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回苏杭甬路权的斗争

当各地收回矿权运动方兴未艾之时，全国收回路权的斗争也迅速高涨起来。如苏杭甬铁路废约自办，滇越铁路、广九铁路争议废约，津镇铁路速筹还款，粤汉铁路和川汉铁路坚持商办原则，京汉铁路又议价收买，等等。其中江、浙两省人民要求废除苏杭甬路借款合同的斗争，是一次激烈的争路浪潮，四川保路运动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爆发的。
甲午战后，江、浙两省变成英国的势力范围，这里的铁路干线都被英国所控制。1898年盛宣怀与英国银公司签订代筑苏杭甬铁路草约，英公司并未照规定期限勘测路线。到1903年，盛向英公司催促过一次，并声明如六个月之内再不勘路估价，过去所议即作罢论。至1905年，已超过六年，英方仍毫无动作，亦未签正约，照理草约早成废纸。在商办铁路高潮中，浙江绅商1905年7月24日集会于上海，议决组织“浙江铁路公司”,公举道台衔前署两淮盐运使汤寿潜和在籍候补京堂、南浔富商刘锦藻为正副总理，奏请自办全浙铁路。汤寿潜(1857—1916),学名震，字蛰仙，浙江山阴人，1892年中进士，早年鼓吹改良主义，著有《危言》行世，曾署两淮盐运使。辞官后，投资近代工商企业，专力鼓吹实业救国。他担任浙江铁路公司总理后，立即筹备集股筑路。当年，经清政府核准后，浙江铁路公司决定先筑苏杭段。这时英方闻讯，由驻华公使萨道义急忙照会外务部，凭已经无效的草合同，要求商订正约，企图借款夺路。这当然引起浙省绅民的同声反对，作为浙江铁路公司总理的汤寿潜就自然成为这一斗争的领导人。清廷责令盛宣怀与英方赶紧磋商撤废旧约事宜。但盛宣怀推诿延宕，同时又布置障碍，从中阻挠。当年11月全浙绅商控诉盛宣怀“视废议如割肉”,提出盛宣怀如收不回草约，当重治其罪^[1]。为抗拒英国夺路，浙江绅民一面继续抗争，一面加紧集股，即时开工筑路，先修杭州至嘉兴段。
与此同时，江苏绅商于1905年11月集会讨论筹建全省铁路。次年5月组成江苏铁路公司，公举苏南巨绅王清穆为总理，张謇为协理，并决定先修沪嘉线与浙公司的杭嘉线相衔接。这时，英国新任驻华公使朱尔典，接连向清廷施加压力，妄图迫使清廷收回商办成命，停止苏浙路工。清政府害怕影响东南漕运，不敢遽然答应，遂电令外务部右侍郎汪大燮与英“磋磨”两全之策。汪大燮把借款与筑路“分为两事”:筑路的事，不列入合同，算是“中国自办”。但向英国借款一百五十万镑，存入邮传部，再由邮传部转拨给苏浙两公司，并由两公司负担各项折扣利息。同时筑路仍选用英总工程师并由英方代购器材。英方欢迎汪大燮的方案，于1907年10月，双方定议。清政府于10月20日谕令江、浙两路公司接受这种拨款，“以昭大信，而全邦交”^[2]。清政府这种自欺欺人的办法，把两省的爱国者更加刺激起来。江浙两省留日学生首先起来反对，绅、商、学各界纷纷集会演说，斥责清政府：“宁令国人死，勿触外人怒”^[3],“拂舆情，玷国体”。人们大声疾呼：“路权之去不去，吾浙之亡不亡，其权不在外部，不在政府，亦不在外人，在吾国民。”^[4]各地相继成立拒款会。浙江全省“国民拒款会”,拟“联合全省国民公禀大吏，将主持借款之京官汪大燮、吴士鉴、章梫、许宝衡四人削去浙籍，永不认为浙江人”^[5]。
同时，浙路业务学校学生邬钢因抗议清政府接受英国借款，绝食呕血而死。其绝命书悲痛地说：“款成而路去，浙江片土，已为国贼断送……此身将与浙路同尽。呜呼！吾身即死，吾心不死，吾愿吾浙人勉为其后，倘此事得有挽回，则鄙人虽死犹生。”^[6]这件事轰动了两省，杭州铁路学堂、浙江高等学堂和上海高等学堂师生纷纷集会，电请清政府拒款。接着，浙路副工程师汤绪也绝食殉路。各地集会追悼邬、汤两烈士，群情激愤，风潮更加扩大。北京、湖南、直隶、福建等地学生都表示要以实际行动来支援江浙保路斗争。
江、浙两省铁路股东公推代表团入京请愿，抱定“遵旨商办，不认借款”的八字宗旨。与此同时，江、浙人士连续举行筹款筑路的集会，每次都有千百人参加，纷纷认款，形成群众性的爱国热潮。两省各妇女学堂及团体，如家政会、天足会等联合成立“女国民拒款公会”,也参加了斗争，发布公启说：“可恨！可恨！这个英国银公司居然看得我们铁路生意好，又眼热起来了。……该英国人想了一个法子，叫做借款，那晓得英国人的款比砒霜还毒，向来英国人灭人家的国度，都是从借款起的……所以我们国民已经起了一个拒款公会，一定不承认借款的事！一定要请皇帝收回成命！一定要把这个卖国贼明正典刑。”^[7]表现了妇女界高度的爱国热情。11月9日，江苏铁路协会在上海张园召开大会，到会两千余人。李平书为主席。马相伯讲演说：“国民对于此问题非争路也，争人权也。人家卖奴婢亦当问其愿否，今不问我江浙人而卖江浙人身家性命所关之路，直卖鸡狗耳。”^[8]闻者无不落泪。同时，浙江各学堂学生不仅积极展开宣传，而且认购路股共达二十六万元。苏州、杭州等地挑夫、轿夫、小贩也踊跃认股。上海、杭州、嘉兴、松江、苏州等地商会、同乡会相继召开集股大会。浙江旅沪同乡会于11月10日在西门外浙绍公所召开集股大会，到会绅商有张元济、周金箴、何阆仙、杨信之等。周金箴为议长。会上，杭州拒款会代表何阆仙曾提出“如强迫借债，则不纳练兵费及各项杂税”,并举行“同盟罢工”。张元济反对罢工的主张，他说应“力请朝廷收回成命”^[9]。绅商当场认股二千二百余万元。浙江各地股东一致通电表示：“路之存亡，即浙之存亡，亦国之存亡！”“宁死不借外债”^[10]。13日，江苏铁路公司股东在上海愚园开特别大会，会上共认股一千三百余万元，并一致推举王文韶、许鼎霖为代表入京，要求不借款。又推举杨廷栋、雷奋为随员。此后，王文韶向清政府报告江浙人民集股的情形说：不到一个月，“苏得一千五百余万，浙得两千七百余万，较之部议借款，数且逾倍。佣贩妇竖，苦力贱役，亦皆激于公愤，节衣缩食，争先认购”,“民气之感奋，实所仅见”^[11]。
两省的争路拒款斗争，得到各省商办铁路公司、海外华侨和留学生的声援。革命党人也曾试图对运动加以领导。1907年11月3日，章炳麟、陶成章等在东京锦辉馆召开苏杭甬路事研究会，到会者除浙江籍人士外，还有江苏及其他各省人士，共八百余人。章炳麟演讲说：目前苏杭甬路事非口舌舆论所能挽回，只有派代表回国鼓动人民摆脱立宪派绅士的控制，举行全体罢市，“罢市以后，要占据电报局，打破抚台衙门”,宣布“江浙两省，同时自主”^[12]。11月17日，由留日学生组织的豫晋秦陇路矿协会发起召开留学生大会，锦辉馆内外聚集四千余人。章炳麟再次提出罢工罢市。还有人主张“欲救中国之路矿皆不亡，非组织暗杀不可”^[13]。但与会大多数人不主张采取非常手段，而主张组织拒款会，支援江浙拒款，以便将来“组织全国共同拒款会”^[14]。接着，浙江全省于25日召开国民拒款大会，同盟会总部寄来两千份宣传品，由同盟会浙江分会副会长顾乃斌在会场散发，提出了“不完粮，不纳税，谋江浙独立”的口号。可是，会场全为立宪派绅商所控制，所以罢市暴动的倡议没有被接受。
尽管立宪派绅商极力主张“文明争路”,把自己的行动限于函电请求，据法争辩，但是中下层人民的行动越来越激烈，“商贾则议停贸易，佣役则相约辞工，杭城铺户且有停缴捐款之议，商市动摇，人心震骇”^[15]。正在这时候，江浙两省饥民抢米风潮迭起，会党乘机活动，一时城乡情况都相当紧张。两江总督端方赶紧向清廷奏报说，“两省人心嚣然不靖，苏、松、嘉、湖枭匪方炽，设若附合，深为可虑。上海宁波帮人最多，工商劳役皆有，向称强悍，屡有路事决裂、全体罢工之谣”^[16]。这些，都是清廷发布谕令后两个月内的事。运动再向前发展就有可能发生暴动了。
历史的发展证明，广大人民从反对帝国主义掠夺路权，发展到反对清政府卖路，最后起而推翻这个“洋人的朝廷”,这是收回利权运动发展的必然趋势。同盟会的一些领导人不满意于合法斗争形式，在斗争中及时地提出了罢工、罢市、不纳税以至“谋江浙独立”等口号，反映了中下层群众的动向，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可是，他们没有认识到中下层群众在斗争中的作用，更不善于在总的革命进程中利用合法的斗争形式发动和组织群众，不断提高群众对帝国主义和清政府的认识，而在由绅商控制的群众大会上，仅仅一般地号召群众暴动，这样不仅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使他们自己陷于孤立的境地。
到1908年3月，由于一部分绅商代表怕重演“庚子之乱”的怯懦心理，承认了在一定条件下的部拨借款^[17],并由邮传部奏定了一项“章程”,作为存借清还的依据。但是，按“章程”第一批“部拨存款”领到后，两省公司相约，存入银行，不用分文，准备随时缴还；同时不让英总工程师过问路事。这样，英国就不肯如期交付借款，邮传部也无法如期拨款。“章程”规定：到期不拨或拨付不全，“章程”就作废。于是两公司于1909年上半年向邮传部提出退款废约，邮传部只能搪塞支吾，不加理会。1910年8月17日，清廷令盛宣怀回邮传部右侍郎本任^[18],这是准备对外借债和官夺商路的危险信号。汤寿潜于22日致电军机处直斥盛为浙路风潮的“罪魁祸首”,要求把盛“调离路事，以谢天下”^[19]。这一下激怒了甘心与民为敌的清廷当权派，汤寿潜立即遭到“革职”的处分。
汤寿潜被革消息，又一次把浙省人民激荡起来。杭州“茶寮酒肆，以及衢巷之间，所谈者无非路事，有三两成群切切私语者，有对众扬言大声疾呼者”^[20]。宁波“有数万人齐拥至道署，要求电禀抚宪，代奏留汤，保全商办”。“声言若不收回成命，必暴动云”^[21]。这是小股东和下层群众的情绪。大股东们怕“汤去路危”,又怕人民闹起来，“后患不堪设想”。他们要求资政院按照商律和公司律任免总理的规定向邮传部力争。交涉半年，邮传部不予理睬。1911年2月18日，苏路公司突然呈报邮传部称：“存款章程，久失时效”,即行作废；“所雇英总工程司，亦尽月内辞退”;同时声明因邮传部强迫借款影响集股，以致停工待料，使公司蒙受损失，以前所领部拨存款，“作为赔偿苏路损害之费”^[22],不再退还。七天后，浙路公司也以同样决定报部，清政府万没料到两路公司会来“先斩后奏”的一著，同时英公使朱尔典，又亲到外务部抗议威胁，声称“不能再事容忍”^[23]。清廷官员一时非常狼狈。最后，还是盛宣怀与英方协议，将苏杭甬路借款移作开(封)徐(州)路借款，才使持续六七年之久的苏杭甬路权风潮平息下去。这场斗争赢得了维持商办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