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欧阳修文《朋党论》

散文·欧阳修文《朋党论》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 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朋党论》是欧阳修政论文中的代表作。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范仲淹、余靖、尹诛、欧阳修等人被相继贬官，被人看作朋党。庆历三年(1043)，守旧派吕夷简和夏竦先后罢官，范仲淹、韩琦、富弼、杜衍等人上台执政，欧阳修也回到朝廷任职，他们推行政治改革，取得了一定成绩，同时也招致了守旧派的不满，于是引用朋党的污蔑论调又一时甚嚣尘上。针对这种情况，欧阳修写了这一篇《朋党论》，从理论与实践的相结合上来进行反驳。

作者先开门见山地肯定“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指明“朋党”是一种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客观社会现实，不能也不必以行政手段来加以消除。他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人君要认清朋党的性质，正确区分“君子之朋”和“小人之朋”。接着，他指出“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小人之朋”从个人利害关系出发，同利之时，暂相为朋，利尽之后，反相贼害，是不能持久的；“君子之朋”建立在道义的基础上，不论修身事国都能够互助共济，“始终如一”。所以在作者看来，“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后面的大部分篇幅，是以一系列史实论证“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就可以达到天下大治，相反，则会乱亡其国。全文雄辩地驳斥了保守派的毁谤污蔑，有力地肯定了革新派团结一致实行新政的进步行动，表现出说理紧密联系现实政治斗争的鲜明倾向。

该文见解超卓，论点精辟，如以上所说，都可谓识透古今，眼空百世之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文章还辩驳剀切，论证有力。其运用驳论的手法，一是摆事实，讲道理。文中列举尧、舜、商、周、汉末、晚唐的史实，充分地说明了“退小人之伪朋，进君子之真朋”对于治国的重要性。二是运用对比手法。全文始终在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同道与同利、真与伪、兴与亡、治与乱的比照中进行论述，使题旨更加显豁鲜明。在布局行文上，多用排比，不仅句子严列整齐，而且还把排比扩大到层次之间、段落之间，这使文章显得匀称有力，并与作品在对比中分辨朋党真伪正邪的内容取得了和谐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