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顾炎武文《广宋遗民录序》

散文·顾炎武文《广宋遗民录序》

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古之人学焉而有所得，未尝不求同志之人，而况当沧海横流，风雨如晦之日乎！ 于此之时，其随世以就功名者固不足道，而亦岂无一二少知自好之士，然且改行于中道，而失身于暮年，于是士之求其友也益难。而或一方不可得，则求之数千里之外；今人不可得，则慨想于千载以上之人。苟有一言一行之有合于吾者，从而追慕之，思为之传其姓氏而笔之书。呜呼！ 其心良亦苦矣！

吴江朱君明德，与仆同郡人，相去不过百余里而未尝一面。今朱君之年六十有二矣，而仆又过之五龄，一在寒江荒草之滨，一在绝障重关之外，而皆患乎无朋。朱君乃采辑旧闻，得程克勤所为《宋遗民录》而广之，至四百余人，以书来问序于余，殆所谓一方不得其人，而求之数千里之外者也。其于宋之遗民，有一言一行或其姓氏之留于一二名人之集者，尽举而笔之书，所谓今人不可得，而慨想于千载以上之人者也。余既尠闻，且耄矣，不能为之订正，然而窃有疑焉。

自生民以来，所尊莫如孔子，而《论语》、《礼记》皆出于孔氏之传，然而互乡之童子不保其往也；伯高之赴，所知而已；孟懿子、叶公之徒，问答而已；食于少施氏而饱，取其一节而已。今诸系姓氏于一二名人之集者，岂无一日之交而不终其节者乎？ 或邂逅相遇而道不同者乎？ 固未必其人之皆可述也。然而朱君犹且眷眷于诸人，而并号之为遗民，夫亦以求友之难而托思于此欤？庄生有言：“子不闻越之流人乎？ 去国数日，见其所知而喜；去国旬月，见所尝见于国中者喜；及期年也，见似人者而喜矣。”余尝游览于山之东西河之南北二十余年，而其人益以不似。及问之大江以南，昔时所称魁梧丈夫者，亦且改形换骨，学为不似之人，而朱君乃为此书，以存人类于天下，若朱君者将不得为遗民矣乎？ 因书以答之。吾老矣，将以训后之人，冀人道之犹未绝也。

(据四部丛刊本《亭林诗文集·亭林文集》，下同)

“遗民”，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现象。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发展是极为缓慢的，然而王朝的更替相对来说却颇为频繁。这样，每当改朝换代之时，就会出现由前朝进入后朝的人。他们中的一部分官吏或知识分子，在君臣之道的熏陶或桎梏之下，讲究“忠臣不事二主”，往往对新朝统治者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拒不出仕，这便成其为所谓遗民。尤其是在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朝代，汉族士大夫讲究“夷夏之大防”，这种情绪更强烈，遗民人数也更多。

元朝灭宋而立，是蒙古贵族的一统天下，宋朝遗民可歌可泣者颇多。明代人程克勤的《宋遗民录》，辑录的就是由宋入元的遗民的事迹。到清朝，又是一次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吴江人朱明德在程克勤《宋遗民录》的基础上增广补苴，辑成《广宋遗民录》一书，请顾炎武作序。顾炎武欣然应允，于是便有了这篇《广宋遗民录序》。

顾炎武本人是一位忠于自己政治信仰的思想家，一位遗民。《广宋遗民录序》谈的就是遗民问题。不过，它主要不是表彰遗民的操守气节，而是谴责和鞭挞那些“改形换骨”的失节之士。

全文分三段。第一段写求友之难；第二段写朱氏辑书和自己为序的缘起；第三段对《广宋遗民录》提出了意见。

求友之难，粗看似乎与书序文体和文章主旨关联不紧。其实不然。笃重友情本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有朋自远方来”历来被视为人生的一大乐事，于是人们便要求友。但是，当时“士之求友也益难”。为什么“难”呢？ 因为一些士大夫在清朝统治者的高压和笼络政策之下，有的“改行于中道”，有的“失身于暮年”，更不用说那些“随世以就功名者”了。作者谈求友之难，实际是感慨时势，指斥那些变节仕清的人不堪为友。而用“沧海横流，风雨如晦”来概括当时的政治形势，其思想色彩也是显而易见的。正因为求友难，所以“一方不得其人而求之数千里之外”;“今人不可得而慨想于千载以上之人”。在思想脉络上，这就成了朱明德辑书宋代、索序远方和作者乐于为序的原因。这样，谈求友之难与书序文体和序文主旨是紧密联系的。“苟有一言一行之有合于吾者，从而追慕之，思为之传其姓氏而笔之书”一句，也不宜匆匆读过。所谓“追慕”、“合于吾者”，实际就把宋遗民不甘异族统治的言行与朱明德生活在清朝统治下的心境联系起来了。朱明德为宋遗民传其姓氏而笔之书，并不是无目的地单纯为古人立传，而是借历史以寄托自己对现实的感受。这一段虽然没有直接提到《广宋遗民录》，其实句句都关乎此书。

写辑书和作序的缘起，是从作者与朱明德的关系说起的。两人是同郡人而“未尝一面”;两个年龄相差不大，而所居相隔数千里之遥。两人都“患乎无朋”，也就是说，对于时势两人有相同的感受和看法。这就把“一在寒江荒草之滨”，“一在绝障重关之外”的两颗心联系在一起了，行文又关照了上段所说求友之难。正因为“患乎无朋”，所以朱明德“慨想于千载以上之人”，辑《广宋遗民录》之书；正因为“患乎无朋”，所以朱明德”求之数千里之外”，向作者问序。书和序的缘起是说得清清楚楚了。在这同时，作者还介绍了《广宋遗民录》一书的特点： 一是“采辑旧闻”而成；二是“得程克勤所为《宋遗民录》而广之，至四百余人”;三是“有一言一行或其姓氏之留于一二名人之集者，尽举而笔之书”。本来，这是书序题中应有之义，作者不是作枯燥的介绍，而是以叙事笔调简练写来，别是一番笔墨。“余既尠闻，且耄矣，不能为之订正，然而窃有疑焉”一句，有自谦的成分，也是实际的情况，并开启了下文的议论。

对于《广宋遗民录》的具体内容，作者未置一词，而只是就“有一言一行或其姓氏之留于一二名人之集者，尽举而笔之书“提出疑问。对这一条，作者也不是考订材料是否可靠，而是认为这些人必值得录为遗民。他们有的可能是“一日之交而不终其节者”，有的可能是“邂逅相遇而道不同者”，根本不值得称道。为了论证这一看法，作者先列举了五个人的情况： 互乡之童子，得到了孔子的接见，孔子只是赞扬他有进步，并不能保证他过去的作为；伯高死后，孔子在郊外哭他，只是认识而已，并非深交；孟懿子曾向孔子问孝，孔子只回答了他的问题，没有其他接触；叶公曾向子路问过孔子的为人，孔子只是告诉子路如何回答；少施氏对孔子有礼貌，所以孔子肯吃他的饭，只是取其一节而已。这五个人虽然都与孔子有过某种交往，姓名留于《论语》、《礼记》之中，其实并不值得称道。举例之前，作者特别指出：“自生民以来，所尊莫如孔子，而《论语》、《礼子》皆出于孔氏之传。”这意思是说，留姓名于《论语》、《礼记》之人尚且如此，留姓名于一二名人之集者就更不用说了。平心而论，作者这一论证，几乎是否定了《广宋遗民录》中的增广补苴部分。不过，作者接着又说：“朱君犹且眷眷于诸人，而并号之为遗民，夫亦以求友之难而托思于此欤？”既和第一段所说求友之难呼应，又肯定了朱氏辑书的用心。朱明德读后，不但不会感到唐突，反而会因得到真正的知己而欢欣。下面引庄子一段话，是进一步体察朱氏“眷眷于诸人”的心情。同时，作者还证之以自己的经历： 二十余年，山之东西、河之南北、大江以南，到处是失节的人，如果说文章开头作者对那些“改行于中道”、“失身于暮年”的仕清者的谴责还算委婉的话，那么至此所说“昔时所称魁梧丈夫者，亦且改形换骨，学为不似之人”，已经是慷慨激昂、义愤填膺了。作者高度评价朱氏辑书的主旨是“以存人类于天下”，并点明自己作书的目的是“冀人道之犹未绝”。辑书和作序这两颗心仍然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