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后抗日根据地进入最困难时期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从1940年冬开始因日军调整军事进攻重点逐步进入困难时期，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一年是抗日根据地最为困难的时期。
困难局面的出现首先是由于日军自1942年初接连不断的大规模“扫荡”作战，使根据地在军事斗争中面临极端严峻的局势。“在四一、四二两年内，敌人实施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一次比一次毒辣，特别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人更提出了‘完成大东亚兵站基地建立华北参战体制’的方针，所以在四二年的第四第五两次治强运动中，斗争特别尖锐”^[1]。日军在1942年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发动的千人以上的“扫荡”作战达77次，其中万人至五万人的“扫荡”作战达15次^[2]。在此期间，日军为了封锁、阻隔八路军，在多处制造“无人区”。如沿长城线制造了一片长数百公里宽4—40公里的带状无人区，构筑了割断壕245公里，其他封锁线工事74公里，动用作业人员达195万人次。并以武力强迫居民搬迁^[3]。在“扫荡”作战中，日军增加了在抗日根据地内的据点并增修了公路网。如在晋察冀边区，1941年春日军只有八百多个据点，但至1942年6月已增至1460个，平均每县有15个以上据点，并在据点周围与公路、铁路两旁兴建了多至七层的封锁沟与墙^[4]。由于日军点线的增加，“扫荡”作战更为频繁，使抗日根据地面积显著缩减。在晋察冀边区，冀东、冀中两块平原根据地变成了游击区，北岳、平西、平北三块根据地大大缩小。在晋冀鲁豫边区，冀南根据地许多县、区抗日政府解体，中共基层组织垮掉一半，冀鲁豫区只留下像孤岛一样互不相属的几片不大的根据地，维系着周围的游击根据地和游击区，太行区的面积从1940年的十万平方里下降至八万多平方里，太岳区虽总面积没有减少，但全区无一完整的县。山东抗日根据地则缩小了三分之一^[5]。
而灾荒使面临日军残酷进攻的敌后抗日根据地雪上加霜。1940年秋后开始侵袭华北的水灾、旱灾、虫灾一直延续到1942年，在太行等根据地更是延续到1943年。不少地方旱情连续数月，庄稼颗粒无收。灾情严重的冀南一带，老百姓普遍以糠菜树叶为食，除松柏以外，所有树上的叶子、树皮全被采光^[6]。日军的“扫荡”、烧杀抢掠和“三光”政策进一步加剧了灾荒的祸害，使原本物资就极为匮乏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军民的基本生存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残酷的军事斗争和严重的灾荒也使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日趋困难，军用器材和弹药倍感缺乏，有些部队，每人平均只发几发子弹。在这最为困难的时期，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人口缩减至5000万以下，八路军减员至30万^[7]。
面对严重困难的局面，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战胜困难坚持抗战的具体方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中共中央于1941年12月17日发出《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指出“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无疑的对于我国抗战是有利的”,但日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仍旧是可能的，而对根据地财富之掠夺，对根据地经济之封锁亦必更强化与残酷”。因此，“应当说明太平洋战争后的有利形势，说明胜利前途更加接近，以克服右的悲观失望的情绪，以坚定胜利信心；同时说明敌后抗战仍旧是长期的，艰难的，残酷的，以避免懈怠心理的可能产生”。基于对局势的这一估计，中共中央提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的方针应当仍旧是长期坚持游击战争，准备将来的反攻”。而具体的军事方针是：“假如敌进行扫荡，应坚决反抗之，如不扫荡，则除进行必要的游击战争外，应利用时间，休养兵力，恢复元气”。中共中央号召在敌后艰难困苦条件英勇斗争的抗日军民，“咬紧牙关，渡过今后两年最困难的斗争”^[8]。12月28日，中共中央与中央军委又就1942年的中心任务向八路军和新四军发出指示，指出“中心任务在于积蓄力量，恢复元气，巩固内部，巩固党政军民”,要坚决执行中央指示，“精兵简政，发展经济，发展民运，发展敌占区工作，发展对敌伪的政治攻势”^[9]。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最困难的时期，中国共产党还提出了开展大生产运动，实行精兵简政等许多重要措施，为根据地军民战胜困难坚持抗战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