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司马迁文《李将军列传节录》
李将军广者，陇西成纪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时为将，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纪。广家世世受射。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萧关，而广以良家子从军击胡，用善骑射杀首虏多，为汉中郎。广从弟李蔡亦为郎，皆为武骑常侍，秩八百石。尝从行，有所冲陷折关及格猛兽，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时！ 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及孝景初立，广为陇西都尉，徙为骑郎将。吴、楚军时，广为骁骑都尉，从太尉亚夫击吴、楚军，取旗，显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广将军印，还，赏不行。徙为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战，典属国公孙昆邪为上泣曰：“李广才气，天下无双，自负其能，数与虏敌战，恐亡之。”于是，乃徙为上郡太守。后广转为边郡太守，徙上郡。尝为陇西、北地、雁门、代郡、云中太守，皆以力战为名。
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贵人从广勒习兵击匈奴。中贵人将骑数十纵，见匈奴三人，与战。三人还射，伤中贵人，杀其骑且尽。中贵人走广。广曰：“是必射雕者也。”广乃遂从百骑往驰三人。三人亡马步行，行数十里。广令其骑张左右翼，而广身自射彼三人者，杀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缚之，上马，望，匈奴有数千骑，见广，以为诱骑，皆惊，上山陈。广之百骑皆大恐，欲驰还走。广曰：“吾去大军数十里，今如此以百骑走，匈奴追射我，立尽。今我留，匈奴必以我为大军诱也，必不敢击我。”广令诸骑曰：“前！”前，未到匈奴陈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马解鞍！”其骑曰：“虏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广曰：“彼虏以我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坚其意。”于是胡骑遂不敢击。有白马将出护其兵，李广上马与十余骑奔射杀胡白马将，而复还至其骑中，解鞍，令士皆纵马卧。是时会暮，胡兵终怪之，不敢击。夜半时，胡兵亦以为汉有伏军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广乃归其大军。大军不知广所之，故弗从。
居久之，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为广名将也，于是广以上郡太守为未央卫尉，而程不识亦为长乐卫尉。程不识故与李广俱以边太守将军屯。及出击胡，而广行无部伍行阵，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击刁斗以自卫，莫府省约文书籍事，然亦远斥候，未尝遇害。程不识正部曲行伍营陈，击刁斗，士吏治军簿至明，军不得休息，然亦未尝遇害。不识曰：“李广军极简易，然虏卒犯之，无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乐，咸乐为之死。我军虽烦扰，然虏亦不得犯我。”是时汉边郡李广、程不识皆为名将，然匈奴畏李广之略，士卒亦多乐从李广而苦程不识。程不识孝景时以数直谏为太中大夫。为人廉，谨於文法。
后，汉以马邑城诱单于，使大军伏马邑旁谷，而广为骁骑将军，领属护军将军。是时单于觉之，去，汉军皆无功。其后四岁，广以卫尉为将军，出雁门击匈奴。匈奴兵多，破败广军，生得广。单于素闻广贤，令曰：“得李广必生致之！”胡骑得广，广时伤病，置广两马间，络而盛卧广。行十余里，广佯死，睨其旁有一胡儿骑善马，广暂腾而上胡儿马，因推堕儿，取其弓，鞭马南驰数十里，复得其余军，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骑数百追之，广行取胡儿弓，射杀追骑，以故得脱。於是至汉。汉下广吏，吏当广所失亡多，为虏所生得，当斩。赎为庶人。
顷之，家居数岁。广家与故颍阴侯孙屏野居蓝田南山中射猎。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广宿亭下。居无何，匈奴入，杀辽西太守，败韩将军，韩将军后徙右北平。于是天子乃召拜广为右北平太守。广即请霸陵尉与俱，至军而斩之。广居右北平，匈奴闻之，号曰：“汉之飞将军。”避之数岁，不敢入右北平。
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因复更射之，终不能复入石矣。广所居郡，闻有虎，尝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腾伤广，广亦竟射杀之。
广廉，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共之。终广之身，为二千石四十余年，家无余财，终不言家产事。广为人长，猿臂，其善射亦天性也。虽其子孙他人学者，莫能及广。广讷口少言，与人居则画地为军陈，射阔狭以饮。专以射为戏，竟死。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宽缓不苛，士以此爱乐为用。其射，见敌急，非在数十步之内，度不中不发，发即应弦而倒。用此，其将兵数困辱，其射猛兽亦为所伤云。
居顷之，石建卒，于是上召广代建为郎中令。元朔六年，广复为后将军，从大将军军出定襄，击匈奴。诸将多中首虏率以功为侯者，而广军无功。
后三岁，广以郎中令将四千骑出右北平，博望侯张骞将万骑与广俱，异道。行可数百里，匈奴左贤王将四万骑围广。广军士皆恐，广乃使其子敢往驰之。敢独与数十骑驰，直贯胡骑，出其左右而还。告广曰：“胡虏易与耳。”军士乃安。广为圜陈外向，胡急击之，矢下如雨，汉兵死者过半，汉矢且尽。广乃令士持满毋发，而广身自以大黄射其裨将，杀数人，胡虏益解。会日暮，吏士皆无人色，而广意气自如，益治军。军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复力战，而博望侯军亦至，匈奴军乃解去，汉军罢，弗能追。
是时广军几没，罢归。汉法，博望侯留迟后期，当死，赎为庶人。广军功自如，无赏。
初，广之从弟李蔡与广俱事孝文帝。景帝时，蔡积功劳至二千石。孝武帝时，至代相。以元朔五年为轻车将军从大将军击右贤王，有功，中率，封为乐安侯。元狩二年中，代公孙弘为丞相。蔡为人在下中，名声出广下甚远；然广不得爵邑，官不过九卿，而蔡为列侯，位至三公。诸广之军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广尝与望气王朔燕语曰：“自汉击匈奴，而广未尝不在其中。而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击胡军功取侯者数十人；而广不为后人，然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 岂吾相不当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将军自念，岂尝有所恨乎？”广曰：“吾尝为陇西守，羌尝反，吾诱而降，降者八百余人，吾诈而同日杀之。至今大恨独此耳。”朔曰：“祸莫大於杀已降，此乃将军所以不得侯者也。”
后二岁，大将军、骠骑将军大出击匈奴，广数自请行，天子以为老，弗许；良久，乃许之，以为前将军。是岁，元狩四年也。
广即从大将军青击匈奴，既出塞，青捕虏知单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广并于右将军军，出东道。东道少回远，而大军行，水草少，其势不屯行。广自请曰：“臣部为前将军，今大将军乃徙令臣出东道；且臣结发而与匈奴战，今乃一得当单于，臣愿居前，先死单于。”大将军青亦阴受上诫，以为李广老，数奇，毋令当单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时公孙敖新失候，为中将军，从大将军，大将军亦欲使敖与俱当单于，故徙前将军广。广时知之，固自辞于大将军。大将军不听，令长史封书与广之莫府，曰：“急诣部，如书！”广不谢大将军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与右将军食其合军出东道。军亡导，或失道，后大将军。大将军与单于接战，单于遁走，弗能得而还。南绝幕，遇前将军、右将军。广已见大将军，还入军。大将军使长史持糒醪遗广，因问广、食其失道状，青欲上书报天子军曲折。广未对，大将军使长史急责广之幕府对簿。广曰：“诸校尉无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广谓其麾下曰：“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又徙广部，行回远，而又迷失道，岂非天哉！ 且广年六十余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遂引刀自颈。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而右将军独下吏，当死，赎为庶人。
……
太史公曰：“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 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
在汉武帝征伐匈奴的过程中，曾经涌现出无数勇敢善战的英雄人物。司马迁著《史记》，就不能不为他们立传，又不能为他们一一立传。那末究竟谁最有资格入传呢？卫青、霍去病是不能不写的，因为他们是三次大规模出征匈奴的统帅。此外还应该写谁呢？司马迁选择了李广。
李广精于骑射，沉着机智，爱护士卒，具备良将的素质；李广守边数十年，多次击败匈奴入侵，战功卓著，威名远播，匈奴称之为“汉之飞将军”，引而避之，负有名将的声望；李广自言“自汉击匈奴而广未尝不在其中”，即经历了征伐匈奴的全过程，具有夙将的资历。这一切，都是不可忽视的条件。但更重要的，恐怕是李广的不幸遭遇。李广一生经历了文、景、武三朝。文帝时就因为与匈奴力战有功，迁中郎。文帝务在与民休息，不愿轻动干戈，因此虽然称赞其才干，却又惋惜他“不遇时”。景帝时，参加平吴楚七国之乱，屡建战功，但因曾受了梁王将军印，战功被取消了。武帝时，大规模出征匈奴，按理说，李广可以大有作为，但武帝重用外戚，别的将领威名再高也不被信。何况李广性格正直刚强，汉武帝和卫青都不喜欢他。再加上李广为人忠厚，每次战胜，他都功归部下；每次战败，又主动承担罪责，论功行赏，自然显不着他。李广搏战一生，未得封侯，是各种因素造成的。汉武帝说他“数奇”，不过是为自己不肯重用李广找借口而已。在整个征讨匈奴的战争中，封侯的人数毕竟很少。《建元以来侯者年表》总共列出七十多个，在当时出动的数十万将士中不过占万分之一。绝大多数将士或者战死了，或者像李广一样得不到公正待遇。对于封侯者，司马迁除了用表的形式加以记载以外，又选择卫青、霍去病作为代表人物立传；对于未获封侯者，司马迁认为更应该选好代表人物立传。李广由于他的不幸遭遇而成了司马迁看中的最佳人选。他欣赏李广身上所具备的广大普通将士的优良品行，又同情李广所遭受的带有普遍性的不幸。为李广立传就是为广大普通将士立传，因为他确实很有代表性。宋黄震说：“看《卫霍传》，须合《李广》看。卫、霍深入二千里，声振夷夏，今看其传，不值一钱。李广每战辄北，困踬终身，今看其传，英风如在。史公抑扬予夺之妙，岂常手可望哉！”(《黄氏日钞》卷四七)这段话说得相当深刻。他看出了司马迁的匠心安排。卫、霍作为封侯者的代表，他们多少凭借外戚而贵幸，利用广大将士的浴血奋战和流血牺牲，才换来了自己的荣耀。卫、霍本人的才干，可能并无过人之处。司马迁甚至认为，他们只是配进入《佞幸传》(参阅《十七史商榷》卷六)。李广则不同，他从军数十年，与广大将士同生死，共命运，在无数次的艰苦奋战中与广大将士的思想感情融合一起。仗是要靠广大将士打的，力量和正义在广大将士一边。《李将军列传》真正写出了汉武帝时期征讨匈奴的广大将士的英雄气概和忠魂毅魄，因此千载以下读此传时难怪要有“英风如在”之感。
司马迁在塑造李广形象时运用了多种艺术手法。这里主要谈两点。
一是从把握特征入手进行艺术概括。艺术是要通过个别来表现一般的。人物的独特性格、外貌特征和特殊技能都是作家应该注意把握的个别现象。李广的特殊技能是善射。司马迁是如何把握住这一个别现象来进行艺术概括的呢？首先，写他能够根据“善射”的经验来判断敌情，做到料敌如神。如中贵人被三名匈奴人杀伤后逃回来向李广报告，李广立即作出判断道：“是必射雕者也。”追击的结果，一如李广所料。其次，写他能以“善射”稳住阵脚，做到指挥若定。如李广率四千骑出征，被敌骑四万所包围。情况极其危急。李广命令士卒“为圆阵外向”，“持满毋发”，并亲自用大黄弩连续射杀敌人的裨将，挫伤敌方锐气，使之不敢接近，终于坚持到援军到来。复次，写他能以“善射”脱险，表现出超凡绝伦的机智和勇敢。如他受伤被俘后，夺马逃跑，依仗箭法高强射杀追敌，平安归队。此外传中所写射石没镞之事，更是采用夸张特长的方法来增强人物的传奇色彩，也是十分精彩的。料敌如神、指挥若定、机智勇敢等都是名将所共有的，但在李广身上却有其特殊的表现方式——都是伴随着“善射”这一具体特征的渲染而深深铭刻到读者的心上。
李广的个性也有其独特之处。最突出的一点是不屈服于命运的压力。文帝说他“不遇时”，他却偏偏要牢牢抓住一切可以建功立业的时机来奋斗，希望改变自己的命运。在担任上谷太守期间，他“自负其能，数与虏敌战”。后为陇西、北地等郡太守，“皆以力战为名”。元狩四年(公元前119)，李广已经年逾花甲，他听说朝廷要“大出击匈奴”，便“数自请行”。并且要求“居前，先死单于”，即作为先锋，与单于决一死战。由于武帝另有打算，不让他与单于正面接战，卫青又假公济私，把立功的机会留给了自己的亲信将领公孙敖，调李广出东道。李广得知自己受了排挤，不肯屈服，“固自辞于大将军”。后来由于迷路而耽误了进军的日期，卫青乘机对他施加压力。李广仍不屈服，索性以拔刀自刎来表示抗议。李广的一生非常顽强。他一次次遭受挫折、失败，而又一次次倔强地站起来，精神抖擞地投入新的战斗。他只知道进，不知道退。这与老于世故的秦将王翦和能伸能屈的淮阴侯韩信都不相同，确为李广所特有的品格。李广的形象塑造得如此成功，与生动地把握特殊是分不开的。
二是用对比手法把人物写活。本传涉及的人物较多，其中有一部分是作者有意用来与传主造成对比的。人物之间的对比，可以从各个不同的侧面烘托主人公的形象，使富于立体感。本传的对比手法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先是与匈奴射雕者对比。传中所写的三名匈奴射雕者箭法特别高强，曾一气射杀汉军数十骑。但李广一出马，立即把其中两名射死，一名活捉。像李广这样的神箭手，非射雕者不足以跟他对比，而且只有让他战胜射雕者，才能使他们神箭手的形象高高耸立起来。
次与程不识对比。程不识与李广的地位、人品有相同之处：都当过边郡太守，又同时调任宫廷卫尉，都正直廉洁，为一时名将，但两人的治军方法完全不同。程不识“正部曲行伍营陈，击刁斗。士吏治军簿至明，军不得休息”。李广则“无部伍行陈，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文书省约，不击刁斗”。对于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治军方法，后人有不少评论，而以王夫之的见解最为可取。他说：“不识之正行伍，击刁斗，治军簿，守兵之将也。广之简易，人人自便，攻兵之将也。”“太史公之右广而左不识，为汉之出塞击匈奴言也。”(《读通鉴论》卷一)这是说，程不识是防守型的，李广是进攻型的；而在对付匈奴骑兵的战争中，进攻型比防守型更为有效。可见，李广的治军作风是在与匈奴的长期作战过程中逐渐优选出来的。与程不识对比，说明李广能够活用兵法，既得到士卒拥护，又使敌人敬畏，因此更显得才气无双。
再与李蔡对比。司马迁一开始就写他与李广同为郎官，事汉文帝，接着就按下李蔡不提，单叙李广的事迹。一方面把李广的智勇、才气、功劳和威重写足，另一方面又把他迭遭不幸的情况罗列出来。这时又第二次插入李蔡事迹，并同样从两方面去写：一方面写他才气较差，“为人在下中，名声出广下甚远”。另一方面又写他仕途十分顺利，景帝时官至二千石，武帝时“有功，中率，封乐安侯”，“代公孙弘为丞相”。这就构成了强烈的对比，显示出李广所受的待遇是多么不公平！ 司马迁虽然不便直斥汉武帝赏罚不明，但字里行间已经包含了这一层意思。《史记》中第三次提到李蔡是这样的：“广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园壖地，当下吏治，蔡亦自杀，不对狱。”这段话初看似乎与李广无关，而实际上很有联系。李广自杀，蔡亦自杀；李广“不能复对刀笔之吏”，李蔡则“不对狱”。这两个从兄弟一生的穷达虽然不同，而结局是一样的。司马迁故意把这段话与李广几个儿子的不幸遭遇写在一起，暗示读者：在汉武帝好恶无常、酷吏横行的政治环境里，李广即使封侯，结局也未必好。这就为李广形象的悲剧色彩抹上了更浓重的一笔。由于怀才不遇、功高被黜，是封建社会里的普通现象，因此司马迁运用对比手法把这一现象集中起来，对加强李广形象的典型性和感染力是十分有意义的。
此外，从选材上说，这篇传记虽然写了李广的一生，但主要的是剪取和描写李广性格的横断面和与此相联系的生活的横断面。文中所截取的生活的横断面如擒敌、射虎、苦战、自讼等，都能因小见大，由一点而见全貌，从而揭示出李广性格的脉络。从记叙方法上说，基本上按时间先后次序来写，但其中穿插的几段都很见匠心。例如“广廉，得赏赐辄分其麾下”一段议论，约一百七十字，主要写李广的廉洁、善射、仁爱士卒。司马迁把它穿插在元狩二年李广率四千骑与匈奴发生的一场恶战之前，显得很恰当。这场恶战，李广全军濒临绝境而不被打垮，不能不说是奇迹。出现这种奇迹，与李广的廉洁自持和善于拊循士卒是分不开的。两段文字一先一后，正好彼此映衬，相得益彰。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司马迁已经找到了一把通过特殊、个别来体现一般的正确的钥匙。他用这把钥匙在我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打开了传记文学的大门。他还懂得如何处理传主与周围人物的关系，把李广置于同时代一系列将领的对比之中，从不同侧面把李广的形象写活了。此外，在选材和剪裁方面都具有一定的特色。综合运用这些艺术手段，终于成功地完成了李广形象的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