戡乱总动员令颁布

1947年6月，国民党政府发动的全国内战已经打了一年。其军事、政治、经济形势都日趋恶化。军事上，国民党的全面进攻和对陕鲁的重点进攻均遭挫败。虽然攻占了一些城镇和交通线，但兵力损失达112万人，总兵力由发动战争之初的430万下降为373万，其中正规军由200万降为150万。能用于第一线的机动兵力更为减少，战线过长和兵力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对此蒋介石也看得十分清楚。他说：“我们的兵力都被分散，我们的军队都成呆兵，而匪军却时时可以集中兵力，采取主动，在我方正面积极活动。将我们各个击破，”①军事上的失败导致失败主义情绪蔓延。蒋介石说：中央党部的“许多同志，都丧失了革命信心”;高级将领“革命精神丧失殆尽”,“国军的品格精神学术一天颓似一天，军队组织等于崩解。”②对于蒋介石军队士气不振的情况，美国方面也有所了解。1947年3月12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国最近局势之简述》中，有关于蒋军一些高级军官对内战无兴趣的材料。报告中说：“甚至政府高级军官亦对我表示，当敌人为日本时，尚有作战到底之理由，而当敌人也为中国人时，对作战似无多大兴趣。此中士气之缺乏，似在军队中普遍反映。盖此军队，对为何内战一点，并未了解，且在某些事例中，已为中共放下武器之呼吁所感动。”③
国民党在政治、经济上也陷入了危机。在政治上，国民党集团继1946年11月召开国民大会之后，又于1947年3、4月间，搞了所谓“改组政府”,结束“训政”,实行“宪政”“还政于民”的一套把戏。但是全国人民把这次“改组”,看做是“新筹安会”一样的伎俩。由于坚持独裁内战政策，国民党在政治上更加孤立。连蒋介石本人也不得不承认：“党的信誉一落千丈，处处被人讥评，蒙受重大耻辱”。 “整个社会差不多都笼罩在‘反内战、反征兵’的空气里面”,把“国军的神圣事业”,“反而看成不正当行为。”④在经济上，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生产停滞，经济秩序紊乱，人民生活痛苦不堪，各地民变运动迅速发展，抢米形成风潮。
蒋介石说： 目前形势的危险，实在是本党五十年革命历史所未有。
美国政府对国民政府的全面危机，十分关切。1947年6月18日，司徒雷登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说：“实则中共之显著成功，多由于国民党之无能与腐败，以人民对政府丧失信心。关于此信心之丧失，近有速率日增之势。政府方面，倘有真力弥满之政治家，出而领导，更佐以精神改革之明证，当能恢复对于智识阶级及一般大众之掌握。此点殆无可疑。”⑤司徒雷登又说：“在知识分子中，由于政府以极端暴力方式对付学生；以及在一般无思考之民众中，由于生活费之加重，业已激起对政府发生不满，甚至与政府对立之情形。简言之， 自由及粮食，实为人民怨怼政府之重心。”⑥6月下旬，美国驻沈阳总领事报告说：“东北人民不但准备，抑且积极企盼政权之易乎。……吾人此处所可断言者，厥为绝大多数之东北人民，不满国民党，厌恶国民党，乃至企盼脱离其统治。”⑦
为挽救国民党集团的颓势，提高国民政府的“威信”,在混乱和沮丧的气氛中，司徒雷登向蒋介石献计献策，要蒋介石一面重开“和谈”之门，作为缓兵之计；一面采取紧急措施，以挽危局。1947年6月19日，司徒雷登当面向蒋介石建议：“委员长应慎选少数人员，成一单位助其工作，此众人员应孚众望，有担当，并通力合作，……广向人民剀切说明下述数点：因共产党拒绝最近提出之和平建议，全国人民须责令负担内战全责；宪政现正积极进行，如人民愿享宪政下之民主生活，应起而共挽国难。为达此共挽国难之目的，全国人民应不惜牺牲，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政府应尊重公民自由，采取危急局势所切需之勇敢而公正之改革。总之，政府应以各种方法获取人民之支持。否则不如要求人民许其下野。余恒深信，此等革新计划，必能打动有思考之人民，尤以学生及所谓左倾分子为然。”⑧美国政府和司徒雷登的建议中，含有促使蒋介石政权实行某种程度的民主改革的意思在内，其意图是使失尽民心的国民政府重新获取民心，以便重整旗鼓。蒋介石听完司徒雷登的建议后“谓颇具同感”。但是蒋介石的这种表示意在获得更多的美援。换言之，只要美国给美援，就表示极愿意改革内政。至于蒋介石改革的主要内容，则是如何消灭解放军和中国共产党的具体措施，也就是蒋介石所说的，寓改革于“戡乱”之中。
自1947年6月以来，国民党集团的核心人物和机构，就不断开会，研讨应付严重时局的办法，企图找到摆脱困境的一线生机。蒋介石在接受了司徒雷登的献策后，于6月下旬授意政学系和桂系的一些人，向第三方面人士试探与中共恢复“和谈”的途径。但这种试探没有成功。6月30日，国民党中常会与中政会举行联席会议，蒋介石在会上作了《当前时局之检讨与本党重要之决策》的讲话，提出了“改造本党挽救当前危机”的两项决策：一是改革党务，实行党团合并；二是“号召全国加强剿共军事”。在第二项决策中，又提出“正式颁布讨伐令”和采取“全国总动员”两种方式。会议经过讨论，决定采取第二种方式，动员全国实力以对付共军。会议的决议诬蔑中国共产党“武装叛乱，割据地方，破坏统一和平，危害国家民族”。决议还宣布“以政治方式解决之途径，已因共产党之迭次峻拒而告绝望”,今后惟有“明令剿办，戡平内乱”。⑨
此前的6月28日，国民政府最高法院，还对毛泽东下了一道“通缉令”,罪名是“意图颠覆政府，其为内乱犯”。
1947年7月4日，国民政府第六次国务会议通过了蒋介石交议的“厉行全国总动员”的提案，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号召全民，一致奋起，淬厉进行”,“从速戡平叛乱”。同一天，国民政府发布训令：
“本年7月4日，本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拯救匪区人民，保障民族生存，巩固国家统一，厉行全国总动员，以戡平共匪叛乱，扫除民主障碍，如期实施宪政，贯彻和平建国方针案，应即切实实行。”⑩
“戡乱动员令”如下：
“政府自抗战胜利以后，即积极进行复员，以期从事建设，与民苏息。虽一切措施未能尽如所期，但对于中国共产党拥兵割据，武力叛国之行动，则始终秉持政治解决之方针，不惜委曲求全，多方容忍，以求其实现。乃共产党自去年十月以来，始则拒绝政府颁布之停战令，继则拒绝参加国民大会，又复拒绝政府派员赴延安商洽和平之建议，最近复由其宣传机关对国民参政会之和平建议，断然予以拒绝。政府方力谋整编军队，而共党则胁制民众，大量扩充其叛国之武力；政府方谋复员建设，而共党则处处阻碍复员之进行，到处破坏我交通与工矿之建设；政府方励图实现民主政治，准备行宪工作，而共党则一面宣传民主，一面残害人民，……最近数月，共产党复在华北、东北对我国军发动大规模之攻势，妨碍政府对领土主权之完全接受，其必欲以武力颠覆国家，已极彰著……则政府和平建国之国策，已非以政治方式所能求得解决。……故政府决心戡乱，实出于万不得已。必须全国军民集中意志，动员全国力量，一面加紧戡乱，一面积极建设，方能扫除民主宪政之障碍，达成和平建国之目的。……举凡加强经济建设，刷新地方政治，发动人力物力，改善良政德政，保持社会安全，救恤人民疾苦，保障人民基本权利，厉行消费节约，增进农工生产，提高官兵待遇等项，……一体依法推行。……”⑪
7月5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张群向记者发表谈话，表示要“以戡乱求统一，以苦干谋复兴。”
7月6日，蒋介石发表讲话，诬蔑中国共产党“公开叛变”,要求全国人民“举国一致”,“戡平叛乱”。他还说：“吾人同时应竭尽全力，完成国家改革与进步。当吾人以兵力戡讨共产党时，全国亦当同时进行内部之改革。……改革与进步必须实现。”7月7日，蒋介石又在“七七”纪念广播讲话中，进一步强调所谓“戡乱建国”的必要，要求全国“一致奋起”,“全力戡乱”,以期“于最短期内”将共军“肃清”⑫。他同时表示：“除非实施彻底之改革，中国实不可能存乎国际社会之中。因此，凡应予实施之政治、教育、经济及社会等改革，应不待戡乱军事结束而立予开始实施。”⑬
国民党各级政府成立了“戡乱动员救国委员会”,具体负责“总动员”工作。国民党各级党部、参议会及其控制的所谓“民众团体”,纷纷发表通电、声明，表示拥护“总动员令”,并召开所谓“戡乱建国动员大会”,举行游行示威。一时间， “戡乱”之声甚嚣尘上。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撤销了政协及其秘书处，取消了所谓为中共国大代表、国府委员“保留”的名额，开除了共产党参政员。
7月18日，国民政府又公布《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18条，其中规定：“戡乱”所需之兵役、工役及其他有关人力、军粮、被服、药品、油煤、钢铁、运输、通讯器材及其他军用物资，均应积极动员。也即是说要尽力征发国民党统治区一切人力、物力、财力资源为内战服务；政府对于日用品之交易价格，各业薪俸工资及物资流通、资金运用及金融业务，均得加以限制或管理。对于粮食、燃料、纺织、冶炼及有特别需要之工厂，得由政府加以管理。简言之，就是政府要对国统区的工矿、金融和商业贸易，尽行加以垄断和管制。此外，纲要对人民的一切基本权利，如罢工、停业、游行、请愿，均严加限制，使一切逮捕、监禁和屠杀的暴行，得以借“戡乱”之名“合法”化。(14)
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还颁布了《中国国民党戡乱建国总动员方案》、《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国防军事实施办法》、《妨害兵役治罪条例》、《后方共产党处置办法》、《戡乱时期国家紧急治罪办法》、《征实征借实施办法》等一系列法令条例，以具体贯彻实施“戡乱建国”的反动决策。
随着“戡乱动员令”的发布，国民政府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人、学生和民主人士，展开了迫害和镇压。在北平、上海、杭州、广州、西安及东北各地，大批爱国民主人士以“共产党嫌疑犯”的罪名而被捕。1947年9月27日，蒋介石在南京召集各地特务头子举行秘密会议，布置对全国爱国民主人士更大的迫害。据传初步列入黑名单拟加以逮捕者约有六万人之多，仅上海一地，即预定逮捕三千人。10月一个月中，上海、杭州、北平、保定、唐山、长春、西安、广州等八个城市惨遭国民党屠杀者，有二千一百余人。到1948年3月间，国民党政府又制定了“特种刑事法庭组织条例”,组织“特种刑事法庭”,在全国大中小城市展开了血腥恐怖的大搜捕和大屠杀。这种“戡乱动员令”下的法西斯暴政，是国民党集团失败前的疯狂挣扎。
蒋介石对“戡乱动员令”和对共产党领导人下的“通缉令”是寄予希望的，认为这样一来会使军队的士气为之一振“而民心亦得一致矣”。但是，这两纸命令既没有挽回战场上的败局，也没有将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镇压下去。相反，国统区的人民从国民党的暴行中，更加看清了国民政府的法西斯实质，从而更加自觉积极地参加到反对国民党集团的斗争中去。
对国民党当局企图通过“总动员”所要达到扭转颓势，摆脱危机的预期目的，连其美国盟友也表示疑虑。美国一位军事观察家评论道：总动员令之颁布，系首次公开承认政府军事机构在对共产党作战中所处地位之急迫……就观察所得判断，足证动员令至少在四个月内，对战争未必有何结果。共军如在入秋以前，力争军事优势，政府无论采取任何办法，皆嫌不够，或已太迟。
事态的发展也确实如此。正像1947年7月14日，即在“动员令”发布不久，新华社的社评所断言的那样：“总动员救不了总崩溃”。⑮