说来，历代喜爱推崇李邕书法的，多属文人阶层，可惜李邕流传的书迹太少。唐人已有他前后撰碑八百的说法，所撰碑文多喜自己书写，他生前及中晚唐时书迹应是流传不少。但自五代到北宋，书迹大量损毁流失。到北宋末年时，他的作品已所见甚少，北宋收录书画的集子也少有提及他的书迹，如徽宗敕编收罗堪称完备的《宣和书谱》中亦仅收录李邕的 《光王帖》、《检校帖》、《阎爵帖》、《永康帖》、《潭水帖》、《胜和帖》、《葛粉帖》、《古诗帖》等十种。米芾赏鉴精湛，见闻广博，其《宝章待访录》、《书史》两书所载，平生所见李邕书迹亦只五种，其中四种在《宣和书谱》中有记载。据以上资料综合，北宋一代仅得李邕墨迹十件而已。
南宋时岳珂《宝真斋法帖赞》载有唐本《李邕光八郎帖》一种，疑即宣和内府曾收藏过的。其后，赵南坡《云烟过眼录》收录有《长短句》、《口味帖》二种。至于碑刻，据南宋高似孙《纬略》记载，所见有《藏怀亮碑》、《开元寺碑》、《大照和尚碑》、《李府君碑》、《普光寺碑》、《娑罗木碑》、《大云禅寺碑》、《老子孔子颜子赞》、《秦望小法华寺碑》、《李思训碑》、《李秀碑》、《卢府君碑》等十七种。
元初元恽 《书画目录》收录有 《李邕毒热帖临本》、《休休帖》。赵孟頫收有李书 《葛粉帖》。
明代有关前代书画著录书籍比较多，然而都穆《寓意编》、文嘉《钤山堂书画记》、杨慎《法帖神品目》等对前代书迹广征博采，但其中皆无有李邕书迹。仅明初张绅《法书通释》收录《娑罗木》、《云麾将军》、《岳麓寺碑》三碑。陈楚才《寒小帚谈》收有《南岳碑》、《云麾碑》、《叶有道碑》数种。
纵观元明两代，李邕传世书迹墨迹日渐减少，仅《毒热帖临本》、《休休帖》、《葛粉帖》三种，而碑拓只《娑罗木碑》、《岳麓寺碑》、《云麾将军碑》、《南岳碑》、《叶有道碑》五种。同时，明代流传李邕书碑，已是良莠相杂，真者佳者仅《岳麓寺碑》与《李思训碑》二碑，《娑罗木》及《法华寺》二碑已是翻拓本，故笔锋神韵全无。
清代以后不闻有墨迹之事，究其原因，可能历代藏家宝重李邕书迹，即使有收藏亦每秘而不宣，以致流传愈来愈少。清代考据之风大炽，搜罗遗碑佚石不遗余力，但李邕书迹仍未见增，王澍《虚舟题跋》载有 《少林寺戒坛铭》一种；何溱 《苏斋题跋》中收有 《端州石室记》。何绍基跋《法华寺》(木刻本),自谓所见有《戒坛铭》、《娑罗木碑》、《李秀碑》、《卢正道碑》、《岩灵寺碑》、《龙兴寺额》,未见到的有 《大照禅师碑》,大率为前人见过的。
总之，从北宋到清代的八百余年间，可查考的李书墨迹不过十余种，碑拓木刻亦仅二十多件。书迹流传太少，是造成李邕一派书法未能发展流行的最大原因，甚至也影响了他在书法史上应有的地位。
此外，在特定政治制度下，一个书法家的政治生涯，常常被书论家作为品评甚至论定的“标准。”唐代有好几位大书家都非善终者。如薛稷死后，人有因其书名、画名之隆而洒一掬同情之泪者，但历代书学对薛稷却少有记载，乃因他的死为朝廷旨意。李邕最终因谏诤惨遭横死，也为正统史论所不容，其书艺自然难在书坛占据一席之位，这不能不说是李邕书艺扩展流行的一个重要桎梏。
最先注重李邕书法的是欧阳修，他在《欧公试笔》中言己因李邕书而得笔法。李书大受器重，则是从苏轼、米芾开始。苏轼、米芾的书法，虽然骨子里仍以晋唐正统为取法对象，但他们的行草书，无论形、神非常明显地受李邕的影响。
李邕书法对宋代影响最大的还是在行草的结体与用笔上。综观所有宋代书家都极重视书体姿态变化，尤以宋四家最为显突。其中苏轼、米芾各得李邕一体。苏书自号出入颜真卿、徐浩，但他书字喜作耸肩状，横画皆自左向右上斜，明显受李邕风格的影响。黄庭坚称苏轼晚年书极似李北海，苏轼自己也承认“予亦自觉其如此”(见王世国 《中国历代书法家评述》)。东坡学李邕书法而稍去圭角，在凝重厚实中又添豪劲，更加沉着痛快，老辣雄放。米芾平生极喜收藏李邕书，如有所获必作临本保存，他的书法不仅笔法运转接近李邕，且许多书字结体尚存李邕面目。北宋以后，米书盛极一时，无形中也提高了李邕书法的地位。如岳珂获得唐人摹本李邕《光八郎帖》,宝爱愈常，为诗作赞称：“北海书名元其宗，虽摹犹足传奇踪，已鸣褚籥调欧镛，更拔永戟推羲锋，平生鉴赏襄阳公，二宝相避如燕鸿。”
元代受李邕影响最深的是大书家赵孟頫，尤其是他为人写碑记榜书大字时，常常写出极像李北海的字体，从他的 《三门记》、《妙严寺碑》和 《胆巴碑》里清晰可辨。
此外，张雨也是专学李邕的人。元陆友仁 《砚北杂志》云： “近世能书家，不屑颜柳，竞为李北海，而隶体遂绝。”看来，李邕书体在宋元之间，曾经盛极一时。元代以后，由于李邕书迹流传几近绝迹，习书范本来源不易，李邕书法因此渐成绝学，实令人惋惜不已。
明代董其昌，清代王文治、钱伯坰等人，也都师从过李北海。近代叶公绰，现代湖南颜家龙等人也从李北海法书中获取有益营养，而各有成就。
李邕不仅书艺足传后世，他对书法艺术的见解也是发人深思的。李邕有一句千古名言： “似我者俗，学我者死。”这是他自己几十年书艺实践中的经验之谈。李邕主张艺术创作应有鲜明的独特的个性，反对一味模仿，步人后尘。他对当时书坛一味承习王书，处处以王为规范的时弊深恶痛绝，故而提出这样的警世之言，以唤醒那些沉迷不悟者。
艺术贵在创造，贵在发挥个性，只有在继承的基础上创造出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才算成功之作。如果只能“入”,不能 “出”,至多是个 “书奴”而已。因此，李邕的“似我者俗，学我者死”,对后学者摒除“门户”之见，大胆创新，追求个性风格，是开卷有益式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