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洪亮吉文《出关与毕侍郎笺》

散文·洪亮吉文《出关与毕侍郎笺》

自渡风陵，易车而骑，朝发蒲坂，夕宿盐池。阴云蔽亏，时雨凌厉。自河以东，与关内稍异，土逼若弄，涂危入栈。原林黯惨，疑披谷口之雾；衢歌哀怨，恍聆山阳之笛。

日在西隅，始展黄君仲则殡于运城西寺。见其遗棺七尺，枕书满箧。 抚其吟案，则阿妳之遗笺尚存；披其穗帷，则城东之小史既去。盖相如病肺，经月而难痊；昌谷呕心，临终而始悔者也。犹复丹铅狼藉，几案纷披，手不能书，画之以指。此则杜鹃欲化，犹振哀音；鸷鸟将亡，冀留劲羽；遗弃一世之务，留连身后之名者焉。

伏念明公，生则为营薄宦，死则为恤衰亲，复发德音，欲梓遗集。一士之身，玉成终始，闻之者动容，受之者沦髓。冀其游岱之魂，感恩而西顾；返洛之旐，衔酸而东指。又况龚生竟夭，尚有故人；元伯虽亡，不无死友，他日传公风义，勉其遗孤，风兹来祀，亦盛事也。

今谨上其诗及乐府共四大册。此君生平与亮吉雅故，惟持论不同，尝戏谓亮吉曰：“予不幸早死，集经君订定，必乖余之指趣矣。”省其遗言，为之堕泪。今不敢辄加朱墨，皆封送阁下，暨与述庵廉使、东有侍读，共删定之。即其所就，已有足传，方乎古人，无愧作者。惟藁草皆其手写，别无副本，梓后尚望付其遗孤，以为手泽耳。

亮吉十九日已抵潼关，马上率启，不宣。

(据四部丛刊本《洪北江诗文集》)

洪亮吉(1746—1809)，字君直、稚存，号北江，阳湖(今江苏省武进县)人。乾隆间进士，以翰林院编修出任贵州学政。后因批评朝政，充军伊犁，不久放还。长于骈文，著有《洪北江诗文集》。

《出关与毕侍郎笺》是在乾隆四十八年(公元1783年)写给毕沅(1730—1797)的一封信。当时毕沅任陕西巡抚，驻节西安，洪担任他的幕僚。是年农历五月，洪得黄景仁(1749—1783)自山西解州运城遣人持来临终遗札，以身后事相嘱托，因而赶奔前往。至则黄景仁已殁。作者一面收拾亡友遗物、运柩送归故乡(江苏常州)，一面写信报告毕沅。作者之所以要把亡友客死解州的情形发信告诉毕沅，是因为黄景仁曾受知于毕。毕沅是江苏镇洋(今太仓县)人，乾隆二十五年一甲一名进士。雅好文史之学，一时俊彦如史学家钱大昕、章学诚，文字学家孙星衍均在幕府，毕沅主持编撰《续资治通鉴》，颇得三人之力。其时黄景仁既屡困于场屋，又潦倒于京师。乾隆四十一年，乾隆帝因平定两金川而东巡山东，告成曲阜阙里，回跸经天津时召试文士，黄景仁亦去进献赋诗，被取入二等，得授武英殿校录，可以候吏部铨选而为县丞。所候补的虽是一个小小的县丞，亦需纳资，而他已经负债累累了。毕沅此时并不认识黄景仁，乾隆四十六年因见《都门秋思》诗，惊其才，命人送五百两银子去，请他西游秦中。隔了两年，铨选在望，而资费无着。五月出京，拟重到西安，意在有求于毕沅。但是，他只到运城就病剧，住在河东道盐运使沈业富的官署中。洪亮吉接到飞书之召，骑马驰七百里，经四昼夜而至运城，一代诗人黄景仁已经溘然长逝，沈业富为之买棺成殓，移殡古寺。亮吉在运城事毕，即于炎暑就道，归亡友之柩于其家。这信是在归柩途中抵潼关时写的，所以说“马上率启”。

“一生一死见交情。”《出关与毕侍郎笺》虽是写给毕沅的私人书牍，但因专叙料理亡友后事，所以在这书翰中，字字染情，情溢于辞。

原笺先述自西安至运城途中情景。渡风陵后的第一天，只见“阴云蔽亏，时雨凌厉”，天气固然是实在情形，而在此时此地的作者看来，益见凄厉。到了黄河以东山西境内，路途艰危，所见所闻的是：“原林黯惨，疑披谷口之雾，衢歌哀怨，恍聆山阳之笛。”原野林木间暗淡之状，为什么使作者怀疑传说中的黄帝升仙处的迷雾被移置到这里披在原林之中？ 当地里巷歌谣之声，为什么使作者恍惚如聆西晋向秀过山阳听到过的亡友嵇康的邻人所吹笛声？ 当然是因为生者对亡者的思念，使沿途景物都着上了自己的感情色彩。尽管是在逼真、曲肖上落笔，却寓有自己的感受，以数言而统万形，使情融于景，情景俱出。

次叙黄景仁(仲则)的遗棺、遗物。“日在西隅，始展黄君仲则殡于运城西寺。”语似平淡，但一个“始”字，急切之状立见；一个“展”字，省视遗棺的迫不及待之情如绘。由遗棺转到遗物，“抚其吟案，则阿妳之遗笺尚存；披其穗帷，则城东之小史既去。”致母之笺已成绝笔，客死之地无人守丧；壮年而逝，身后萧条，当然使故人心悲。作者悬想他临终时的心境，应有司马相如《封禅书》未被汉武帝一见之憾，应有李贺呕心作诗之悔；但他临终前，“犹复丹铅狼藉，几案纷披，手不能书，画之以指”，可以明白他还有留连：“此则杜鹃欲化，犹振哀音，鸷鸟将亡，冀留劲羽。遗弃一世之务，留连身后之名者焉。”用杜鹃悲啼至死，还要留下振起一鸣的哀音，又用鸷鸟高飞一生临死不肯损伤两翼，还要留下完好的翅膀，来说明诗人黄景仁所爱惜的是他身后的诗名。这是知人之言，也是寓情之论。言下之意是： 欲慰死者，无过于传其哀音存其劲羽，也就是刻印他的遗作。这样，文章自然转到下段对毕沅的祈盼。“伏念明公，生则为营薄臣，死则为恤衰亲，复发德音，欲梓遗集。”所列三项之中，“为营薄宦”指毕沅赠银黄景仁，使他在京都校录四库全书时能够安心候铨，并且还有继续帮助他捐纳以求县丞实缺的意思，这自然已成过去；“为恤衰亲”乃是洪亮吉经手的事情，正在进行；尚未正式开始的是“复发德音，欲梓遗集”。对于死者来说，最重要的是后者，洪亮吉所系念的也只是这件事情。重提已有之事，是为了促成未成之事，“玉成终始”的“终”应该说就在于此。“闻之者动容，受之者沦髓”之下，用了许多典故来说明受之者对于施之者感恩之重、相交之深，这当然只是作者替亡友说说而已。其实毕沅对黄景仁，怜才、惜才固然是确实的，若说交情，却不能与西汉龚胜有故人来吊、东汉张劭(元伯)待范式(巨卿)执绋相比，亮吉用这样的典故不免缺少真情；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作者设想亡友会如何看待毕沅，正是为了传亡友之诗，正是出于他的至情。“他日传公风义，……亦盛事也。”既是为毕沅着想，也是为亡友尽心。

复次叙明封送亡友所遗诗稿请求删定。为什么要请毕沅暨王昶、严长明共同删定呢？ 因为他们都是显宦，又垂爱贫士黄景仁。特别是毕沅，是状元出身的封疆大吏，又很有文名，他既然有“欲梓(黄景仁)遗集”之言，由他主持删定，可以有所借重。但这层意思没有明说。所说的是：“此君生平与亮吉雅故，惟持论不同，尝戏谓亮吉曰：‘予不幸早死，集经君订定，必乖余之指趣矣。’”因为双方都明白持论互异，诗的旨趣亦必不同，所以黄景仁生前有此戏言；戏言已成遗言，“省其遗言，为之堕泪”，伤故人已逝，不能再闻知友的如此坦率的语言，“今不敢辄中朱墨”，以免因个人的好恶而违背亡友的诗旨。封送诗稿，请为之删定；其中自有足以传世之作，经过诸公共同删订，必可“方乎古人，无愧作者”。这里就暗寓了借重对方的文名和身份地位以增显诗人身后之名的意思。关于请求在梓印以后留存手稿，以付黄景仁遗孤，这当然是洪亮吉的想法；虑而及此，亦可见他伤逝怀旧之情。

这篇书牍，从奔赴停柩之地、看视临终之所、揣摩生前之意，一直写到运柩归里途中之想，情染于物，情系于事，情满于纸。所涉虽多，但围绕着显扬诗人诗名这个主旨而写。既然诗人自己所留连的是身后之名，既然其诗足传而尚赖删定付梓，那么急急于“马上率启，不宣”的也便是此情此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