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康，雅克

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1901年4月13日生于巴黎，早年在巴黎大学医学院研习医学及精神病学，1932年以关于“偏执性精神病及其与人格的关系”的论文获医学博士学位时，其学术兴趣已确立于精神分析领域，同时研究现象学与黑格尔辩证法，并关心超现实主义者的写作活动。在通常被提到的几个年份上，集中了他作为当代最重要的精神分析学家生涯中的主要事件：1936年，任巴黎精神病院医师，在第14届国际精神分析学大会上首次提交关于“对镜阶段”的论文但未获宣读；1953年，与同仁脱离“巴黎精神分析协会”另组“法国精神分析协会”，在罗马精神分析学大会上提交关于“言语和语言在精神分析中的功能与范围”的报告，被认为是法国“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的“宣言”，同年任巴黎圣安娜医院教授并在此向公众开放其精神分析讨论班；1963年，被“国际精神分析协会”责令“法国协会”除去精神分析导师资格后，任巴黎高等实验研究学院高级讲师，将讨论班移至巴黎高等师范学院，自立门户，次年定名为“巴黎弗洛伊德学派”；1980年，关闭讨论班，解散学派，后又宣布重立“弗洛伊德事业学派”。
拉康把精神分析引入当时正在兴起的结构主义认识活动，从而导致了某些超出这种活动本身的、带有关键性的理论后果，对从60年代以来的“后现代”思想进程保持了长久的影响力。
精神分析在当代的重要文化地位归功于拉康。他把精神分析理解为处理分析主体与其话语中“真实”间关系的实践和关于这一关系的理论。为此，有两个基本目标贯穿于他的全部著述（它们主要包括1966年出版的《文集》和1973年后陆续整理问世的讨论班讲稿）：一是反对当时以美国新弗洛伊德主义者为中心的精神分析主流对行为主义与“自我”心理学的依赖，它以“治疗”和适应社会为目标的职业化、技术化与操纵化，代之以弗洛伊德工作中更具思辨性和批判力的方向，即对那个“真实”的要求；二是建立一套反心理主义的、话语研究的精神分析概念体系，他认为正是弗洛伊德最初对癔病的研究和对精神分析作为“言谈疗法”的经验可以应和这一当代思想的普遍要求。于是他把这两方面统一在“重归弗洛伊德”的口号之下，也统一在作为其理论“胚型”的“对镜阶段”概念中。
当然，尤其是为了实现后一目标，仅仅求助于弗洛伊德是不够的。在《照镜期》（1949年发表的第二个文本）中，关于主体形成阶段的经典理论受到了质疑，并且至少有四种话语被重叠在一起：发生学的，包括对心理学和生态学材料的援引；辩证法的；（弗洛伊德关于无意识主体的）地形学（topographie）的，它后来被“改写”成关于主体所隶属的欲望的拓扑学（topologie）；以及一种涉及在普遍意义上重建主体功能的“语言”或“文化”的新语汇，它来自刚刚被引入普遍认识活动的结构语言学和作为这种引入的最初成果的结构人类学。事实上，正如拉康教会我们把弗洛伊德———关于童年、家庭和起源———的整套神话模式·作·为·神·话（在这个词的叙事学意义上）去阅读，作为功能隐喻的对镜阶段比它是否真在婴儿期出现重要得多。愈到后来，拉康愈倾向于把对镜阶段阐释为排除了发生学时间性的结构，即只有在语言学程序中才能表述的“想像界（l’imaginaire）”概念。他看到，通过运用语言学程序，精神分析学家可以（甚至比弗洛伊德）更自觉地从作为精神分析·中真正社会条件的语言这个中介L397上，解决内在于一切精神分析的难题，即在私有经验和真正社会性的东西之间谋求联系；而通过（像索绪尔那样）持续运用这一程序所依赖的二元对立模式，就可以在一切层面上把后者从前者那里区分出来，从而挽救主流精神分析所造成的混淆局面。简言之，拉康按照结构主义原则重新确立了精神分析中语言的重要性。
首先，可以在精神分析活动中区分出患者的“需要”和藉以传达这种需要的“要求”。这实际上相当于把使用语言的个人与语言本身区分开来，假定存在一个独立的语言层面，进而可以在精神分析情境的处置策略上区分小写的“他人（l’autre）”和大写的“他者（l’Autre）”：这个可以“帮助我们促成话语中真实之诞生”的另一主体绝不是分析者———指望任何“他人”成为真实的担保，正是精神分析必须粉碎的“移情”幻景———而是使患者与分析者言语作用成为可能的“交流场”，即作为绝对主体间性的语言。与两个“他”的区分相对应，拉康沿用了邦弗尼斯特在作为语言活动真正·主·体（主格）的“我（je）”和作为言语中心理学客体（宾格）的“我（moi，自我）”之间所作的区分，认为前者永远不可能在后者中被充分说出，而只能在其中误认自己，正如那个尚无法协调自身躯体而只能在互无关联的各性感区中意识其存在的婴儿，在虚幻、歪曲的镜像中认同了（“僭取”了）“自我”的身份同一性；这个镜像，这个作为类似物的“他人”（另一自我），这个作为心理学客体的“自我”（人世间的一切“客体”在这个意义上都成为“我”的镜像），后来被拉康以最普遍的代数学方式标记为“（小写的）客体a”：“它揭示了人类欲望客体的恋物癖性质……譬如莫里哀剧中的吝啬鬼与他的钱匣子的关系”。针对主流精神分析根据弗洛伊德神话模式之一，即从自恋阶段到客体选择（“对象化”）阶段的“力比多发展”假设而衍生的一套以“客体关系”作为自我实现方式的精神分析“正常化”理论，拉康在提出“对镜阶段”以来，就致力于揭露自恋（narcissisme，其词源学意义应该是“”）与客体关系（对象化、及其“侵略性”）之间的妄想狂式的一致性，整个关于个人“自由”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它被证明是其他一切意识形态的避难所）都建立在这种侵略性之上。于是，在拉康对对镜阶段这一前社会形态的研究中，在他借助这一概念所展开的精神分析内部论战中，我们看到一种明确的政治后果。这并非因为自我与“他人”的关系暗示了诸如社会环境作用之类的老问题，而是因为拉康指出了这种关系（一切“主”客体二元对立）所包含的虚假意识：阿尔都塞正是在镜像复制意义上揭示了生产关系再生产（reproduction，复制）过程中的意识形态功能，这成为L·镜·恋拉康与马克思主义文化的一次有效的结合。在更广泛的政治学意义上，拉康预期这一概念“可使我们与嫡出于‘我思’的整个哲学相对立”；主体，在这个———从柏拉图到现象学的———“整个哲学”中，始终在感知意识系统中被构想，从而与想像界“自我”不可救药地混为一谈了。因而最终须要把自我与“他人”的想像界认同和主体与“他者”的“符号界（lesymbolique）”认同相区分。
按照（经科热夫阐释的）黑格尔主奴辩证法，即人的欲望只有通过他人的欲望和工作才能满足，拉康思考着主体与他人更为本真的关系，那就必须超出虚假的直接性，而以与“他者”的符号界关系为基础。“他者”这一说法暗示了主体在语言秩序中形成的同时所呈现的异化与分裂：在其生物性实存与意义（意指）活动之间，在需要的具体性和要求的绝对性之间，言语无穷地延伸了主体通向意义的道路，这便是·欲·望的真谛，即超出一切要求可能性之外的符号表述的永恒作用———“全体能指的功能”。在精神分析活动中，只有供俄狄浦斯主体聊以隐喻那个“真实”的“发律司（phallus，原意为阳具象征）”，能以其意指自身欠缺（“被剥夺”）的方式，即显示绝对差异对立关系的零符号（无“所指”而无所不指）的方式，承担这个功能。在欲望、发律司和能指间建立的这个恒等式，首先体现为拉康对精神分析理论方面的贡献，它使这个理论的基石———弗洛伊德关于俄狄浦斯情结的神话模式———在符号界关系中得到改写：孩子幻想与“母亲”同一，然而真正的同体性既已失去，这种同一便早已预先在符号界异化与分裂的网络中成为“自我”与“他人”的镜恋关系，一经“要求”（对·爱的要求）便使符号界关系“呼”之而出，与“他人”的认同成为与“他者”———“母亲的欲望（发律司）”这个能指的认同，而在这一关系中惟有“父亲”才真正“是/有”“母亲的欲望（发律司）”，他迫使孩子完成与这个作为真正符号界“他者”的“父亲的欲望（发律司）”（这个兼有“父范”、“父法”、“父名”的全体能指功能，而“把一切欲望收集于自身的威严之物”）的重新认同或对自身的“阉割”。应该看到，除了逻辑地描述一个主体真正社会化的过程，除了隐喻地呈现一个在“他者”中存立而越出其主观性范围的主体结构，上述家庭关系神话中所可能具有的发生学、泛性主义和男性中心论特点已被拉康以符号界名义（受到关于亲属关系的结构人类学思考的启示）所清除；同时，“能指”的说法又在言语“掏空存在使之成为欲望”的意义上阐释了“阉割”作为欲望符号化、人性化过程代名词的人类学真实性；而不同于·生父的符号界“父亲”在拉康关于欲望的拓扑学图形中占有一个死者的位置，这也使我们充分理解了弗洛伊德对弑父神话的重视：哈姆雷特悲剧便以这种符号界宿命论的方式，被拉康阐释为一部关于阉割的悲剧，即与“死者之位”的相约。
然而语言学材料并非简单用来代替力比多材料，而是在后者中敞开了一个新的知识状态。对欲望悲剧所体现的现代社会压抑机制（以企图泯灭想像界为代价而换来的符号界过度发展）的真正强调，帮助我们从经典结构主义对语言第一性的欢呼中区别出拉康的位置。事实上，如果我们保持对拉康的正确理解，那么被视为结构语言学不二法门的二元对立模式本身，作为对它所描述的“经验”系统的“深层”复制，恰恰是想像界最终的避难所；而精神分析经验永远在证明，要从符号界秩序中清除想像界成分是不可能的（这已集中表现在“发律司”隐喻中），二者的关系确定了社会文化与个体文化———后者构成了每一主体不可重复性的基础———之间的纽带。拉康理论贡献更重要的方面，在于他把欲望概念置于符号界关系的中心，借助其突破共时性秩序而在时间中发挥作用的辩证法力量和由精神分析所揭示的关于话语中主体状况的独特经验，将整个结构主义思考带出了其疆界之外。欲望概念，在被剥夺的发律司—全体能指的意义上，恰恰重合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经验的中心：意识与主体结构中意义（所指）的不在场，无意识，即主体“实在界”的丧失，“我思于我所不·在，故我·在于我所不思”（弗洛伊德）。正是与这个“非在场的存在”的关系，才使拉康式主体隶属于一场受到复杂的无意识构成及其置换作用所支配的能指运动。实在界的引入，通过揭示想像界与符号界之间的内在变异而消解了其中一系列二元对立秩序：惟有这个主体结构中真正的“所失”和不可能性，存在中心的“空洞”，才能构成欲望的动力和渊薮；它为欲望之链提供不断增缀的“客体”，聊以补给“全体能指”的欠缺；以致隶属于这个能指过程的主体结构在想像界与符号界的纠葛和其间不可消除的“误认”中被确立为一个“无知”的结构，即“无意识是·作·为（comme）语言被构成的”。该命题（从逻辑上看）显然无法通过对向来为结构论者所认可的“语言结构具有无意识性质”的换位而取得，它实际上完全消除了无意识与语言（以致意识）的区分，并使以往关于无意识的种种唯心主义哲学解释（作为绵延、自欺意识或原型，等等）成为多余。拉康相信只有通过这个命题才能保证他对弗洛伊德经验的最大程度的忠实，而后者对无意识“构成”中凝缩和移置作用的强调，也使拉康有效地避开了对共时性语言分析体系的全盘照搬，而是在雅各布森从对能指关系的病理学经验出发所开辟的风格符号学领域中寻求对无意识—语言规则的描述。于是索绪尔的符号公式sé（所指）sa（能指）被改写成S（能指）s（所指），其中的横杠代表“压抑”，所指作为被置换掉的东西总是不在场的，它只能被“全体能指”（大写的S）所意指；凝缩即隐喻，被压抑的所指在症状性的能指中获得表征；移置即换喻，是欲望在能指链上不断地被置换和推延。也许这不过是所谓“在我们身上无底可言，只有无尽的表面”（圣伯夫）这一怀疑主义经验的代数学形式，然而，它通过在符号学基本公式的改写中强调“能指的优先性”而破坏了依然作为结构主义操作基础的意义同一性，使我们能够为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这一向来暧昧不清的转折确立一个参照点。这篇讨论“无意识中文字机制”的文章写于1957年，较之德里达基本著作的发表早十年。我们更无需调解德里达针对“《被窃信件》讨论班”（1955）所提出的批评（1975），因为这场由芭芭拉·约翰逊（1977）和罗伯特·康·戴维斯（1983）所延续的能指过程，正如坡的小说中失落的信件（letter，文字）一样，它的移置以一种真正强迫症的力量施加在不同时刻占据不同场景的主体身上，决定了他们的“行为、命运、取舍、盲目性、终结与下场”。“用话语探讨语言，用本文探讨写作，本文间性”（利奥塔）在漂浮的能指链上表述着一个尼采式“永劫回复”的故事。这一过程确乎已使拉康成为一整套解构话语的奠基人。
作为主体的拉康，正如他所分析的一切主体，消解成言语的碎片：他不停地说，说，……但并没有确指任何东西。据说就是在这种神经症特点的能指过程中，后现代写作找到了它的美学基础，即所谓“享乐的本文”或“嬉戏”。拉康是为这种写作创造“元语言”的大师，他———通过在欲望与能指间建立的恒等式———所提供的精神分析与符号学之间的转译体系，构成了整个“后现代话语”的隐秘核心：“恢复能指的功效”，意味着以一种真正的丧失感去扰乱主体历史的、文化的和心理的假定、趣味的一致性、价值和记忆，使主体在与语言之间充满危机、更为敏感的关系中最大程度地获得构成其欲望核心的能指功效，以求得解放的途径。正是以此为宗旨，拉康的讨论班实践把治疗与分析者的培训、本文的体验与知识的探索、彻底的激进主义与不可避免的悲剧性融为一体，它以公共的性质消除了精神分析的隐秘性，以主体间性消除了分析者与患者的区别，以本文间性消除了“内行”与“外行”的界限，无意识作为语言，便在这种普遍的对话或“他者的话语”中得以“真实”地呈现。毫无疑问，通过向“他者”的众多领域开放，拉康已经在一切当代文本中充分改变了弗洛伊德以来精神分析的经典主题，使之以自身的话语独特性为“后启蒙”时代的文化提供了一个可资参考的构架：作为症状和作为对症状的诊断，拉康精神分析与这个世界之间保持着一种最生动的解释学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